如果我们将“家天下”时代的郡县制帝国想象成公司，那么它显然是一个巨型的家族企业，用明末大儒黄宗羲的话来说，帝王“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皇室是这个家族产业的唯一股东，皇帝为董事长，宰相则是皇帝聘请的CEO，率领一个由官僚组成的职业经理人团队替皇上打理天下。这样的权力框架，在秦汉时已经成型。
略去二世而亡的秦朝不计，汉帝国是“家天下”时代第一个将家族产业维持了百年以上的长命王朝。我们的故事也从汉代说起。
汉代：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
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帝国最具雄才大略的“董事长”刘彻去世，将庞大而危机暗伏的刘氏家业，留给八岁的幼子刘弗陵（即汉昭帝）。在快要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刘彻做了两件事：其一，杀了刘弗陵之母钩弋夫人，因为这位铁腕帝王不希望在他死后，由于“主少母壮”，出现母后临朝、败坏朝纲的局面；其二，任命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弼幼帝刘弗陵，这里显示了刘彻对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的深度不信任，担心日后若无亲贵辅佐年幼的皇帝，将会发生皇权旁落的情况。
汉武帝是一个对独裁权力具有特别嗜好的皇帝，他当然不打算跟其他人分享统治汉家天下的权力，更不打算当一名垂拱而治的“甩手掌柜”。本来汉朝在缔造之初，尚谈不上是一个绝对集权的帝国，高祖刘邦除了保留秦代的郡县制，还局部实行分封制，封国与郡县并存。封国有如母公司（帝国中央）旗下的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拥有自己的董事会以及独立的财政、行政权力；郡县则如同总公司派出的不具备独立地位的分公司。而在帝国中央，另有分权，即皇室与政府分化，皇室下面有一个小型的办事机构，叫做“六尚”，即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从其名字就可看出，“六尚”处理的只是皇帝的私人事务，只处理内廷事务；政府则由“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领衔，下设九卿、十三曹，处理全国政务。因此，我们不妨说，皇帝只是主权象征，拥有帝国的所有权，但国家政务却由宰相（CEO）执掌。宰相的权力非常大，“辅翼国家，典领百僚，协和万国”，都是宰相的职权。
皇室与政府的分化，是国家治理结构成熟化的标志。但这个分权的治理结构并不牢固，如果皇帝不甘心垂拱而治，则很容易出现所谓的君权与相权之争，换句话说，就是产权所有人与经理层之间发生或明或暗的权力争斗。这一权力争斗几乎贯穿了二千多年的“家天下”历史，并触发了帝国政制的一系列变动。本文想剖析的所谓“身边人控制”也是由此产生。
汉代的“身边人控制”在武帝时代已露端倪。
雄才大略的刘彻在当上汉帝国总公司的“董事长”之后，决心收回被子公司与CEO分走的权力，加强公司总部与董事长本人的权势。一方面，他以“推恩令”彻底瓦解了封国的实力，又派遣“部刺史”分巡天下，强化中央对群县的管控。另一方面，他创设“内朝”，任用尚书、中书、侍中、中常侍等皇帝身边的亲信、近臣（即皇室“身边人”），组成一个非正式的顾问与决策班子，架空外朝宰相之权。自此帝国中央便有了内朝、外朝之分。
法理上，外朝是帝国正式的管理队团，行使的是法定权力；内朝只是皇帝的私人班子，并无治理国家的职权，但因为内朝诸人受到皇帝宠信，得以预闻政事，因而获得了一种有实无名的、非正式的权力，我称之为“隐权力”。内朝的隐权力极大，可以与外朝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外朝之上，宰相徒具名分而已。这种现象，就是“身边人控制”。由于皇帝“身边人”的隐权力缺乏名分上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于皇帝私人的关系网络上，当然要对皇帝惟命是从。于是通过对内朝的驾驭，刘彻成功撇开外朝宰相，实现了君主独裁。
汉武帝是个魅力型领袖，驭下有术，在他治下，“身边人”尚不致带来严重的问题。刘彻肯定也设想过“身边人控制”的副作用，他去世前狠心杀了钩弋夫人，就是要防止这名新皇帝最亲近的“身边人”擅权乱政。但是，刘彻似乎更不愿意看到CEO团队借着新皇帝年少无知之机，侵占董事长之大权，所以他又命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统领内朝。
刘彻始料不及的是，时过境迁，原来完全依附于皇权的“身边人”，也会变得位高权重，不但不受人主控制，甚至威胁到皇权的安全。如常由外戚充任的“大司马”，在武帝时代只是内朝官，并无印绶、官属，但大司马挟外戚（皇室“身边人”）的权势，逐渐夺得统率政府的正式权力，到了西汉末期，大司马已成为外朝“三公”之首，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最终葬送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恰恰也是外戚。这便是“身边人控制”的恶果。
王莽的新朝极其短命。光武帝刘秀继承汉祚，建立东汉政权，鉴于之前大司马篡权的乱象，刘秀设“尚书台”架空“三公”之权，一切政令皆经尚书台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时人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台阁”即尚书台。刘秀重用尚书台，不过是模仿刘彻故智，用的还是“身边人控制”这一招。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尚书”本是皇室秘书的意思，协助皇帝整理文书，身份卑微，很方便皇帝控制、指挥，现在刘秀将尚书扩充为尚书台，作为皇帝的办事机构，以此架空宰相的权力，尚书也就获得了巨大的隐权力。在光武帝时代，“身边人”尚不致乱政，但钱穆先生说，这只是人事好，而不是制度好。
很快，“身边人控制”的恶果又爆发了。东汉后期，由于皇帝多是幼年登基，免不了出现母后柄权的情况，于是太后的“身边人”——外戚常常以“录尚书事”之衔入主尚书台，把持朝政。尚书也演变成为“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的权力中枢，而不再是皇帝的附庸。小皇帝成年之后，要夺回权柄，手法还是模仿乃祖，另行扶植宠信的“身边人”，只不过这时的“身边人”换成了宦官。而宦官得势之后，又复擅权乱政。东汉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批“身边人”轮流专政。
后来东汉产业被门阀世族瓜分、颠覆，中国进入近四百年之久的战乱周期，直至李渊建立大唐政权，才迎来一个较长时段的承平之世。
唐代：内相擅权，宦官乱政
现在说到唐朝。在大唐“记李公司”内，董事长换成了李氏皇帝，CEO团队的权力分配也发生了变化——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由中书省颁发政令；门下省主复核，如不同意政令，有权“封驳”；尚书省则执行命令。中书、门下、尚书在汉代时都属于皇室私臣，现在却成了政府的正式首脑，即李记公司的CEO，当然也就不再是皇帝“身边人”了。
汉代出现的产权所有人与经理层之间的权力争斗，在唐代依然存在。为了避免CEO团队坐大、摆脱控制，李唐王朝的“董事长”所想到的招数还是起用“身边人”。首先受到李氏皇帝青睐的“身边人”是翰林学士。
翰林学士本来是由皇室供养的伎艺人员，以供皇帝随时“召入禁中驱使”，就如企业的老板出钱养了一班闲人，有事时让他们提提建议，无事时则叫来下下棋。在唐高宗时代，皇帝已经常常将几个亲密的翰林学士召入宫中，“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之权，时谓‘北门学士’”。唐玄宗即位后，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置立学士院，专掌内廷命令，标志着唐代“身边人控制”的制度化。此后，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立皇后、定太子等重要诏书，都由翰林学士起草，用白麻纸书写，直接从禁中发出，叫做“内制”；而中书省起草的文件，则用黄麻纸书写，称“外制”。翰林学士也因此有了“内相”之名。显然，皇帝是要以近臣（身边人）来削弱外臣（CEO团队）的职权。
翰林学士毕竟是饱读诗书的儒士，掌权后尚不致于胡来，但这依然是因为人事不坏，而不是因为制度好。另一类“身边人”——宦官一旦窃取了隐权力或正式权力，情况就不一样了。唐代宦官在李世民时代只是“门阁守御，廷内扫除，廪食而已”，但安史之乱后，皇帝因猜疑武将而宠信宦官，宦官不仅掌握内廷机要，而且侵入外朝系统，担任政府要职。皇帝的本意是要扶植一个“身边人”班底来牵制CEO团队，防止权柄下移，但是“身边人控制”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经启动即无法制止，到后来，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以至于“迫肋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不但CEO团队的权力被架空，不少翰林学士也成了宦官的鹰犬，就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在宦官手中。
唐代的皇帝不是想以“身边人”钳制CEO队团、从而达到大权集于董事长一身的目的吗？但是他们低估了“身边人”领悟权术的智力。我们发现唐代的宦官还发展出一套窃取隐权力的理论——晚唐时，有一个叫做仇士良的大宦官总结说，不可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闲暇就会读书、接近儒臣，这样一来，“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所以，要设法让皇上沉溺于声色犬马，与外臣隔绝，不理朝政，如是，则“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仇士良的这套隐权力理论是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很有实用性，他弄权期间，“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而“恩礼不衰”。皇帝以为“身边人”更容易控制，但结果反被“身边人”操控于股掌之中。
本来汉代、唐代均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度化的权力运作机制，即董事长与CEO团队各安其位，董事长作为公司所有人，把握重大决策权，公司的日常治理，则交给专业的CEO团队，用宋代一位官员的话来说，“权归人主（董事长），政出中书（CEO），天下未有不治”。但雄猜之主常常猜疑经理人集团，意欲万事由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为了侵夺CEO之权，任用“身边人”组成一个非正式的班底。但结果，“身边人”总是在得势之后坐大，掉过头来反噬董事长之大权。
纵观汉唐二代出现的“身边人控制”及其恶果，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启示：治理一个庞大的组织，制度重于人事。跟建立在成熟治理结构、制度化运作的CEO团队相比，完全依赖于人事的“身边人”更容易失控，更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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