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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笛卡尔《谈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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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22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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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许扬推荐的书。印象中见过或曾读过笛卡尔的《方法论》,同样的东西,译者不同。“论”显得高深,“谈谈”却平实,这大概就是王太庆的风格,由这个译本我认识王太庆,能将哲学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用平实的语言说出来,真好。其实柏拉图全集也是这个风格,这就不仅是译者了,作者的语言也是平实的。只是之后的哲学越来越向玄靠拢,似乎不玄无以成哲学,于是离大众也越来越远。哲学家大概就是认为,哲学这样的东西不是大众读物,大众没有读的必要,也未必想读。我是大众水平的读者,想读,只能在这艰涩的语境里跋涉。《谈谈方法》有种亲近感,是笛卡尔写给大众的一本书,用的是法语而不是当时的哲学用语拉丁语。

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学问里寻求真理的方法——这是原书名。原本的书名很长,却能够把书的内容概括出来,这里有几个关键词:正确,理性,真理,方法

行动十分缓慢的人只要始终循着正道前进,就可以比离开正道飞奔的人走在前面很多。这句话让我很感到安慰,我以为我就是那种行动并不快捷,却很能够坚持,一点点向前进的那种人。就像《蚵仔女》的阿秀铺蚵仔壳路,村里的路不宽,她一天可能也只是铺一米,因为从不间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于是村里的路全成了蚵仔壳路,干净,美丽,还成为一道景观。但我们确实能够知道何为正道吗?当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能够确定它的正确性吗?

笛卡尔看来,世人从事的各种活动和事业,几乎没有一样不是虚浮无益的。我在中学工作了八年,当成人教育数学教师、电大中文班工作人员,学员都是被耽误的一代,想获得一纸文凭以改善工作条件。数学对于他们几乎就是无用的东西。我以为数学中最为珍贵的就是思维,对此他们是半点也不能领会,而实际生活中,几何、代数没有实用价值。中文原本应当更为实用,但以文凭为目的的学习,只是为考试而考试,考试过后,读过的那几本书也几乎半点不存地还给了老师。之后我从事残疾人工作,服务最弱势的人群,曾经以为利己惠人,对社会有益且重要。近些年回看却不以为然。就像《铃子》中的铃子,我们送她上学读书,但十几年过去了,她还只会完全不理解地读《三字经》;我们帮助她康复,但她还只能跌跌撞撞的走路;她已经三十好几了,还完全不能独立地生活在家人的呵护里。我们自以为帮助了无数的人,当然也有通过我们的帮助得到改善的,但也还有许多铃子那样的人,对于他们,什么才是帮助呢?也许最好的帮助就是一个类似蚵仔女那样的生活环境。然而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程,似乎都与蚵仔女的生活环境渐行渐远。

无障碍环境,是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程完全同步的,但环视左右,无障碍通道上的人为障碍却比比皆是。无障碍更多的时候只狭义地定位为轮椅使用者的无障碍,对于拄杖者并没有多少改善。更令人尴尬的是,城市道路上随处可见的盲道,一位盲协主席竟称之为危险之道,不是给盲人使用的,称之为无障碍的摆设。不仅因为盲道上有许多人为障碍,还由于不少城市有盲道的人行道也是非机动车道,还由于盲道会因为一个单位出入口或各种其它原因而突然中断。电视新闻手语翻译聋人基本上看不懂,因为播音员每一分钟用普通话,可以说三百字左路,语速快可以达到四百字以上,但是手语一分钟最多只能比划七八十字。这是唐帅说的。在两者语速有严重差别的情况下,放在一个平台上,就不可能同步。如果要同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播音员一分钟讲的完整内容,手语翻译要不停地删减。再加上许多词汇手语翻译只能打拼音的首字母,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这样的手语就根本不可能看懂。

呜呼痛哉!几十年恍然已去。

所以我希望它会对某些人有益而对任何人无害,笛卡尔如是说。这似乎就是对“正确”二字的最好诠释了。我欣然接受,并以此来给自己一点安慰。

开篇第一句是:良知,是人间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王太庆在对良知的注释里写道:指一种良好的官能,不同于可以弄错的感觉官能如视、听等。这是一种绝对正确的分辨能力,有如孟子所谓不虑而知的良知,即理性。但是作者此处所用的意义不同于中国人所理解的分辨善恶的能力,而是指分辨真假的能力,即理性的知识论意义而伦理学意义。此外,这里用的也不是斯多亚派智慧的意思,如《引导心智的规则》中所说的那种良心。

良知,在汉语词语中解释为天生本然的,不学而得的智慧。孟子《孟子·尽心》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也,良知也。”也就是说,良知是人本来就有的,无论是谁,无论在世间在当下是怎样一个人,也无论环境无论基因,每个人都有着同等的良知。良知本来就在那里,不是通过后天的因素,通过学习和思虑才获得的。

良知即智慧,是人原本就有的智慧,是佛陀所说的本真,真如,自性。我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学习和思虑去获得知识,知识是外在的,所以是获得。良知,却要我们完全舍弃这一我们已经熟悉的路数,所以只是倾听。

如何倾听呢?王阳明《传习录》说:良知者心之本体,也就是天理。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良知虽然人人都具备,但良知会被物欲所昏蔽。良知昏蔽并不是说良知没有了,昏蔽只是不明了,无法显现出来,而良知却一直都在那里。所以严格说是人被物欲所昏,良知因此而蔽。人被物欲所昏,沉迷于物欲,便不去体察或不能体察良知,表现出来的就是缺乏良知或丧失了良知,但实际上良知从未因此而减少一丝一毫。

我们要如何才能体察到良知呢?王阳明说:初学必须思。因为初学时心猿意马,不能集中心思,脑子里考虑的多是物欲私欲方面的东西。所以对于初学者,就是要学习如何去除这些欲望。王阳明说,首先要教他静坐,息思虑。也就是通过静坐停止对欲的思虑,久而久之,心思就稍能安定下来。这与佛的冥想、“观呼吸”是一致的。静坐时以呼吸为专注的焦点,这样比较容易做到息思虑。

息思虑不是不思不虑,身如槁木心如死灰,那是毫无用处的。息思虑是要能够倾听,体察良知,进而觉察身体经验、感受与思想的变化,觉察觉醒智慧。这与海德格尔说倾听良知的呼唤是相通的。海德格尔说:我们要倾听良知的呼唤。要愿意响应良知的呼唤。要有决心。此在迷失在常人的公论与闲言之中,它在去听常人本身之际对本己的自我充耳不闻。所以,倾听就必须打断去听常人,这就是说,必须由此在本身给与它自己一种听的可能性——这种听将中断去听常人。

人在世界之中,外界各种嘈杂的声音不绝于耳,久而久之,人已经充耳不闻自身的它自己。倾听良知的呼唤,就是要跨越这些日常的嘈杂,在这种跨越中,呼声将那些热衷于公众声誉的常人驱入无意义之境,但那在召唤中被剥夺了栖所和遮蔽的自身却通过呼声被带回其本身。海德格尔说,此在愈少旁涉地倾听与领会其被召唤的存在,愈少把呼声的意义倒错为人们之所云和理所当然之事,生存上对呼声的倾听领会就愈加本真。

在领会中倾听,在倾听中领会,这样才有可能听到良知的呼唤。与良知的呼唤相应的是一种的听。对召唤的领会崭露其自身为愿有良知。海德格尔要我们迎向前去,响应良知的召唤,领会召唤就等于说:愿有良知。

海德格尔的良知与笛卡尔说的良知或理性还是有区别的。虽然翻译成中文都叫良知,但海德格尔说的conscience接近于良心。笛卡尔的良知或理性是Bon sens,有常识的意思,是那种正确判断、辨别真假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通过书本知识获得,不是通过感官获得,人的感官——眼耳鼻舌身意——全都靠不住,不是跑到我们心里来的如同梦幻一样的东西。这是笛卡尔通过书本学习,通过感官对世界的认识,也通过思想之后才能够提出的质疑。培根云: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是个科学家、数学家,他知道知识、经验的重要,但知识和经验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对二手之知的全盘接纳,而是要以怀疑的态度审慎对待。霍金说:知识最强大的敌人不是无知,而是拥有知识的幻觉。怀疑不是排斥,是去疑存真,是为了建树。笛卡尔认为人的分歧不仅在于聪明才智,更主要的在于正确运用才智,因为运用思想的途径不同,导致所考察的对象不是一回事。正确判断、辨别真假的能力才是更高的才智。由此,笛卡尔提出了正确运用才智的几条规则,即笛卡尔要谈的方法:

第一条是怀疑的方法: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把它当作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之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在我的判断里。

第二条是分析的方法: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第三条是按照次序的方法: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是归纳的方法,完全列举法: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无遗漏。

我有过沉浸于推演几何代数的年月,现在细想来,那是最接近息思虑的状态,是全神贯注于数学这个无染的世界,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笛卡尔的这几条规则。这是来自于数学的规则,却早已经超出数学。在之后,我已不再直接推演几何代数题,生活在繁杂嘈杂的日常事务中,但规则已融入基因,自然不自然地,它们无处不在。似乎,在浩瀚森林的簌簌声中,总有某种救治力向我袭来,这是海德格尔说的诗所达乎那种无限的宁静,其实也是数学。在这里,诗和数学都能够远离喧嚣,到达那个无限宁静的似乎不同于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那个维度,这个维度贯通天空和大地的“之间”。我爱数学也爱智慧。数学让我受益终身。

笛卡尔深信,良知会向他揭示真理,这个真理就像几何学的公理那样,只要我们不把假的当成真的接受,并且一贯遵守由此推彼的必然次序,就绝不会有什么东西遥远到根本无法达到,隐蔽到根本发现不了。笛卡尔说:我按照这种方法在各方面运用我的理性,虽不敢说做到尽善尽美,至少可以说把我的能力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此外我还感到,由于运用这种方法,我的心灵逐渐养成了过细的习惯,把对象了解得更清楚,更分明了。

为了响应良知的召唤,当我受到理性的驱使,在判断上持犹疑态度的时候,为了不至于在行动上犹疑不决,笛卡尔给自己定下三条行为规范,也是笛卡尔的生活伦理观:

第一条是中道原则: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俗。接受那些最合乎中道、最不走极端的意见,来约束自己,以避免正面冲突可能惹来的无谓牺牲。

第二条是或然性最大原则: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一旦选定某种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样。或然性最大原则其实就是遵循良知的召唤,笛卡尔称之为非常可靠的真理,就是在无法分辨哪种看法最正确的时候必须遵从或然性最大的看法,即便看不出哪种看法或然性大些也必须选定一种,然后在实践中不再把它看成可疑的,而把它当作最正确、最可靠的看法,因为我们选定这种看法的理由本来就是如此。

第三条是诸事不强求原则:永远只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要始终相信,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完全由我们做主。所以,我们对自身以外的事情尽了全力之后,凡是没有办到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意志所能要求的,本来只是我们的理智认为大致可以办得到的事情。我曾上百次对自己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说这话的时候耳边总能响起贝多芬的命运敲门声。扼住命运的咽喉其实就是要尽全力。没有尽到全力而将一切归咎于命运,那是把命运当作不作为的托辞。当我们确实已经尽了全力了,那么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我们无能为力的事,就坦然地接受,不被命运所困扰,不为外物所动,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笛卡尔说:我不知道该不该跟大家谈谈我在那方面进行的第一批沉思,因为那些沉思太玄远、太不通俗了,未必人人都感兴趣。这是怎样的沉思?他说,我的目的是专门寻求真理,因此,只要我能够想象到有一点可疑之处,就应该把它当成绝对虚假的抛掉,看看这样清洗之后我心里是不是还剩下一点东西完全无可怀疑。就是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于是笛卡尔注意到,我那样想的时候,那个在想的我就必然应当是个东西。我是那个在思考的东西。笛卡尔通过沉思寻求到哲学第一原理,哲学公理,“我想,所以我是”。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早已如雷贯耳,朗朗上口,是先入为主的东西。王太庆提出,笛卡尔这里不仅说的是“在”,还有“起作用”的意思,即“是”。“存在”是“是”的一种,“是”是“存在”的根本,二者相通但不相等。虽然大家记住的还是“我思故我在”,但王太庆对“我想,所以我是”的解释,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笛卡尔的这句话。

笛卡尔由此确认,我之为我,除了形体的我,还有思想的我。我可以体会到,沉思的时候,我的形体、我在的世界、我立身的地点都可以没有,只有思想,这个思想的我是一个本体它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

我深切体会到,思想与身体并不能截然分离,当身体出现故障时,思想便难以游离身体而存在,身体故障的位置会不断强化它自身的存在,从而动摇笛卡尔思想的本体地位,即便在沉思中,身体也不愿意隐身。在常态下,我不会觉察到心脏的存在,而当心脏过度使用或出现健康问题时,心脏所在的位置才骤然显现出来。腿疾腿疼,无不提示它们的存在,它们任性,不听使唤,为所欲为,而我能够做的便是去适应和不得不与之相处。

第一次读上野千鹤子时看到:身体是我们的第一个他者。他者就是一个与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萨特认为,只是由于他者意识的出现,自我意识才会显现。没有意识中的他者,我的主体意识就不能确立。上野千鹤子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觉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开始跟残障人士来往后,我才意识到身体是无法任由我们摆布的,身体是我们的第一个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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