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告诉我们：一、惠远寺所在的泰宁，位在炉城西北，早就是长河西边一座城――“噶达城”，至少置于元代（在前面已说到）。二、这惠远寺，为皇帝敕建，时间在雍正七年（公元１７２９年），寺名也是皇上所赐。三、惠远寺建成后，七世达赖喇嘛即移居于此。四、达赖回到西藏后，这座寺庙还由西藏选派大堪布喇嘛掌管。五、它还特地提到，在雍正九年（公元１７３１年）皇上“御制惠远寺碑文”，并将其“敬编卷首”（就是说他已将皇帝御制的碑文恭敬地刊在书的前面）。
公元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７日，笔者有幸造访惠远古寺，在寺院大殿外见到了那通“御制碑”。此碑与其它几通碑，在“十年浩劫”中受损，改革开放后终又复立，加之年代本来久远，字迹已难辨识。幸有《卫藏通志》全文刊录，可供辨析。（“御制碑”照片和《世宗宪皇帝御制惠远庙碑文》附后）。
下面我们就来拜读拜读皇上的“御制惠远寺碑文”。看看从中能获得些什么样的历史信息。
首先，“碑文”以大段文字回顾了清中央王朝与西藏及达赖喇嘛自顺治皇帝入主北京之前的太宗崇德七年（公元１６４３年）班禅、达赖派代表赛青曲结跋涉万里远赴盛京（沈阳），实现“遣使通款”后，经顺治、康熙直至雍正各朝数十年来，累世达赖、班禅对朝廷的恭顺及朝廷对达赖、班禅的思眷和为西藏地方的安宁、为黄教的重兴不惜出兵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为我们概述了清王朝数十年来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史。
紧接着“碑文”讲述了“朕”（当今皇上）“御极”以来对佛教的“加意护持”。之所以要在泰宁建寺移住达赖，就是因“近边之番夷，离藏遥远，皆有皈依佛法之心”而为之。完全避开了为便于解决西藏问题而移住达赖的真正原因。
为何要选在泰宁建庙，“碑文”只说是“因思川省打箭炉之外，有地曰噶达，昔年达赖喇嘛曾驻锡于此”。（这个说法不确，七世达赖出家的里塘寺不在这里，创建里塘寺的三世达赖也未曾“驻锡”噶达。－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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