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十多年，感慨和感伤的事很多，其中有一件，想念南京。
从前，也知道从外地想念南京什么滋味，比如插队的时候。但毕竟不是那么山高水远，毕竟不算漂流在外。由于不能说买张机票就买张机票回南京，因此这从纽约对南京的想念，便逐渐沉淀为类似固体的东西，成为人体脏器的一部分，跟其他所有的脏器协同运作，而使生命延续，感情涨落，思绪更新。
我们南京人，在书面上历来口碑很好。每有文章，必提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少画坛圣手书界大师；必提此城曾是六朝古都，虎踞龙盘江山多娇。真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紫气东来。
但是我们南京人，在旁人的嘴上却不怎么样。通常，外地人说到南京，不过说南京这个地方蛮好的，马路上的林荫道最是好，可是夏天太热，冬天太冷，热的时候没有上海的海风，冷的时候又不发烧煤费，长江以北才有，所以只好干熬。见多识广的人，最多加上一句，听说你们南京的板鸭和大萝卜很好吃。那口气却是没有多少敬意的，“板鸭和大萝卜”，不管字面上看，还是口头上说，都不那么文雅。而且，旁人还会说，南京人不会穿衣服，不管是款式还是颜色，都比不上上海北京广州那样的大城市。所以，我们这个人文荟萃的文化名城，听来就落到一个其实不怎样的地步了。
还有呢，南京话也不是那么好听，它没有吴侬软语中的叮呤当啷和如胶似漆，也没有北方语系中的抑扬顿挫和气吞山河，就连四川话都差点被当作国语来普及的。
南京话的缺乏气魄，缺乏表达力，大约是因为入声很多，几乎每句话收尾的时候都是入声收，气势全被吃掉。听人说过，文革的时候，在外地办联络站，各方红卫兵往来不绝，就数南京话最难听。
我在上海跟王品素老师学唱歌的时候，她就总是说我唱歌的发声位置低，是不是跟南京人说话位置低有关？“你们不用头声是吗？”她问。
其实，我说的还不是道地的南京方言，我说的是南京官话，或者说南京普通话，也叫城北南京话。不想也一样位置低。我私底下试着用普通话和南京话说一句同样的话“我说话位置低吗”，如此重复几遍，果然是不一样的。南京话说到尾子上，就被自己吞下去了。所以不少南京女孩说起话来，就十分显老，不妖，不媚。
南京人出国留洋的，这些年来，似乎也没有在国外给南京挣出什么大头脸来。我们没有《南京人在纽约》，没有《南京人在巴黎》，没有《南京人在东京》一类的影视剧和小说。南京人到了海外似乎就是谋生，挣一碗饭吃，养家糊口而已。没有北京人上海人那样有声有色。
南京人待人也不是响刮刮的，不是见面熟，不是自来熟，不会碰上就抱拳叩首，飞流直下。也不会见了一次面分手时就说：有事说一声，咱们哥们谁对谁呀！我们南京人是温吞水，见面平平地说声好，好也是慢慢地好，绝不三言两语之后就称兄道弟拔刀相助。而一旦好了又翻了，也不会跟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闹他个天翻地覆。南京人就是这样不死不活，不冷不热的性子，没有丰富的性格色彩。小说中的男女主角，凡是在文坛上站稳脚跟的，都没有我们南京人。我们南京人，只在曹雪芹笔下顾盼神飞过。
总之，像是庸常得很。
翻去年从南京带回来的期刊《钟山》，在1997年的第三期上，看到叶兆言的散文《城南 城北》，赫然心潮便逐节高起来。
我们南京人，是不鸣则已，一鸣便冲天，便惊人。
你要是看到好小说，妙文章，就知道我们南京这把刀刃能切什么样的骨头了。我们南京，给中国和世界赠送了一个赫赫有名的作家队伍，个个名字都是掷地有声的。我们南京的作家轻轻咳嗽一声，地球的耳朵也听得见。
叶兆言的《城南 城北》给了我一个脊背，让我在这个脊背上攀上去，从遥远的纽约了望我的故乡南京。
南京的城南，以秦淮河和夫子庙为中轴而成文，而成戏。那里给人的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她的拥挤，她的嘈杂。要想体验沧海一粟的渺小，到一趟夫子庙就最好。
离开南京之前的那个春节，带着小儿子到夫子庙的夜市，想看灯会。儿子是抱在手上的，因为拥挤而格外沉重。那拥挤用一步动半寸来形容是一点不过份的。周围都是我们南京人，说的是南京方言，方言里是我们南京的人和事。那种挤法，当时很煞风景，煞逛灯市的景，现在回想起来，是亲切，是有热闹大家享受的意思。总之，是自己人。跟纽约是不一样的。在纽约，不管什么拥挤的地方，你都千万不要挤了别人碰了别人，别人的身体是金枝玉叶，碰不得的。不管到哪里，最要紧的是管住自己的平衡，万万不要撞了他人。弄得好被赠送一个白眼，你连忙要说“对不起”，弄不好被斥责辱骂，败坏了你一天的情绪。再拥挤你都要尽量不挤到别人，这里有种族仇恨，有等级差别，有性骚扰，有精神损害，样样都是可以告你的。
南京就不一样了，你我的城市你我一道挤，挤是你我的日子，坏不到哪里去的。
我在纽约住的这栋公寓，一共二十户人家，三家中国人。一楼的徐家从台湾来，没有交往，难得见面只说一声“嗨”。二楼曹家，竟是南京人，从前就住夫子庙。见面凭白地就感到亲切。曹先生告诉我，他从前在南京铁路局工作，到美国是因为妻子移民过来，只好随着来了，其实是不想来的。他笑笑，很憨厚。曹先生说的是城南话，但是口音不是那么重，也许跟他长年在地处城北的铁路局工作有关。曹太太个子小小的，笑起来像一尊笑菩萨。
一次下楼，正好碰到她，她也上班，我们同路。跟曹太太同路，听到了不折不扣的城南话。曹太太说，我们嘛，之前住的夫子庙，热闹呢，什么小吃都有，现在嘛，那个房子拆得了，照我们从前的面积，能分到一个中套，比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也不差。她说着，脸上出现一种神往的表情。我问她分到房子怎么办，她说，恐怕要家去一趟，看看怎么办，让给亲戚住总之不太好，日后我们回去过晚年呢。
曹太太问我从前住哪里。我说赤壁路，她不晓得；再说西康路，还是不晓得；那么抬出江苏路，还是一个没有数。最后试试山西路，总算有了一点名堂。正像叶兆言说的，颐和路西康路林隐路牯岭路，那一带对于不熟悉的人，诚如迷宫。
曹太太问我，听说你给番人做事，阿是啊？纽约这么些年，中国人凡说起美国人，不外讲“老外”“老美”。像曹太太说番人，还是头一个。我没有查过，城南的南京人说外国人，是不是就是说番人。但是曹太太就是这样问我的，于是我说，是啊，是给番人做事。曹太太感叹了，说，不是嘛，还是你们好，会说洋话，我们没得语言，只得在衣厂做事。我问她衣厂挣钱好不好。她说，计件工资，快就多两个，慢就少两个，所以嘛，经常加班，多挣一得儿。曹太太一句一句的城南话，连成一个思乡的故事。她说她也是不想到美国，但是儿子在美国日后有好得儿的奔头了，她嘛，老了以后还是要想回南京，回南京还住夫子庙。“之前我就在夫子庙的百货商场卖洋糖。”曹太太还是笑咪咪地说，脸上还是一幅神往的表情。
偶然上下楼在楼梯上或者门口或者路上碰到曹太太，我们都笑咪咪地跟对方打招呼，虽然也是简单，到底那简单不一样了，是有了不少老乡亲的情意在里面，我们就不说“嗨”，也不说“哈罗”，我们用南京话说“上班啦？”“下班啦？”
曹家住二楼，我家住五楼。晚上下班经过曹家，常闻到门缝里飘出来的烧菜气味。当然是不知道烧的什么，但是闻上去就是从前在南京常常吃的五香茶叶蛋啊，煎咸鱼啊，霉干菜红烧肉啊，真是走到那里不禁就放慢了脚步。那菜香里面有整个南京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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