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海善
坐 大 客 车
儿时，在公路上跑的一辆又一辆大客车，都在我幼小的心灵上镌刻了美好记忆，并给我留下了无限向往和遐思。常常幻想有一天，大客车会把我带到一个很远很远童话般美丽的世界。
我们村离公路不远，每天都能看到从诸城往返于日照急驰的大客车。我和伙伴们常常坐在村头的西岭上，看大客“隆隆”地掀起一股黄土，像冒着一股浓烟绝尘而去。我们一双双眼睛便一直追随着它，直到翻过一座山梁看不见了，便怅然若失，我的一颗心似乎被大客车带走了。
我们村到诸城往返六十多里山路。那些年，从来没听说有谁坐过大客车。村里人到城里去，来回都是一步步地走。即使是不能走路的病人去城里看病，也是家人用木独轮车推着去。我十四岁那年，和几个同学到城里照小学毕业照，脚上都磨岀了血泡，直到天黑透了才咬着牙一瘸一拐地回到家。在农民眼里，坐大客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十七岁那年，我随父母“闯关东”才头一回坐上了大客车。那年，父亲五十二岁，已是含饴弄孙“知天命”的年纪。按理说，这个年纪不该闯关东了，但父亲在逃过了九死一生的三年大饥荒之后，铁了心要闯关东。我和妹妹从父亲地声声叹息和母亲不停地抹眼泪的样子，才知道父母亲背井离乡闯关东，并非是心甘情愿，而是迫不得已。为此，我们心里都酸酸的。
我和妹妹除了为父母心酸，也为自己心酸。因为辍学，“辍”掉了我和妹妹的求学梦。妹妹喜欢数学，在班级里是数学课代表。我喜欢语文，是班级的语文课代表。随着父母亲闯关东，我和妹妹的理想和追求都成了一枕黄粱。瞬间从一个学生变成了农民，过早地完成了身份上的彻底转换。想到这些，我忧心忡忡，不寒而栗。
说是“坐”大客，实际上是在车里站了两个多小时。那时，中国老百姓还没有“站排”的习惯，车门一开，不管大人孩子蜂拥而上，挤得嗷嗷乱叫。身强力壮的男人凭着自身优势，两个肩膀左右一晃，便挤进车里，抢先占到了座位。我们一家老小四口，背驮肩扛着行李和日用杂物，最后好不容易才挤上车。母亲已是五十五岁的人了，又是小脚，可怜巴巴地站在车门口，一路摇摇晃晃站到高密车站。
车里挤得密不透风，一片混乱。山里人抽着指头粗大喇叭旱烟，呑云吐雾，车内烟雾缭绕，辣蒿蒿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车行不远，便有人呕吐了，一股酸臭味在拥挤的车箱里弥漫着，久久不散。车里没有人介意，仍饶有兴致地大声谈论着关东山的黑土地，谈论着关东山的苞米大豆。在他们的心里，都装着一个似乎触手可及的好日子。
汽车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颠簸得很厉害，隨着汽车大幅度左右摇晃，人不断地东倒西歪。从一张张菜青色的瘦脸和破烂不堪的衣服，还有携带的锅碗瓢盆，我断定他们大都是闯关东谋生，和我们一家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我便打消了对他们的不屑和误解，突生出一缕同病相怜的情愫。
透过拥挤的人群缝隙，我瞭望着车外和家乡不一样的农田和村庄，还有一切不一样的景致。我们老家全是山岭薄地，粮食产量极低，遇到好年景尚能吃饱肚子。高密地界却是一马平川，土地肥沃，是有名的粮仓，早听说这里的农民也是挨饿受穷，也有一群一群人四下里逃荒要饭，我百思不得其解。
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不停地行进着。车外的一个个村庄，一片片农田毫无留恋地向后“漂”去。我们离住了多年的四间老屋，离全村的父老乡亲，离村中央那口老井，离那群天真浪漫的同学，离受我尊重的马老师，越来越远了。妹妹离她喜爱的数学，离我喜爱的语文也无可挽回的越来越远了。
（图片来自于网络，谢谢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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