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对周传基的专访）

      1984年，张，陈，何群几个人刚拍完《黄土地》，就到我家来过一次，我当时住新街口二条，西直门原来就是一个贫民窟，我的小房间里都是书，书房里坐不下，冬天连蜂窝煤炉子都没有地方安，我一向不待客，水都不倒。我们干聊到深夜。他们主要谈他们在陕北的经历，他们看到虽然解放了多年，但陕北还是跟从前一样的贫困。那些老百姓表情木然，似乎连思想都没有的。可是有一天他们看到了安塞腰鼓，他们三人都被那气势震住了。他们一想，这些打腰鼓的不就是那些平日看来呆若木鸡的农民吗？他们意识到这就是中国。别看我们平日冷冰冰的，时机一到，看我们的吧。他们即兴地把这安塞腰鼓加进到影片里去。我问张艺谋，为什么腰鼓那段镜头摄影机晃得那样厉害，张说，老师，在队伍外面拍的时候我还挺冷静的，可是一走进他们中间，那鼓把我震的，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我激动地不知道干什么好，我只能晃。我说，你晃得好，晃出了第五代电影里节奏最好的一个段落。

　　我直到现在都觉得，真正的第五代，一直到田壮壮的〈盗马贼〉其实已经结束，之后他们就各行各路，第五代也不再存在了。我认为〈黄土地〉是他们这一批人做出的最好作品。起码思想上是，但是录音太差，是后期配音，把作品给糟塌了。连外国学生一听就听出来了。我在UCLA给博士班讲中国电影的时候，放翠山结婚那段，一个外国学生突然说，那话声不在她嘴上。我跟英国影评人Tony Ryan很熟，那年我叫他注意我们学生拍的一部新片，他就跑到到香港去看〈黄土地〉，喜欢得了不得。他虽然没能让黄土地参加伦敦电影节，但是他介绍伦敦一家电影院公映了这部影片。这是黄土地在国外公映的第一次。那影院的经理还把上映的海报送了给我。严格来说，这不是〈黄土地〉第一次在国外露面。1984年北京电影学院工作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时候，我要张艺谋把工作样片的每一个镜头都给我剪下几格来，然后我挑选了一些段落剪成一段幻灯片。我在洛杉矶加州北岭大学历史研究所做的一个中国电影的讲座时，给学生看了这组幻灯片。我放的第一个画面就是腰鼓队那付镲的特写镜头，一下子就把全场都给震住了。尤其是那八位从UCLA跑过来蹭听的台湾和香港学生（其中有焦雄屏），他们喜欢得不得了。他们识货，认为那是一部不凡的作品。后来我又到UCLA的博士班去做了一个讲座，这几位年轻人好说歹说把我这套黄土地的幻灯片给要走了。二十年后，当我再次在UCLA给一个博士生班讲课的时候，我又遇到了当年听我课的台湾学生井迎瑞。我问他，你怎么还在UCLA,莫非是职业学生了。他说他这次来是念博士学位，因为他已经是台湾资料馆馆长，需要学位。又是巧遇。后来提起那套幻灯片，他说还在，又过了两年，井迎瑞告诉我，他查着了，在他那里保存着呢。这都是有关《黄土地》出国的不见经传的故事。

　　我认为这批学生的经历很不寻常，他们都经历过文革，他们的经历促使他们思考得更深。我说他们是思考的一代。他们想的都是“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大命题。他们具有把国家，社会，民族视为己任的责任感。后面的电影年轻人看不起他们，说他们臭。我倒觉得他们不臭，我的感觉正相反。他们在电影表现手段中的时空处理上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做过一些调查，事实上整个中国高等学府的78班，整个78届，在各行业里都是最拔尖的。不仅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有十年没招生，造就了一批精英。这不仅限于电影。它是全国性的。

　　他们在校期间我跟凯歌和田壮壮比较接近。凯歌文化底上比较厚，但在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吃一个亏，导演系的学生前三年几乎没有摸过机器。我给他们上课用的是录音带，这已经算是难得的了。张艺谋和何群则视觉上受到更多的训练。我直到现在也觉得，假如张艺谋不去做导演，一直致力于摄影师，可能会更拔尖。电影是一门合作的艺术，尽管牵头还是导演，但是光靠导演是不行的。《黄土地》证明他们是很理想的三套马车。可是〈黄土地〉之后，有了点成就，三个人都想独自当导演。掰!这就是现代年轻人最大的本事。这是第五代，也是所有中国年轻人最大的毛病。不会合作，只会“分家”，他们这三套马车如果能继续合作，他们的成就将远比现在高得多。这么多年轻摄影师都当开了导演。这是不适合的，他们的思维不是一个导演的全面的构思，而是一个个画面的构思。我是搞电影史的，有谁知道国际著名电影摄影大师黄宗沾当过五部影片的导演，谁能说出这五部影片的名字来。所有现在公认的十二名国际电影摄影大师都当过导演，可是都没有人知道。我知道。因为我是搞世界电影史的。大概只有一部影片是成功的，好象是《medium cool》，记不太清楚了，要查一查。导演与摄影的思路不一样。

　　平时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很少见面，1990年代中，夏威夷电影节我被邀请参加张艺谋电影回顾展的活动，倒是在国外见到了张艺谋，还是那么土。我挺喜欢他这样的作风，不过我也劝过他，在某些场合还是要注意一下穿着。他无所谓。凯歌这方面比较注重。

　　那时我劝过张艺谋说，要继续拍电影，那也得试一下娱乐片。在电影里搞艺术是没有很大出路的。事实上，自从〈秋菊打官司〉之后，他就开始不稳了，拿不定主意。中国人喜欢所谓的“雅俗共赏”，这个毛病鲁迅早有断语。实际上也是两边都不讨好。另外，中国没有能力拍大片，大片只有两条，“壮观”，“妖艳”，中国有哪个导演能把握的。人贵在有自知之明。非要去拍什么娱乐大片，更何况中国电影的生产体制是小作坊式的，连Production designer都没有，这个总设计师是统管整部影片的视觉因素的，这不是一个有视觉能力的导演所能胜任的。说自己能，那是小作坊的思想，大片是工业生产。在中国的影片生产体制中谁管光。连这个最基础，最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摄影师不管光，那要他来干什么。中国没有一个合格的制片人，懂得经济学吗？懂得电影制作吗？懂得市场营销吗？靠吹？还有拍大片，一个录音师行吗？我跟陶经最熟了，他再有能耐，没有十几个录音师做他的帮手那是玩不转的。这种性质的录音人才，电影学院培养过吗？什么都不配套，只是串行的制片人想发横财，能拍成什么样的大片？虽然票房不错，但都是靠坑蒙拐骗得来的，对有些人来说，这也就够了，反正钱到手了，你管我是坑蒙拐骗得来的，还是正道来的。这些人只能让人鄙视，都是些骗子。什么法国人看了起立鼓掌38分钟？你骗谁啊？你鼓38分钟我看看。

　　我对这一代人最有意见的是，他们只想到自己。有次碰见凯歌。我跟他说，你都成大师了，但你知道吗，你们的老师还在为你们担当罪名呢。你知道电影学院院长沈嵩生在离任的时候，来了一位官员，给他这十二年的院长工作列了三条罪状，其中一条就是支持第五代。你们要有点良心，也该去他家探望他，表示一下。后来我问沈院长，凯歌去了没有。他说没有。可是他在陈父亲陈怀凯老师的追悼会上见到了凯歌。凯歌过来跟他谈了谈。我没有问他谈的是什么。沈院长去世的时候，学校奉命低调处理。这象什么话！我感到愤怒！他低调，我不低调。那天我有课，没能去八宝山，我打电话给葛德老师，表示歉意。但是我在课上骂街了。我才不怕兜呢。我希望78班的同学们都知道这件事。

　　现在要拍电影，只有拍娱乐片，那也属不得已。但是我在想，其实既然已经成大师了，世界知名的了。还求什么？在夏威夷电影节的张艺谋影片回顾展上，你在银幕前一站，观众都起立为你鼓掌吗？记得吗？你还要什么。拍电影，是你想拍的东西吗？

　　如果现在碰见张艺谋，我不会理他。想想他当年的抱负，他应该也不好意思见我。碰见陈凯歌，也就是打打招呼算了。也许他们还不会理睬我呢。

　　一句话，你现在也不可能做你自己心里想做的事。为什么不回到电影学院教书？培养下一代。我相信连国外都会有人来报考你们的研究生的。那里不是心情更舒畅吗？告诉你，有一次在火车上遇见一个人，他在给外国公司打工，得意到见人就吹自己拿了优厚的工资。他嘲笑我拿的工资少得可怜。我跟他说，我们教书匠拿的钱的确少得可怜，可是我有的你没有。他问，什么。我说，学生。我有，你没有。不说别的，我任何时候旅行，在路上一定遇到自己教过的学生。正说到这里，沈悦从门外走过。他探头进来叫了我一声，周老师，我把行李放下就过来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