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快十点钟，楼长赫赫有挨家挨户送 N95口罩，又微信通知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做第二次全员核酸检测采样。赫赫家孩子还小，可是她在深夜还要工作。她没有钥匙，不能乘电梯，只能一层一层爬七层楼。
我早上五点半起床，做饭，吃饭，做出门准备，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毕竟是第二次做采样了，都有经验了。
赫赫在群里通知大家，我们楼第一个做。我一看六点二十七了，二十人一组混检，不能拖累大家啊。戴上口罩要出门，坏了，口罩挂绳掉了。
真是乌鸦嘴，昨天刚和简平讨论口罩掉绳问题，今天就掉绳，真是怕啥来啥。
她说:“口罩从买不着到难买到能买到的时候，我有机会就买，有机就会就买。现在有很多口罩，可是在用的时候才知道，一拿，绳就掉了，一拿，绳就掉了。戴都戴不了，可费了。有一个口罩终于绳没折，我美个滋儿带着口罩去超市，刚进超市绳儿折了。那我也不能回去呀，我就偷偷的把那个绳使劲的往耳朵和眼镜中间夹，歪歪扭扭的逛了一遍超市。”
封控期间快递停了，我没有准备N95口罩，又不想用巫森给我买的N95，因为个个掉绳。
我去长春出差，他非让我带他买的N95口罩。我多了心眼，自己带了个普通医用的。果然，刚上高铁口罩绳就掉了。回来接我时，他看我没戴N95，很生气，说我拿疫情当儿戏。后来有一天他要取快递，刚出门口罩绳就掉了。他返回来，我用针线三下五除二就缝好了。他说:“你可真有才，拿的黑线。”我说:“我女红技术相当好，根本看不出来。”
为什么我多了心眼呢？因为有过教训。
疫情不严重期间，我到市宾馆参加活动，带了朋友给我买的口罩。那时候心眼少啊，没带备用的，结果一进宾馆绳掉了。认识的人里都没有备用口罩，出去买又来不及了。整个活动就一个人没口罩，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啊。
我拿针线迅速缝好了挂绳，又备用了一个巫森牌N95，提了一小袋垃圾出门。一个人独自生活，我生产的垃圾很少，只有一点银杏壳和一只面膜包装袋。良朝每天要生产一泼便便两泼尿的脏猫砂。
封控第九天，小区垃圾箱已经歪七劣八地堆成了珠穆朗玛。虽然每一朵雪花都不是无辜的，但我这朵雪花一定很小。如果大家都像我做环保老卫士，不用、少用一次性餐具和塑料袋，顶多堆出个西山吧。
我们经常在报道里看到把家里堆成垃圾场无处容身的日本人，你一定以为他们太懒了，只要不是封控在家，扔个垃圾不是分分钟的事么？你想简单了。
我在佐野洋子《无用的日子》里读到，日本垃圾分类非常严格，比如要分成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每周只有一次垃圾车来收取可燃垃圾，其余时间你敢扔个试试？罚死你。
下楼以后才发现，我们楼人全了，工作人员就位了，就缺取样医生。
不知为什么医生姗姗来迟，等了四十五分钟才检上，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排队的过程有点无聊，有人东张西望，然后兴奋地说:“快看，那个窗户里有一只猫哎！”
有小朋友看见了，兴奋地大喊。我一抬头，仔细分辨，艾玛，那不是我家良朝在北卧室窗台上正卖呆儿呢么？
良朝常常在家人都离开后哭叫，声音凄厉，我们也是偶然在对讲机里听见才知道的。它害怕孤独，舍不得家里人离开。此时此刻，它看着排队的人等着捅嗓子，现出一副哲学家的样子:这些人都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我向良朝挥手，告诉它:“姐姐在这！姐姐在这！”
它不回应，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我戴着帽子、眼镜和口罩，它大约以为我是个怪物。
工作人员来指挥我们排到另外一个队伍里去，说这边要让给工作人员检。我就跟着队伍换到远处去了。
站在远处，我又挥动手臂，上蹿下跳和良朝打招呼。等我仔细看，艾玛，我把厨房窗台上的白花盆当成良朝了。
再看北卧室窗台，哪里还有良朝的影子？这链子掉的，丢死个人嘞。
捅完嗓子，别人都没事人一样，只有我照例呕出眼泪来。
一个朋友说她所在的检测点有两名医生，一个检得快，一个检得慢。三千人分两组，快的检完了，又帮慢的检了五百，最后天黑透了才检完。而且慢的还把人个个捅干呕了。
我确定我的干呕跟医生没关系，是我自己的事，总之就是掉链子。
一个小女童检不成功，她妈妈抱她到一边去哄。
检完不够二十人，要等一下。
在等待的间隙，不无留恋地看了看别墅区，仿佛是就要到嘴的肥肉吃不到。那是自由出入时时我每天散步的地方，现在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了。
回到家，良朝蹲在门口迎接我呢。居民是完事了，可是那些大白，大蓝，他们还在辛勤工作。
我那个朋友所在包保小区第一次全员核酸检测完毕不让马上回家，她穿了十几个小时的防护服和纸尿裤不能脱。等凌晨回到家，发现一条棉裤都湿了，而湿的不是尿，都是血。我被她感动，以至于看每一位大白大蓝都无限深情。
我的同事志远、小英和余雪正在南建设小区值守，他们在早上六点钟就成了天使大白。隔着屏幕，愿他们能感受到一种温度吧。这该死的疫情！其实我知道，只要平安，他们宁愿不当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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