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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同志怎么面对人生低谷?

“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教员同志在面对人生低谷的表现,完美诠释了这句话。

1、被边缘化的“小毛”

1931—1934年,教员同志的人生低谷。

从1931年初开始,组织决定从上海迁往瑞金苏区,各路大领导空降,教员同志被排挤出军事决策层,并很快就被边缘化。

出现这样的局面不奇怪。

首先,教员同志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当时组织最高负责人是王明、博古这些人,他们都是在苏联学的马列主义,理论经验丰富,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人看不起本土革命者。

其次,教员同志的工作思路跟他们截然不同——这是最重要的。

当时苏联革命取得了成功,很多人认为直接拷贝“城市包围农村”的模式就行。苏联回来的知识分子坚定捍卫这一理念。

教员同志的想法则是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民、而不是城市产业工人——这与苏联模式大相径庭。

教员同志的理论源于实践。

1927年秋收起义后,教员同志拉起800多人的队伍,共产国际指示他们去进攻长沙。当时长沙有敌人重兵防守,等于去送死,教员同志临时改变策略,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蓬勃发展。历史证明,这个做法最符合中国革命实际。

但当时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教员同志的做法引起很大非议。

1930年,教员同志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现在看这个论断正确无比,但在当时的教条主义者看来,这是典型“狭隘的经验论”、“游击主义”、“忽视阵地战”、“理论基础薄弱”。

大领导博古批评教员同志“游击战不适用”,“批准”到后方养病。

1933年,博古路过福建长汀,有人提议去看望在那养病的教员,博古说:“小毛,有什么好看的!”

当时博古26岁,教员40岁,他居然称呼“小毛”。

官大压死人,还侮辱人。

2、吃饭睡觉读书

要说没情绪,那不符合常理。

教员同志很生气。

三十多年后,他在会见外国记者团时仍气愤地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了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嘞。那个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

生气归生气,教员同志没有躺平。

吃饭睡觉之外,教员同志还在读书。

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教员同志特地到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呆了一上午,挑了好几箩筐书带回江西。知情人说,箩筐里有《资本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许多重要革命理论著作。

那些人不是批评自己不懂马列理论吗?那就彻底搞懂。

长征艰苦卓绝,性命随时不保,但他却叮嘱警卫员:“什么都可以丢,只有两样东西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丢,一是军用地图,一是书,再沉再危急也要带着。”

爱读书,更要会读书。

据身边工作人员介绍,教员同志读书方法有几个特点:一是认真学,反复读。他对重点书籍都一篇一篇地仔细琢磨,从词汇、句子、章节、篇章结构,到全文意义,认真钻研,绝不马虎。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他都反复阅读。二是不动笔墨不看书。他的藏书中,许多是有批语、圈点、勾画满书,有的章节符号密密麻麻。三是无所不读。方方面面的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书籍都在阅读的范围,尤其是历史书籍比较多。

后来的遵义会议中,教员同志在发言中大量引用马列著作中的革命理论,佐证自己的军事思想。

补齐知识短板,批评者都哑口无言。

3、“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处江湖之远,但教员同志没有不问世事。

1932年宁都会议,排斥了他对军事的正确领导,让他去后方医院休养。临别时,他表态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教员同志提出:“应将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意见被否定,并被污蔑“放弃根据地”。

湘江战役前,他看出前面是陷阱,不能再往西走。建议:趁敌人立足未稳主动出击,转道湘中建立根据地——意见再次被否定。

教员同志没有气馁,有时间就到一线作战部队,跟军团长、军长、师长聊天,随时掌握战场形势。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他再次建议: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转向西到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去。

残酷的现实面前,正确的意见终于被采纳。

如果被边缘化就选择“躺平”,教员同志不可能对战场形势做出清晰的判断,怎么可能带着红军走出绝境?

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

4、“天下的事”该怎么办

教员同志能够重新指挥红军,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长征刚开始,教员同志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这两位不擅长军事,但眼前的惨败是血淋淋的教材,相比之前教员同志军事指挥创造的辉煌,两人很快就成为教员的支持者。

为什么这两个人的支持这么重要?因为张闻天、王稼祥和博古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同学,是共产国际信任的人。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直接点名指出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批评尖锐。王稼祥则提出:红军应该由教员同志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特别是王稼祥。他进入苏区后,亲眼目睹教员同志带领红军一次次以弱胜强,对教员同志的军事才华由衷佩服。

1932年10月,教员同志在宁都会议上挨批,王稼祥公开捍卫:他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

遵义会议前,王稼祥找主要领导谈,提议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教员同志领导。王稼祥直接跟红军高级将领们说,前几次的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是教员同志采取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应该让他出来领导红军,进而领导中国革命。

教员同志后来曾多次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能取得成功,教员同志自己的态度也很关键。他的发言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并提出大敌当前,先解决军事路线的问题,其他问题暂不争论。

棘手的问题一下子变简单了。

当时争论是非对错会造成分裂,赶紧把红军带出绝境才是关键,这样的表态既表明立场,也团结同志。

更高明的是,教员同志拒绝担任一把手,推荐张闻天接手这个职务,自己协助军事指挥——大家心悦诚服。

后来四方面军的张同志不服从安排,坚持要南下,博古旗帜鲜明支持教员同志。四方面军的个别同志试图拦截中央红军北上,李德防止对方动武对教员同志不利,就死死抱住对方,最后教员同志发话他才放开。当时在场的彭大将军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

教员同志有大智慧、大格局。

1935年,红军巧渡金沙江甩开追敌,教员同志说了这样一段话:“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天下的事,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想这样,偏一下子办不到,等转一圈回来,事情恰又办成了”。

这一段话是伟人对军事指挥的提炼,也是人生智慧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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