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教员同志在面对人生低谷的表现，完美诠释了这句话。
1、被边缘化的“小毛”
1931—1934年，教员同志的人生低谷。
从1931年初开始，组织决定从上海迁往瑞金苏区，各路大领导空降，教员同志被排挤出军事决策层，并很快就被边缘化。
出现这样的局面不奇怪。
首先，教员同志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当时组织最高负责人是王明、博古这些人，他们都是在苏联学的马列主义，理论经验丰富，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人看不起本土革命者。
其次，教员同志的工作思路跟他们截然不同——这是最重要的。
当时苏联革命取得了成功，很多人认为直接拷贝“城市包围农村”的模式就行。苏联回来的知识分子坚定捍卫这一理念。
教员同志的想法则是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民、而不是城市产业工人——这与苏联模式大相径庭。
教员同志的理论源于实践。
1927年秋收起义后，教员同志拉起800多人的队伍，共产国际指示他们去进攻长沙。当时长沙有敌人重兵防守，等于去送死，教员同志临时改变策略，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蓬勃发展。历史证明，这个做法最符合中国革命实际。
但当时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教员同志的做法引起很大非议。
1930年，教员同志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现在看这个论断正确无比，但在当时的教条主义者看来，这是典型“狭隘的经验论”、“游击主义”、“忽视阵地战”、“理论基础薄弱”。
大领导博古批评教员同志“游击战不适用”，“批准”到后方养病。
1933年，博古路过福建长汀，有人提议去看望在那养病的教员，博古说：“小毛，有什么好看的！”
当时博古26岁，教员40岁，他居然称呼“小毛”。
官大压死人，还侮辱人。
2、吃饭睡觉读书
要说没情绪，那不符合常理。
教员同志很生气。
三十多年后，他在会见外国记者团时仍气愤地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了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嘞。那个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
生气归生气，教员同志没有躺平。
吃饭睡觉之外，教员同志还在读书。
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教员同志特地到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呆了一上午，挑了好几箩筐书带回江西。知情人说，箩筐里有《资本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许多重要革命理论著作。
那些人不是批评自己不懂马列理论吗？那就彻底搞懂。
长征艰苦卓绝，性命随时不保，但他却叮嘱警卫员：“什么都可以丢，只有两样东西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丢，一是军用地图，一是书，再沉再危急也要带着。”
爱读书，更要会读书。
据身边工作人员介绍，教员同志读书方法有几个特点：一是认真学，反复读。他对重点书籍都一篇一篇地仔细琢磨，从词汇、句子、章节、篇章结构，到全文意义，认真钻研，绝不马虎。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他都反复阅读。二是不动笔墨不看书。他的藏书中，许多是有批语、圈点、勾画满书，有的章节符号密密麻麻。三是无所不读。方方面面的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书籍都在阅读的范围，尤其是历史书籍比较多。
后来的遵义会议中，教员同志在发言中大量引用马列著作中的革命理论，佐证自己的军事思想。
补齐知识短板，批评者都哑口无言。
3、“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处江湖之远，但教员同志没有不问世事。
1932年宁都会议，排斥了他对军事的正确领导，让他去后方医院休养。临别时，他表态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教员同志提出：“应将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意见被否定，并被污蔑“放弃根据地”。
湘江战役前，他看出前面是陷阱，不能再往西走。建议：趁敌人立足未稳主动出击，转道湘中建立根据地——意见再次被否定。
教员同志没有气馁，有时间就到一线作战部队，跟军团长、军长、师长聊天，随时掌握战场形势。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他再次建议：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转向西到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去。
残酷的现实面前，正确的意见终于被采纳。
如果被边缘化就选择“躺平”，教员同志不可能对战场形势做出清晰的判断，怎么可能带着红军走出绝境？
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
4、“天下的事”该怎么办
教员同志能够重新指挥红军，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长征刚开始，教员同志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这两位不擅长军事，但眼前的惨败是血淋淋的教材，相比之前教员同志军事指挥创造的辉煌，两人很快就成为教员的支持者。
为什么这两个人的支持这么重要？因为张闻天、王稼祥和博古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同学，是共产国际信任的人。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直接点名指出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批评尖锐。王稼祥则提出：红军应该由教员同志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特别是王稼祥。他进入苏区后，亲眼目睹教员同志带领红军一次次以弱胜强，对教员同志的军事才华由衷佩服。
1932年10月，教员同志在宁都会议上挨批，王稼祥公开捍卫：他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
遵义会议前，王稼祥找主要领导谈，提议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教员同志领导。王稼祥直接跟红军高级将领们说，前几次的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是教员同志采取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应该让他出来领导红军，进而领导中国革命。
教员同志后来曾多次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能取得成功，教员同志自己的态度也很关键。他的发言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并提出大敌当前，先解决军事路线的问题，其他问题暂不争论。
棘手的问题一下子变简单了。
当时争论是非对错会造成分裂，赶紧把红军带出绝境才是关键，这样的表态既表明立场，也团结同志。
更高明的是，教员同志拒绝担任一把手，推荐张闻天接手这个职务，自己协助军事指挥——大家心悦诚服。
后来四方面军的张同志不服从安排，坚持要南下，博古旗帜鲜明支持教员同志。四方面军的个别同志试图拦截中央红军北上，李德防止对方动武对教员同志不利，就死死抱住对方，最后教员同志发话他才放开。当时在场的彭大将军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
教员同志有大智慧、大格局。
1935年，红军巧渡金沙江甩开追敌，教员同志说了这样一段话：“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天下的事，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想这样，偏一下子办不到，等转一圈回来，事情恰又办成了”。
这一段话是伟人对军事指挥的提炼，也是人生智慧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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