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营销号经常张口就来，说魏忠贤向富人收税了，解决了明末的财政问题。然而实际情况是他们高看了魏公公的能力，在古代收税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明朝这种特殊的赋税制度，向富人收税门都没有。
教科书曾经有提到过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又删了。所以总是给很多人一种错觉，明朝的商业发达，所以商税占比很大。甚至有的人认为，商税占比超过了农业。接着就想当然认为魏忠贤向富人（尤其是富商）收税，应该是给大明收到了超额的税收才对。
然而大明的商税规模经常是维持在五六十万两水平，跟千万级别的农业税比起来实在少得可怜。当然了这也要看历史时期，比如商税最重要的来源钞关税，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约等于0，到了正统年间缓慢升到4万左右，弘治年间大概是27万，万历年间开始大规模增加直至明亡的时候达到90万左右。
大明的财政收入排第一的是农业税，排第二的是盐税，排第三的是钞关税，始终没有改变过。只要你的数学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应该能清醒意识到商税的规模以及征收难度吧。
你们可以看一下魏忠贤实际收到了多少税，历史真相会让精神阉党抓狂，因为魏忠贤主政的那几年，大明的财政收入突然锐减一半左右，辽东还以每年一百多万两的速度大规模欠饷。只要你的数学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应该能意识到总成绩都不及格，怎么可能还有大量的商税增收呢？
魏忠贤还免了关外潘家口、桃林界、岭冷口、潼关、咸阳、大庆、庆阳、凤翔、汉中、临洮、西安、三原、浙江、直隶等处的商税，范围之大，比东林党主政时期还夸张。没免的地方主要是跟东林党人关系比较大的南直隶地区的一部分，那里的人一看其他都免，就我们没免，马上不干了，把派来收税的人打死了。双重减法加持之下，只要你的数学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应该能意识到魏忠贤主政的时期商税规模只减不增，而且是锐减的状态。
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跳出来反驳，说魏忠贤虽然没向富商收税，但是向地主加税了啊？想多了！大家好好想一想，加入阉党的都是一群什么人？崇祯初期处理的两百六十多阉党成员都是谁？还不是从齐楚浙宣等东林党的反对派依附魏忠贤而来的，这些人代表的还是士大夫阶层——魏忠贤怎么可能向自己的盟友地主阶级加税呢？
实际真相就是魏公公吃了没文化的亏，不懂收税，也看不懂税收制度是怎么一回事，稀里糊涂地整出了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
商税油水肯定有很多，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很多人都犯了以今论古的错误，完全没有意识到古人的时代局限性。对于他们而言，任何改革的难度都是相当大的。我知道很多被洗脑的人执着于明末商税，误区很大一部分是跟宋朝有关，毕竟宋朝商业发达，他们认为商税可能超过了农税，而且宋朝的制度可以借鉴给明朝，看着好像不是什么难事。
宋朝的商税占比确实是比明朝大，但仍然没法跟农业相比。宋朝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水稻普及，农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所以才呈现出经济繁荣的景象，商业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不过宋朝的商税占比大，也不是说商业体量超过农业所致，而是有宋朝特有的国情。
宋朝在北宋时期，商税制度逐步建立，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也不是一开始就占比大。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兵事频繁，跟金国交战的地区、偏远容易叛乱或者统治薄弱的地区，要么不收，要么少收，要么让当地的官员自己看着办，还有的时候是收了半路给土匪劫了，直接导致农业税锐减。统治者得维持统治，财政是头等大事，肯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缺口。
他们的解决办法跟很多朝代都差不多，一个是向农民加税，另外一个是想办法从商税中增加收入。向农民加税，肯定会引起反弹，尤其是流民问题很容易引起农民起义，宋朝的解决办法是招募壮丁进军队，留下老弱病残自然闹不起来；增加商税收入除了增加税目种类，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官卖制度”——说通俗一点就是官方垄断，比如抬高生活必需品食盐的价格，直接牟取暴利。
宋朝加税使得国库丰盈，而且底下不怎么反抗，貌似很成功的样子。但实际上这种制度之下普通老百姓反而比其他朝代更苦，因为赋税更重，生活成本又高，没钱就直接活不下了，因为反抗的机会也没有。至于富裕的地主阶级与商人，受影响反而很小。而且商人在税率调高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商品价格，最终压力还是转嫁给了普通百姓。也难怪文人都怀念宋朝，普通百姓反而憎恨。
鉴于宋朝这种畸形的税收制度，贫苦人家出身的朱元璋自然是不可能复制他们的模式，相反还得大加反对。因而明朝除了盐等少数战略级别的商品，是不垄断的，而且即便是盐也不随便涨价。前、中期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说，相对其他朝代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明朝还是回到了重农抑商的老路子上，从宋朝到明朝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被掐断了。
朱元璋定下的商税制度格局，给后来的加商税的反对者增加了不少理论依据，这使得明朝中后期的统治者加商税难度大大增加。万历皇帝虽然在中后期一直在加税，但也是很谨慎的，选择了矿税这个影响相对较小且暴利的税种。加入阉党的齐楚浙宣等派系的官员也是一致反对矿税的，与东林党无异，可以说是朝野都在反对，万历乃至之后的崇祯都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加商税这招阻力实在太大。
宋朝的制度不仅不“先进”还很畸形，无法复制或者借鉴，大明又有自己本身的问题，商税制度一直是不成熟的状态，无法扩大规模形成良性循环，反而引起了不少纷争。比如“关税”设置的关卡太多，增加了流通成本，不仅引起民怨而且反而减少了商税收入；又比如收税标准也不成熟，对贪官污吏来说可操作空间太大，反而变成官僚向底层百姓收刮民脂民膏的捷径。
明朝没有将大部分流民招募进军队的传统，故而农民活不下去了，还是可以反抗的，这导致明朝历代统治者对农民加税会更加谨慎。农税、商税都不好加，加上古人思想的局限性，一些改良派只反对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却提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导致税制改革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最终夹杂着辽东战事、党争、天灾、农民起义等各种问题而拖垮大明。
在清朝雍正推出摊丁入亩之前，拥有更多人口而土地更少的农民始终是主要纳税承担者，没有人能想到向拥有更多土地的地主多收税，即便像张居正那样改革迈出了一小步也很快被淹没了，难度可想而知。
这样一对比发现都不容易，我们之所以能站得高看得远，因为古人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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