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不管在哪个朝代都是非常棘手的，因为会触动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明朝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一个小小的县城多缴纳了两百多年的税，直至大明灭亡都始终没能改革减掉。
徽州大致的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宣城市）与江西省的婺源县（上饶市），在明代下属有六个县，分别是歙县、黟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绩溪县，其中歙县最大，人口最多。
嘉靖十四年歙县官吏程鹏、王相发现本县莫名其妙比其他五县多缴纳了一笔人丁丝绢税，越级上报之后始终得不到解决。直至程鹏、王相过世都没下文，于是这件事不了了之。
隆庆三年帅嘉谟再次发现这个不合理的人丁丝绢税，经过一番查阅发现可能是至正二十五年（元惠宗年号）因为徽州欠朝廷赋税，经乙巳改科折成丝绢税所致。但是问题是本来应该各县平摊的税，不知道什么原因变成歙县单独缴纳，其他五县不用负担。歙县就此多缴纳了203年的税，十分冤枉。于是帅嘉谟走上了为歙县百姓的维权之路，逐渐掀起一场风波。
帅嘉谟逐级向上反映维权，甚至去了京城。但其他五县获悉了这个消息，万历三年有人暗杀帅嘉谟，吓得他赶紧回老家躲起来。不过歙县与其他五县围绕着这笔人丁丝绢税闹了起来，谁都不愿意多承担赋税，最后愈演愈烈差点引发了民变，史称徽州之乱。
事后朝廷采取了和稀泥的办法，不断调解六县的矛盾。先是抓了帅嘉谟，打了八十大板，然后流放三千里充军；其他五县闹事的“刺头”也抓了一部分，其中还有一人判了死缓。至于这笔税该怎么收，朝廷一共出了五个版本的方案。最后这笔人丁丝绢税还是由歙县单独缴纳，不过减免了歙县一部分其他赋税；但是歙县减免的税，绝大部分又是由徽州军需银抵扣的，结果还是落在了全体徽州百姓的身上。
至此徽州之乱结束，人丁丝绢税还是改革不动。徽州百姓的负担还是一样重，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可以说这笔多缴纳的人丁丝绢税陪伴着整个明朝，历时276年之久。
人丁丝绢税是徽州欠朝廷的税款折成丝绢税而来的，本来是补税即可，结果之后变成了持续276年的纳税任务。且不说平白无故多缴纳了这一笔税款，关键是徽州本来是不产蚕丝的，百姓缴税需要先将粮食换成银子，然后再用银子从江南地区进口丝绢再进行抵扣。因为路途遥远，多了几道手续，实际百姓是低价卖粮高价买丝绢，产生了很多额外的负担。
然而这笔沉重的负担全部由歙县百姓负担，其他五县不用负责，也十分不合理。歙县不敢也没办法让朝廷完全免掉这笔额外的人丁丝绢税，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让其他五县一起平摊，以此减轻自身的负担。其他五县本来就不用多缴纳这笔冤枉税，现在要他们缴纳，自然是不干了，随即歙县与其他五县的矛盾产生，并随着一系列事件逐渐激化。
从嘉庆十四年开始程鹏、王相发现问题，是维权的第一个阶段，以不了了之告终；隆庆三年帅嘉谟发现问题，到万历三年他暂时退出，是维权的第二个阶段，引起了朝野的注意，这个纠纷逐渐传开；万历三年到万历七年是第三个阶段，主要以徽州之乱为标志性事件，最终朝廷还是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换了一种方式让全体徽州一起承担这笔额外的人丁丝绢税。
这笔人丁丝绢税之所以改革不动，有三个关键的节点：一是歙县变相动了其他五县的利益，受到五县的重重阻力；二是朝廷不会也不愿意少了这笔税款，所以不会给歙县完全免掉，导致歙县只能退而求其次，让其他五县一起平摊，这导致其他五县对歙县有天然的矛盾，必须反对歙县；三是朝廷的态度完全是一副和稀泥的样子，与当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精神相背离，只想息事宁人，完全没有坚定的变法态度。
这样一来，人丁丝绢税变成死结，始终改不动。这件事处理阶段主要还是在张居正变法的万历前十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张居正的变法难度之大，牵涉到的利益集团之广，而君臣之间不够团结，始终没法将变法贯彻到底。
反观今天网络上很多人动不动就吹捧魏忠贤怎么改革税制，如何成功，显得十分可笑。鼎鼎大名的张居正，与王安石、雍正等改革家齐名，尚且这么吃力，一个毫无建树的太监又怎么可能做到呢？
徽州之乱仅仅是大明顽疾的冰山一角，充分暴露了明代税制改革的各种。如果没有一整套上行下效的系统，朝廷无法撼动各种利益集团，改革永远无法成功。史书里写满了答案，变革者不仅需要决心跟魄力，有自己的思想纲领，还需要无数的支持者，并且这些进步势力要能被聚集起来，最终才能获得胜利。
此外徽州之乱也让六县百姓互相仇恨，他们在地方志里互相称呼对方的“英雄”为“奸臣”，互相攻讦。民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他们分家，划到了两个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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