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史
当世界碰撞时：比较文学、世界
体系理论与科幻小说
Andrew Milner / 文
林一苹 / 译
摘要：本文认为，最好将文学研究理解为媒体和文化研究的一个面向而非一门独立学科，并且最好将这两者理解为比较性的研究而非国族研究。本文批判地描述了弗朗科·莫瑞蒂在文学社会学和文化地理学领域的学说，重点讨论他近期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应用于比较文学的尝试。本文在结论部分尝试将“世界体系”模型应用于科幻小说的文化地理学，检视科幻小说从19世纪在英国和法国的起源到在当代澳大利亚的最新发展。
在学术界人文研究及社会科学领域中，传播、媒体与文化研究是近期少数有所增长的研究范畴。有些时候，更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明显受到被其吞并或排斥的威胁。鉴于前者经常表现出一种同时藐视“大众文化”、女性与非西方世界的文化精英主义，这很难称得上是一件憾事。但我们确实需要谨记，印刷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交流形式，其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大众媒体，也是我们文化中的重要要素。假使在读完文化研究专业的课程大纲或文化研究研讨会的会议摘要后得出电影已在当代澳大利亚以某种方式取代了印刷品的看法，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正如托尼·本尼特、迈克尔·埃米森、约翰·佛柔从迄今最全面的关于澳大利亚文化实践与偏好的调查中所发现，电影的受欢迎程度实际上远比不上书籍（1999年，第84页）。即使文学从当代文化活动列表中消失——诚然，文学或许确实终将消失——它仍将继续充当用文化研究方法了解历史的重要资源。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当代文化研究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之一——的合理坚持：
在艺术（它是我们仅有的例子，可以用来证明记录下来的沟通信息总是比它的发送者活得更长久）这里，实际的生活感觉，使沟通得以可能的深层的共同性，都被自然地汲取了。［1]
雷蒙·威廉斯
那么，文学的问题不在于它会如何被取替，而在于如何将其融入一种恰当的、全面性的媒体与文化研究。我在此使用文学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感兴趣的是文化研究是否能应用于比较文学研究，而不是“英语”研究，我指的是那些超越特定国境或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Remak 1961年，第3页）。在我看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弱点在于经常不假思索地贯彻英语语系中心主义，这是从英国文学中继承下来的一项恶习，多元文化或后殖民“政治正确性”的仪式性表达只是对它的表面规避。因此，有必要将“新人文主义”定义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的比较性研究，而不仅仅是国族研究（参见Milner 1999年）。
比较文学
纵使媒体和文化研究抬头，英语显然仍是澳大利亚人教授及学习文学的主要媒介。该事态如此明显，甚至连文化研究从业者也理所当然地向意识可疑的读者提示葛兰西所说的“霸权”之存在、巴特所说的“神话”之存在。对巴特来说，神话“有给予历史一种自然正当化的任务，并且使偶然性显得不朽”。［2]这或多或少正是英语的功能。当现代文学首次被倡议作为可能的学术研究对象检视时，它被视为比较文学而非通常的英文研究材料。在法国、德国且尤其在美国，比较文学确实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附属学科：美国比较文学协会的名单上目前拥有145个科系或部门（Spivak 2003年，第6页）。从逻辑上讲，没有先天理由说明比较文学不能在不列颠及其帝国领土得到发展。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经常作为英语研究的鼻祖级思想被征引，实际上他就认为现代文学应以比较研究而非民族性研究为目的的，他似乎是在英语研究中使用该术语的第一人（Wellek & Warren 1976年，第46页）。在新西兰，波斯奈特（H.M. Posnett）是最早的奥克兰大学古典与英国文学系主任之一，他本人也是一位主要的比较研究者（Bassnett 1993年，第22页；另见Posnett 1973年）。在澳大利亚，现代文学系的头两位主席在研究目的方面属于比较文学派，而不是英文派：墨尔本于1882年任命了一位“英语、法语和德语语言文学”教授；悉尼于1887年任命了“现代文学”（包括其他欧洲语言的文学）主任。尽管如此，英国和英联邦各大学最终决定专攻英语，几乎完全排除了比较文学研究。当中的理由不应被按下：只需说现在看起来很自然的文学研究的英国性实际上是历史意图的产物，看似不朽或至少经典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偶然性。
葛兰西
罗兰·巴特
不仅偶然，而且奇怪，因为英语并非一门学科，而是一门语言：英语系要么从事文学研究，要么从事更广义上的文化研究。对于一个澳大利亚人来说，学习英国文学是合理的，但并不比学习英国历史、英国地理、英国政治或英国哲学更合理。这些科目在一般定义的学科当中属于重要的区域性研究，准确说来英国文学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大英帝国的文化遗产以及澳大利亚在其中的地位往往会阻止我们产生这种看法。但是，正如澳大利亚书店中贩卖的书籍标题所显示，当代文学品味已明显转向后帝国主义及世界主义（想想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力），可以说书店已远远领先于学院。事实上，可以合理认为澳大利亚大学的长期战略目标应该设为用比较文学取代英国文学，或至少增设比较文学以有力促进英国文学发展。最起码——忽视文化研究对经典提出的批评——这意味着不仅要将英国文学经典、而且将“澳大利亚经典”这一几乎贻笑大方的概念纳入某种布鲁姆所说的“西方经典”，甚至是真正的“世界经典”（参见Bloom 1994年）。
后面这一概念绝不新鲜。比较文学时常以权威的文学“世界”经典文本为依据来试图定义研究对象。这一点在文学史上可以追溯至歌德，他曾在1828年热情地期待：我们目前这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与日俱增，不久的将来或将期待世界文学的到来……（Goethe 1973年，第7页）
这种智识世界主义的激进优势甚至在19世纪就已经很明显了。二十年后，本世纪最著名的激进分子将使用世界文学这一完全相同的词语表达几乎完全相同的含义：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Marx & Engels，1967年，第83-4页）。
我倾向于认为使反动派后悔——惋惜一词更好，但并不准确——很可能是比较文学的真正意义所在。这明显是弗朗科·莫瑞蒂的观点，他在一篇部分受歌德、部分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启发的评论中指出，“没有其它理由能说明世界文学研究的正当性……除了这一点：作一枚永远在智识上挑衅民族文学的眼中钉”（Moretti 2000年,第68页）。然而，莫瑞蒂那么聪明，他不会不知道民族文学研究中有关经典性的问题只有在转移到比较文学时才会凸显。这一问题已经引发了许多争论，但有必要在此简单陈述。与学术课程大纲中的大多数学科不同，文学研究压倒性地集中讨论价值定性的问题：历史学家研究他们所不认同的朝代，地理学家研究他们所不喜欢的国家，人类学家研究他们所不相信的部落宗教，然而文学学者通常不会在他们认为不属于经典的书籍上浪费过多时间。正如莫瑞蒂几年前所说：“如果每个人都表现得像文学评论家那样只研究他们'喜欢’的事物，那么医生可能会限制自己只研究健康的身体、经济学家可能会限制自己只研究富人的生活水准”（1988年，第14页）。无论是英语派还是比较研究派，文学研究通常并不关注写作本身，而是关注按照威廉斯所谓的“选择性传统”定义为经典的一小撮作品（Williams 1963年，第307-10页；Williams 1965年，第65-9页）。
如果民族文学经典建立在极端的选择性之上，那么任何一种世界文学经典体系也将如此。“学习世界文学意味着什么？”莫瑞蒂问道：
我研究1790年到1830年间的西欧叙事……不对，我研究西欧叙事中的经典部分，其数量甚至不到已出版文学作品的1%……19世纪的英国小说总共有三十万本，或四十、五十、六十万——没有人真正知道确切数字，没有人读过，没有人会读。然后还有法国小说、中国小说、阿根廷小说、美国小说……阅读“更多”作品总是一件好事，但不是解决方案（Moretti 2000年，第55页）。
他自己的解决方案是从文学批评转向社会科学，这里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莫瑞蒂早期关于文学形式社会学的论文中已经预示了这样的论调，他曾主张将文学史改写为“象征形式的社会学，文化习俗的历史”（1988年，第19页）。他承认，与研究伟大作家或伟大书籍相比，从这个角度书写的历史必然更缓慢。但他坚持认为，惟有以这些相对悠久的传统为背景才能正确理解创新（Moretti 1998年，第15页）。他总结说，历史社会学批评的最佳成果来自“旨在对特定类型的内部规律和历史范围下定义”的书写（Moretti 1998年，第9页）。作为例证，他谈及了卢卡奇的小说研究、本雅明的巴洛克戏剧研究、戈德曼的法国古典悲剧研究和阿多诺的十二音符系统研究（Lukács 1962年；Lukács 1971年；Benjamin 1977年；Goldmann 1964年；Adorno 1973年）。从这一角度而言，现在我们可以将他自己的成长小说研究添入此列（Moretti 1987年）。
沃勒斯坦
莫瑞蒂在《欧洲小说地图集》中重复了这一论点，他写道，对具体作者的研究应置入“规范性历史”的具体语境，“这是一种新颖不足、'扁平’有加的方法……重复、缓慢——甚至无趣”。这种角度侧重关注“伟大作家”的偶然性而胜于其优异，侧重个案研究而非范式研究。“但是……我们是否真的认为这种无趣没有意思？”莫雷蒂继续说道：
一旦我们学会面对它，文学传统的扁平性将浮现出它作为谜团的本质。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是如何通过一系列随意的、草率的、经常令人发指的尝试而成型的？一项传统如何改变，或者，更应该问：它是否会改变？还是在各种表面花样之下保持恒定——直到突然解体的那一天？为什么它如此长久地保持恒定？而又为什么它会崩溃？同样的传统究竟如何在有着天壤之别的地方发挥作用……？（Moretti 1998年，第150页）。
无论莫瑞蒂这些实际分析具有何种方案性优点，其震撼力和独创性是毋庸置疑的。例如，我们可以看他如何处理小说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普遍认为小说与民族之间存在特定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本尼迪·安德森有关小说如何为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提供关键技术前提的论述（Anderson，1991年）。莫瑞蒂不但提供了支持这一论点的定量证据，也提供了重要的定性分析。“小说并没有简单地将国家视为一个明显的、预先形成的虚构空间”，他争辩道：
它必须从其他同样能够产生叙事的地理环境中夺取它——而且在整个18世纪它们确实相互冲突（Moretti 1998年，第53页）。
《想象的共同体》
作者: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译者: 吴叡人
出版年: 2005-4
莫瑞蒂观察到，《鲁滨逊》式的超民族文学类型以及爱情故事等地方叙事的流行一直持续到18世纪，因此直到“世纪的尽头”，民族小说的主导地位才在“叙事空间的收缩”中得到最终巩固。（Moretti 1998年，第55页）。莫瑞蒂总结说，小说形式绝对占据了19世纪欧洲文化的核心，但这有赖于英法文学种类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而非单独民族实体的各自产物。他将19世纪的文学经济描述为涵盖“三个欧洲。始终以法国和英国为中心；大多数其他国家始终处于边缘；而两者之间存在变量组，情况因现实而异”（Moretti 1998年，第174页）。莫瑞蒂以各国书目中记载的翻译数量作为关键经验指标，说明法国小说家在天主教统治的南部和新教统治的英国北部更成功，但整个大陆都在阅读斯科特、布尔沃-利顿和狄更斯，大仲马、欧仁·苏和雨果（Moretti 1998年，第178-9页）。他还展示了“欧洲大陆两个超级叙事大国之间长期而激烈的竞争”最终如何由法国而不是英国赢得，“使巴黎……成为19世纪的好莱坞”。到19世纪中叶，法国小说的意大利语译本数量以8:1的比例远超英语译本数量，而即使是丹麦语译本的数量也几乎与英语译本的数量几乎持平（Moretti 1998年，第184页）。他总结说，小说“使欧洲文学远离所有外部影响”：
它加强了，也许甚至确立了自身的欧洲性。但这种最欧洲化的形式进而继续剥夺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所有创作自主权：伦敦和巴黎这两个城市主导了整个大陆长达一个多世纪，出版了一半以上（如果不是更多）的欧洲小说（Moretti 1998年，第186页）。
世界体系理论
莫瑞蒂随后将这种文化地理学与他所描述的“世界体系”文学研究方法整合在一起。我们不必拘泥于沃勒斯坦方法的总体细节：只需要指出，他一直以来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由“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组成的世界体系如何运作（见Wallerstein 2000年）。这些理念最初出现在莫瑞蒂的书中，是为了理解相对少数的杰出作品如何共属同一个他称之为“现代史诗”的领域——包括歌德的《浮士德》、梅尔维尔的《白鲸记》、瓦格纳的《尼伯龙根之戒》、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庞德的《诗篇》、艾略特的《荒原》、穆西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Moretti 1996年，第1-2页）。他认为，与法国或英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不同，这些作品“都是世界文本，其地理参考框架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更广阔的实体——一个大陆，或作为整体的世界体系”。它们也是系统半边缘的产物，“综合发展”的场域，“历史上非同质的、通常起源于迥然不同之处的社会形式和象征形式在这个受限的空间中共存”（Moretti 1996年，第50页）。莫瑞蒂此处的分析主要是文本分析，其目的有时居然和布鲁姆及其他潜在的经典主义评论家相似。尽管如此，经典在地理与文化上发生了从中心向边缘的转移。该论点在《欧洲小说地图集》中再次出现，而且被赋予了更明显的定量和社会学方法，这种表述更为悲观地呈现了一张法英文化霸权剥夺其他民族文学发展机会的地图。然而，即使在这本书里，莫瑞蒂指出，边缘地带同时也打开了乐观的可能性。他引用施瓦茨关于巴西的文章，写到“历史后进性”实际上“维持”了种种“边缘”文学（Moretti 1998年，第195页；另见Schwarz 1992年，第29页）。“落后固然极不可能成为一种'支持’”，他继续说道：
然而，假设出于某种蹊跷，这种不太可能的结合发生了，地平线确实被打开了……新模式是新空间的产物：欧洲的半边缘，世界体系的半边缘……一个新的空间鼓励范式转变的发生……因为它提出了新的问题——因此要求新的答案……作为新地理空间的产物，这些形式又创造出新的小说空间……新空间产生新形式——新形式又产生新空间。文学地理学（Moretti 1998年，第195-7页）。
莫瑞蒂最近的“猜想”是对以上提及的文本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扩展，以推进将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进行重组的宏图。他认为，比较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世界文学研究——不能再被简单理解为民族文学的放大，他的原话来说是“更大型的文学”，而必须围绕完全不同的类别和概念问题进行重组。他继续说，这“不是一个对象”，“这是一个问题，一个需要新的批评方法去解决的问题：没有人仅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就能找到一种方法”。他提出的模型改编自沃勒斯坦，是一个“世界文学体系”的模型，它同时间“统一而不平等：具有一个中心和一个边缘……二者被一种日益不平等的关系所捆绑”。他继续说，如果这是系统的运作方式，那么适当的分析模式将变成“远距离阅读”，其中距离“是知识的条件”，允许分析者“专注于……比文本更小或更大的单位：手法、主题、比喻——或类型与系统”（Moretti 2000年，第55-7页）。远读与世界文学的结合让他得以将现代小说史视为一个“充满变量的系统”，其中来自英法中心的压力趋向一致，而边缘和半边缘地带的本土现实变量趋向差异。结果，异国情节、本土人物和本土叙事声音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本土化的结构性“妥协”，在这种妥协之下，“统一而不平等的文学体系”嵌入形式本身（Moretti 2000年，第58-66页）。他用该分析作为一个例子而不是一个模型去说明比较文学可以如何前进，但他明显认为类似的社会学形式主义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Moretti 2000年，第58、66页）。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坚持认为比较研究派“在民族文学面前总是不够大胆，不够直接”。他坚持认为，这不是平行宇宙：
不；宇宙是一样的，文学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换了一个角度观察这些作品；你成为一个比较研究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确信…该角度更好。它具有更强大的解释能力；它在概念上更为优雅；它避免了那种丑陋的“片面和心胸狭隘”……“不要自欺欺人”，司汤达在谈到他最喜欢的角色时写道：“对你来说，没有中间道路”。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Moretti 2000年，第68页）。
莫瑞蒂的论点引发了很多争议，包括首次发表这些观点的《新左派评论》所收到的激进评论（Prendergast 2001年；Orsini 2002年；Kristal 2002年；Arac 2002年）以及学界比较研究派相对笼统的批评（Apter 2003年,第253-6页；Spivak 2003年，第107-9n页；Parla 2004年）。他在向普伦德加斯特的回应中坦言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很可能遵循与小说不同的模式，在对帕拉和阿拉克的回应中则承认，即使是英文小说本身最初也是从相对于之前西班牙中心的边缘位置发展起来的（Moretti 2003年，第75、79页）。但他拒绝撤回世界体系视角，对于克里斯塔尔提出的反对意见几乎未作回应，后者认为他的方法是西方主义的或者“西方中心”的。尽管莫雷蒂没有提过，但斯皮瓦克也提出了一致的反对：“这是民族主义”，她写道，“伪装成全球主义的美国民族主义”（Spivak 2003年，第108n页）。莫瑞蒂的回应是正面的：“理论永远不会消除不平等：理论所做的只是希望能够解释不平等”（2003，第77页）。他继续对邂逅的政治展开明确讨论，甚至愈发坚持：如果“我们想象比较文学的方式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面镜子”，那么这些猜想旨在反映“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即整个世界可能受制于单一权力中心......该中心长期以来一直行使着同样前所未有的象征霸权”（Moretti 2003年，第81页）。在谈到2003年初的具体政治环境时，他警告说，如果全球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运动给人们提供了雀跃的理由，那么它也向文化历史学家提供了反思的理由。这样的反思应该指向世界体系，大概也应该指向它所引发的与自身对立的运动与形式。
伊拉克战争
在这些笼统的表述中，世界体系理论、远距离阅读与文学形式的社会学结为一体，这种结合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然而，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这样的结合应该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它与众多其它方法有何不同。斯皮瓦克此处的坚持是正确的：
这种等同的真正问题在于，一方面是为了虚构的形式，另一方面是为了整个学科，要为它们同时书写出精良的参考工具，其本身就是对集体的一种否定……为什么将我们整个世界（的虚构）这一研究对象作为每个比较学者的任务……？
是啊，为什么？她继续写道：
事实上，多数细读型比较学者并非仅仅阅读有限的文本。他们一经舒展开来，还会依赖于类似莫里蒂[3]那样去查阅依据别人细读过的二手文献。通过文本阅读，他们发现“批评”在百科全书中的释疑是浅薄的、不充分的。［4]（Spivak 2003年，第108n页）
她对细读的辩护是完全恰当的。不过莫瑞蒂提供的不仅仅是参考工具；社会学分析未必浅薄，也未必不充分。当然，关键在于这些分析着眼层次不同，定义的研究对象不同，要求的理论和方法也不同。从目的上看二人一致为比较研究派、都具有抵制野蛮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潜质——更确切地说，抵制野蛮的美国主义——这与两人之一或同时主要仅在欧美大学系统中从事批评研究相比，无疑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科幻小说
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我有一些简短的建议，关于如何将世界系统理论应用于曾经吸引莫瑞蒂和斯皮瓦克共同关注的领域：这一领域就是我们后来称为“科幻小说”的后哥特式小说，但它其实由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开创——至少根据主流论述如此。（见Moretti 1988年，第83-108页；Spivak 1999年，第132-40页）。科幻小说的文化地理学遵循一个相当清晰的模式。它起源于英格兰和法国——19世纪世界文学体系的中心（最初是雪莱，但凡尔纳和威尔斯最出众）——在这两个国家盛行贯穿整个20世纪且持续至21世纪（英国有赫胥黎、奥威尔、刘易斯、温德姆、霍伊尔、克拉克、穆尔考克、巴拉德、班克斯、麦克劳德和米耶维；法国有罗斯尼、阿纳托尔·法朗士、雷纳德、斯皮兹、布勒、Merle、Walther、布鲁梭罗、阿诺和韦勒贝克）。其疆域曾扩展至魏玛共和国（Gail、冯·哈布和朗、von Hanstein）、早期苏维埃俄国（别利亚耶夫、波格丹诺夫、布尔加科夫、马雅可夫斯基、普拉东诺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扎米亚京）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捷克斯洛伐克（Karel Čapek、特罗斯卡）。它在二战后出口到日本（安倍、星新一、小松左京、村上春树），也在共产主义波兰（Fialkowski、莱姆、Wisniewski-Snerg）及晚期共产主义的俄罗斯（Altov、比伦金、布雷乔夫、埃姆采夫和帕尔诺夫、斯特鲁加茨基兄弟、塔可夫斯基）。但是，美国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斯巴克、坎贝尔、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和纸浆杂志）到新浪潮（德拉尼、迪克、艾里森、斯皮纳德、提普西、泽拉兹尼）再到现在（吉布森、斯特林和后赛博朋克；勒古恩、拉斯、皮尔西和女权主义；金·斯坦利·罗宾森和新人文主义），成为了绝对的中心和近乎霸权式的存在，而且这种美国霸权还从印刷品领域延伸到电影（惠尔、库布里克、卢卡斯、斯皮尔伯格、斯科特、卡梅隆、伯顿和范霍文）和电视（罗登贝瑞、斯特拉辛斯基、卡特和韦登）。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模式或多或少准确复制了莫瑞蒂在《欧洲小说地图集》中所描绘的英法霸权的总体状况。该时期前几十年的文学销售与翻译一直被斯科特和大仲马的历史小说所主宰，后几十年则是由凡尔纳的《奇异旅行》和威尔斯的“科学浪漫史”。这本身并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学术界科幻研究领域早已普遍接受詹姆逊将科幻小说视为功能近乎等同于历史小说的准卢卡奇论点（见Jameson，1982年；Lukács，1962年）。但更近期的地理轨迹则没有那么可测。Csicsery-Ronay认为，最好将科幻小说的发展理解为与帝国主义相关：“主要盛产科幻的国家”，他写道，“正是那些试图通过发展帝国主义拓展国界的国家”（Csicsery-Ronay 2003年，第231页）。Csicsery-Ronay谈及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他合理地将其解读为一部准科幻小说——称科幻小说曾“由想象中通过帝国主义向帝国转型的渴望驱动”（2003年，第232页；另见Hardt & Negri 2000）。将帝国理解为“技术科学”政权的神话系统地充满了这种文学类型的内部空间，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它似乎更明显地适用于美国科幻小说——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就是典型例子——而非其欧洲先辈。这样的以偏概全似乎无凭无据。此外，正如Csicsery-Ronay将Čapek和莱姆的作品称作奥匈帝国的晚期成果这一并不确切的冒险提议所败露，支持这种观点的外部历史论据明显存疑（Csicsery-Ronay 2003年，第243n页）。Čapek也许符合这样的叙述，但莱姆出生在利沃夫，而利沃夫在双君主制崩溃三年后归属乌克兰、从不曾属于哈布斯堡王朝。诚然，他最终搬到了确实曾属哈布斯堡王朝的克拉科夫，但这发生在1946年，彼时这座城市同时是波兰和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土。至少可以说，和奥匈帝国的联系颇为微弱。相比之下，莫瑞蒂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魏玛共和国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等所有非英法“科幻国家”的共同点，是它们相对于世界体系文化中心的半边缘地位。
银河帝国行政区域图
另外，这种外部模式和形式内部的认识论断裂是匹配的。纵使暗流涌动——人们会想到尼莫和莫洛克一家——凡尔纳和威尔斯的写作通常基于自信乐观的实证主义，很多时候几近乌托邦。德国、俄罗斯和中欧的科幻小说则放弃了这种自由主义的未来学，要么选择明确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要么选择更有意思的恶托邦（无论针对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奥威尔后来将这一主题重新引入英国，他是英国代表作家中最不英国的。实证主义科幻小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重新盛行，雨果·根斯巴克创造了“ScientiFiction”一词——后来被小约翰·W·坎贝尔改为“科幻小说”——并将其起源追溯至凡尔纳和威尔斯（以及艾伦.坡），但东欧、中欧或玛丽.雪莱的作品在他的意见里不甚重要（Clute & Nicholls 1993年，第311页）。尽管如此，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实证主义，它是对大萧条的逃避主义回应，而不是对科学胜利主义的单纯庆祝：因此，阿西莫夫早期的“未来主义”呈现了准马克思主义特征。这第二种认识论转变至关重要，当然，这也是一项独一无二的美式成果。但当时的美国仍然更接近世界文学体系的边缘而非中心。某次莫瑞蒂问为什么在相对“边缘”的情况下，美国未能产生类似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那样的范式转变。他的回答是：
成功和失败是高度偶然的结果……美国确实有能力在19世纪中期的小说史中生产范式转变……而另一方面……范式转变是极其罕见的事件，因此需要解释的不是……其缺席……而是其出现（Moretti 1998年，第196页）。
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北美的“落后”确实制造了这样的转变，虽没有达到现代史诗的高度，但是之后以一种不重要的子形式在整个流行文化领域蔓延开来，从小说到电影和电视，从而发展出我们文化中最接近后现代史诗的产物。这种美国主导的形式成为世界文学体系当中的科幻子体系的中心。当它反过来与处在半边缘的澳大利亚的实质现实发生碰撞时，产生了以下这些“结构性妥协”：特里·道林的准乌托邦未来小说、格雷格·伊根的后赛博朋克小说、彼得·尼克尔斯振奋人心的百科全书式科幻研究、乔治·米勒的Mad Max三部曲和历克斯·普罗亚斯的《移魂都市》，甚至是悉尼制造的《遥远星际》——由Hallmark/Jim Henson/九号电视台电视联合制作。毫无疑问，这并不完全是莫瑞蒂的想法，但仍符合他的理念：新空间产生了新形式——由此产生了新空间。文化地理学。
原题“When Worlds Colli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orld Systems Theory
and Science Fiction,” Southern Review 37.2 (2004): 89-101
译者：林一苹，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教
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讯》2022年第3期
注释及参考文献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