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科幻小说，在译介阐释与创作实际方面出现明显的不一致。本文认为，现代左翼科学小说的“工具化”传统及“向科学进军”的意识形态需求，偏向技术化的作家创作兴趣、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群体、苏联科幻创作与中国文学接受的错位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让新中国科幻难以习得师法对象苏联及凡尔纳科幻的文学审美精髓，而是呈现出单一的技术理想色彩。未来的物质奇观与现实之间通道的不可见，知识分子形象的模糊不清等视觉阻断，昭示出作家内心的迷茫与惶恐，也让文本流于虚假、肤浅和空泛。郑文光与童恩正曾分别在文学性上尝试突破，但所有的努力终归昙花一现。
关键词：科幻小说 ;科普;个人价值;技术理想
晚清时期，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被译介到中国，采用的是从英文“Science Fiction”直译过来的“科学小说”这一名称。1954年，《中国少年报》发表郑文光的作品《从地球到火星》，首次使用“科学幻想小说”这一命名。而这一命名，源自俄文“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 ическ ий Расскаэ”。从英文版到俄文版，命名的更改标志着中国科幻小说的外来影响开始从欧洲转向苏联，作家的全面更迭亦彰示着创作的全新出发。然而，尽管“十七年”间，新中国科幻先后宣称以苏联科幻、凡尔纳科幻为学习对象，但模仿的仅是技术理想主义一维，其他文学价值大半被遮蔽，呈现出简单的儿童科普色彩。为什么会这样？并且，这个问题还延伸出以下疑问：从晚清到新中国，代际断裂的表层之下是否有潜隐的接续？新中国科幻如何师法苏联重新起步？“双百”时期掀起的一股“凡尔纳热”，对新中国科幻曾产生怎样的影响？风云变幻的时代环境，又对新中国科幻的外来影响接受及概念生成起到了怎样的干预作用？
一. 模仿苏联技术理想科幻的新中国科幻小说起步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已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是很好的学习榜样。建国初，苏联文学及其他“国际革命文艺”的译介，被放在了首要位置①。科幻领域也是如此。“十七年”间，苏联科幻小说被译介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1956年—196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该时段苏联科幻小说的翻译数量约在五六十部左右。与其他文学类型相比，这个量似乎不多，但已超出当时中国翻译国外科幻总量的三分之二。
最早译介到新中国的苏联科幻作品，是A·托尔斯泰写于1923年的长篇社会科学幻想小说《加林的双曲线体》，1952年1月由泥土社从日本转译。而在这之前，新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篇科幻小说，便是张然的《梦游太阳系》（1950）②。
▲张然 《梦游太阳系》
《梦游太阳系》讲述主人公静儿在梦中来到了月球，听老师讲关于月球的知识，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太阳、火星、天王星等星球考察的故事。严格意义上讲，该作品不算科幻小说，因为发生的故事都是产生于“黄粱一梦”。20世纪40年代，作者张然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过向小读者介绍天文知识的科学小品系列《开天辟地的故事》。《梦游太阳系》可说是作者换了个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讲述同样的天文知识。小说出版时也只是标注为“新少年读物”。但由于其创作手法与之后“十七年”科幻主流几乎一样，所以也常常被认定为新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新中国第一部正式标明“科学幻想小说”的作品，是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该小说写于1954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未来的儿童历险记故事：小女孩珍珍带着弟弟小强和同学秀贞，偷偷开走了爸爸的火箭船到火星去，途中遇险，幸好爸爸发动了第二号火箭船追赶他们，在一位老爷爷的帮助下，他们来到了火星上空，对火星地表进行了观测后成功返航。
有论者称郑文光曾仔细阅读《加林的双曲线体》（以下简称《加》）一书，因不满意“小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物简直就只是一种影子”，“不过是传递科学知识的话筒而已，苍白无力的人物造就的只能是苍白无力的作品”，决定“不写苏联模式的无人物无文学的科幻小说”③，所以才写出了《从地球到火星》这样的作品。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有误。《加》以科学家加林发明的类似激光武器的双曲面体为科幻内核，描绘了这种聚焦光束可以切割人体、击毁军舰的超强武器激起的各方权力欲望，以及为争夺武器展开的数场惊心动魄的搏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个个性格鲜明，尤其是加林，既是一名天才的科学家，又是一位权欲炽盛的野心家。美国苏联文学研究者斯洛宁将《加》形容为“一本超级惊险小说”，称这个故事里不但有“毒如蛇蝎的金发美女”，还有“侦探、国际歹徒、金融巨子和其他江湖人物”，他们都卷入一项骇人听闻的发明——一种“厉害程度等于今日之原子弹或乃至于氢弹④”的“死光”中。
由此或可推断，郑文光没有模仿《加》的写作模式，并非《加》中的人物形象苍白，而是太过鲜明，太具有个性。《加》写于1925-1926年间，正是斯大林执政期间，对老一代技术精英阶层进行贬低和清洗的时期⑤。对工程师-发明家形象的污名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样百废待兴，亟待科学技术人员成为工业化建设主导力量的时代，显然不适合。但另一方面，建国初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状态，加上因此而生的各类批判与改造运动，使他们又不适合被塑造成推动新中国建设发展的英雄人物。矛盾的身份定位，使初试科幻小说创作的郑文光不可能像《加》那样，浓墨重彩地塑造个性鲜明的科学家形象，相反，尽可能地淡化，才是比较保险的办法。何况对于有着多年科普工作经历的郑文光来说，当时创作科幻小说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把文艺当成工具，用于普及科学知识⑥”。那么，郑文光的写作是否受到了其他苏联作品的影响？
▲《加林的双曲线》中的科学家加林
1952年9月，《知识与力量》杂志刊载了一篇《地下之舟》，这篇作品选译了鄂霍尼柯夫中篇小说《地之深处》的部分章节。这篇小说出版于1950年，根据1947年苏联工程师阿历克桑德·特列布列夫的地下船设计，想象在不久的未来，这种地下船改进后的新技术，如采用炸弹的外形，弹仓内能容纳人与仪器，弹头可松动泥土，使探测者可以自由在地底行进，探测地下宝藏，等等。作者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技术装置的描述上，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如发明人克雷莫夫、教授道马索夫等人，只是为了解释技术思想、机器原理而服务的，在用你问我答的方式讲述完科技原理后，故事也就结束了。
1953年第7期的《科学大众》在介绍这部小说时，将其称为“科学幻想小说”。在笔者有限的查找范围内，《地之深处》或是新中国最早使用“科学幻想小说”这一命名的作品。作为《科学大众》的编辑，郑文光肯定读过这篇小说。相比《加林的双曲线体》，《地下之舟》无疑更符合他对科学幻想小说的体裁定位。并且，无论从经验来说还是意识形态色彩来说，只谈新技术的未来幻想，创作起来也相对容易。于是，天文学专业出身的郑文光，选择了采用当时航天方面最热门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火箭船构想，创作了一系列科幻小说，除了《从地球到火星》外，还有《第二个月亮》《征服月亮的人们》《太阳历险记》等⑦。
《从地球到火星》一经发表也备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甚至在当时的北京掀起了一股火星热，北京的少年儿童到古观象台排起长龙看火星⑧。1955年，该小说被收入建国后第一部《儿童文学选》，严文井在《前言》中特别谈到这篇小说，称它已经脱离了科普范畴，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形式⑨。相比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等科普读物，《从地球到火星》等被归到文学类，其文学价值就在于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新技术想象。除此之外，故事的讲述大体仍旧延续的是科普思路：乘着火箭船上天的主人公，到达外太空的任务就是用参观游览加问答的方式，向读者解释重力、星球地貌、流星等科学知识，知识讲完，主人公的旅程便也宣告结束。
通过梳理，不难发见《从地球到火星》模仿的，是苏联鄂霍尼柯夫、齐奥尔科夫斯基等作家的技术科幻。问题在于，这类以技术说明为旨归的科幻是否就代表了苏联科幻创作的主流？ 显然不是。
起源于19世纪欧洲和德国通俗科幻小说的苏联科幻小说，虽承继了欧洲科幻的社会科学幻想小说与技术科学幻想小说两大传统，但“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苏联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使苏联科幻小说很早就将科学幻想“纳入到关于未来共产主义文学问题的讨论之中” ⑩，呈现出“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为根据对未来作乐观主义的假想”[11]的显著特征。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科幻将读者对象锁定为青少年，把“普及科学技术和培养民族主义情操”作为创作“最迫近的目标”[12]。高尔基提出科学幻想读物必须具备科普功能，同时还要关注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把科学和技术写成“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克服物质和传统的抵抗的斗争场所”[13]。在这一目标下，苏联科幻开始书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描绘社会主义取得彻底胜利后的未来新时代，如别里亚耶夫的《在北极地带》（1938-1939）、阿达莫夫的《驱逐统治者》（1946）、弗·康迪巴的《火热的大地》（1950）等[14]。“二战”结束后，苏联科幻小说中出现了许多英勇征服自然，大胆革新技术的苏维埃新人形象，15如波德索索夫的《新暖湾》（1948）、伊·叶弗列莫夫的《星球上来的人》（1953）、格烈布涅夫的《南极光》（1955）、A·卡赞采夫的《极地的幻想》（1956）、《火焰岛》（1956）等。这些新的题材，让苏联科幻文学在世界科幻文学中辟出了一块专属于自己的“东欧版块”。
当然，苏联科幻小说中也有一些单纯的技术理想书写，如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在月球上》（1893）、《在地球之外》（1896）、列瓦朔夫的《“KB-1号”》（1927）、丘赫罗夫的《飞往月球》（1954）、奥斯特罗乌莫夫的《月球航线》（1954）等。但对这样的作品，苏联文学界评价并不高。如胡捷在评《地之深处》时，认为作者“使读者只注意到设计幻想中的机器或机械的事情”，“应该描写一下，地下船的发明，将怎样使人改变关于地下矿藏的一切观念”[16]。略普诺夫则批评谷列维奇、莫罗佐夫和奥斯特罗乌莫夫的小说“缺乏引人入胜的情节”，小说中主人公“形象刻划得并不鲜明”，甚至认为这些作品“不应算作小说”[17]。
二. “双百”时期的中国科幻译介及评论倾向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的注意力集中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上，科技的发展及知识分子问题还没有来得及重视起来。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的全面铺开，建设人才匮乏、科技水平落后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地呈现出来。1955年11月，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大会报告，以异常紧迫的心情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指示。会后，全国上下掀起“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潮。在创作上，不仅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诗等科普读物大热，科幻小说也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
1965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
▲左为毛泽东在闭幕式上的讲话
▲右为周恩来主持大会
从1955年开始，相当数量的苏联科幻被译介进来。在挑选、翻译苏联科幻作品时，中国编辑们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只要是名气大的作家作品都会选入。因此，这些作品中既有反映人性与权力角逐的《阿爱里塔》（1923，中译本1957），也有书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表现科学新人探索精神的《萨尼柯夫发现地》（1926，中译本1957）、《康爱齐星》（1940，中译本1955），《探索新世界》（1952，中译本1955）、《星球来客》（1957，中译本1958）等，还有单纯技术理想型的《月球航线》（1954，中译本1955）、《在两个太阳的照耀下》（1955，中译本1957）、《在星空里旅行》（1955，中译本1957）等。
几乎与此同时，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辑的黄伊，“发现法国作家凡尔纳所写的科幻小说，不仅可读性甚强，而且很能诱发青年向往科学的心，非常符合中央对教育青年的要求”[18]，于是，他便整理了关于凡尔纳的材料，做成报告上送编辑部领导报批。很快，报告得到批复，《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气球上的五星期——非洲游记》《机器岛》等12部作品得以组织翻译，并在1956-1957年陆续出版。1955-1960年间出版的其他科幻经典，还有威尔斯的《隐身人》（1956）、《大战火星人》（1957），埃尔蒙德·哈密尔顿的《难以想象的世界》（1958）等。
▲左为威尔斯作品《隐身人》
▲右为凡尔纳作品《海底两万里》
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的国外科幻涌入，对“科学幻想小说”这个名字十分陌生的中国文学界如何选择阐释话语？较早的应是1955年，潮锋出版社在出版“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译丛”时，对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进行的概括：“它是通过艺术文字的感染力量和美丽动人的故事情节，来描写苏联科学上新的理想，它对和平建设事业的贡献，以及苏联科学家的积极的生活和劳动的。它的目的是：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培养青年爱祖国、爱劳动、爱科学的热情，丰富青年对新事物的想像力，使他们从想像进入具体的实践”[19]。次年，王汶译介了苏联学者O·胡捷的《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一文，文中引用高尔基的观点，指出科学幻想读物的主要目的“是表现人类的劳动和智慧在为了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有无穷的创造力”[20]。
可见，在选择苏联科幻的阐释话语时，中国评论界倾向的，是把科幻小说作为表现人如何在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的这一标准。并且，在介绍这些翻译小说时，评论者同样也将重心放在了小说中的人上面，如苏联科幻《第二颗心脏》（1957）的译者在介绍小说时，除谈到科普功用外，还特别提到这部小说“同时又是对科学工作者的赞歌，它热情颂扬了科学工作者的巨大劳动”，小说中三位年轻人的故事，“告诉了青年人应该怎样对待爱情、友谊和工作”[21]
同样的阐释话语，也出现在了对凡尔纳小说的评介上。值得注意的是，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早在晚清时期便被译介进来，并受到鲁迅、赵景深等人的大力推荐。无论是鲁迅的“经以科学、纬以人情”[22]，还是赵景深的“拿科学的发明来惊人”[23]，一再表明了他们对科幻小说文学性与科学性并重的强调。1956年，凡尔纳的小说再度出版。与现代作家不同的是，在曹靖华、杨绛、丁景唐等著名学者撰写的书评中，大家均把重点放在了凡尔纳科幻的人性书写上。中国青年社的编辑李震羽介绍凡尔纳的《蓓根的五亿法郎》时，称赞凡尔纳是一位“伟大的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家。他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声援民族解放运动；谴责一切压迫制度和种族歧视的政策；号召人类把科学和技术用来为和平和进步的事业服务”[24]。唐弢也曾化名“晦庵”，认为凡尔纳某些作品里“反对人压迫人，提倡社会公道和人类正义的精神，也是使我们深深为之感动的”[25]。相形之下，对威尔斯的评价相对谨慎，但仍有文章肯定《隐身人》这类作品把“对人类的未来所作的大胆而奔放的幻想和对作者所处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畸形丑态的尖锐批评结合在一起”[26]。
中国科幻评论对人的问题的关注，与1956年“双百方针”的时代背景不无关联。主流文学界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将个人生活、情感及价值等问题的讨论推向前台。从事科幻翻译、评论的大多也是文学界的人士，这使他们很自然地在重新发现个人价值的文学气氛影响下，把大写的“人”作为科幻创作的中心进行强调。
责任编辑：西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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