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与“铁屋”：

鲁迅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影响

文/贺可嘉

译/陶磊

编者按：作为新文学主将的鲁迅，向来因其早年翻译《月界旅行》等科幻小说之举以及“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之语，受到中国科幻文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最新的研究认为，鲁迅以《狂人日记》为起点的新文学写作，与其青年时代的科幻小说译介活动之间，存在着比过去所认为的更加深刻的关联和共鸣，而这些在启蒙主题下隐现着科幻小说印记的书写，今天仍在持续影响中国科幻文学。美国学者贺可嘉（Cara Healey）的相关探讨，为我们提供了颇具启发意义的尝试。

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在西方读者群中反响热烈，广受好评，其标志性事件就是连续两年赢得了雨果奖（Hugo Awards）——2015年刘慈欣（1963—）的《三体》（The Three-Body Problem），2016年郝景芳（1984—）的《北京折叠》（Folding Beijing），译者都是刘宇昆（1976—）。这两部作品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甚至超出了科幻粉丝群体——连“脸书”（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urg）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都读过《三体》，《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最近也都刊文讨论《北京折叠》和中国当代贫富差距问题。《三体》和《北京折叠》的成功，说明中国科幻小说不仅成为了一种文学现象，而且被西方视作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渠道。

刘慈欣、郝景芳先后获得雨果奖

这些先前不为人知的作品陡然闯入西方科幻小说界，甚至激发起更大范围的文学自觉。学者们已就其主题进行了阐述，主要包括经济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社会不公等这一文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但我不打算严格地从某个主题切入，而是准备从文类混杂性的角度考察中国科幻小说，突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与早先的中国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除了借鉴西方科幻小说经典，中国当代科幻小说还取材于中国既有的文学史资源，其中包括前现代的志怪传统、武侠小说和“五四”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

在本文中，我会把“五四”作家鲁迅的“铁屋”比喻以及他在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同西方科幻小说中的“信息失落”范式联系起来，以证明鲁迅（1881—1936）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持续影响。首先，我将参照这一范式把《狂人日记》当作科幻小说来解读；然后，通过精读韩松（1965—）的《乘客与创造者》和张冉的《以太》，我会推断出《狂人日记》和“信息失落”范式所共同具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特征如何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相关联。我特别关注的元素包括“封闭机制”、沉睡与觉醒的隐喻、“引导者”的存在、对企图打破“遗忘模式”之行为的病态化处理以及“被找回的文档”的重要性等。我会证明这些元素同时在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西方科幻小说经典中得以反映，并说明我所提出的文类混杂性正是中国科幻小说的特征。所以，我认为正是鲁迅奠定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基础，他是使这一文类的“中国性”凸显出来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我也承认中国当代作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里利用西方科幻小说元素创造性地重构了鲁迅作品的特征。

鲁迅：《狂人日记》（1918）

鲁迅与中国科幻小说

中国科幻小说的历史和鲁迅密切相关，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其肇始于二十世纪头十年，当时的改革之士通过翻译西方科幻小说来普及科学技术。鲁迅正是首倡者之一，他在1903年把儒勒·凡尔纳（1828—1905）的《月界旅行》（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1865）和《地底旅行》（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1864）翻译成了文言文。差不多同时，梁启超（1873—1929）、徐念慈（1875—1908）、吴趼人（1866—1910）等作家也发表了中国第一批科幻小说。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中国科幻小说旋即在“五四”运动中归于沉寂——后者独独青睐批判现实主义，“但其代价恰恰是忽视了晚清作家对其他的选择的发掘”。讽刺的是，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常常被视作第一部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奠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而新文化运动却反过来把鲁迅最初提倡的文类边缘化了。

1962年《狂人日记》插图

不过，近来有研究指出，鲁迅在“五四”时期发表的白话小说并非像我们先前以为的那样与晚清科幻小说判然二分。“愚昧的群众”每每被认为是《狂人日记》和《<呐喊>自序》的一大主题，但纳撒尼尔·艾萨克森（Nathaniel Isaacson）发现鲁迅早年关于科学和科幻小说的著述里已经包含了这一主题的苗头，他甚至注意到该主题出现在晚清的科幻小说里。无独有偶，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以二十世纪早期对于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焦虑为背景来解读《狂人日记》。这样的焦虑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科幻小说的核心主题，和几十年前英、美、法等国的科幻小说一样。琼斯专门追溯了乌托邦和“铁屋”这两个意象，从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1870）到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回顾——公元2000—1887年》（Looking Backward：2000-1887，1888），到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再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呐喊>自序》。

另外，近来的研究还揭示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和鲁迅的小说在主题上的相似性。宋明炜注意到刘慈欣的小说和鲁迅的小说一样经常关注父辈与孩子的主题——或是直接地或是通过隐喻，把孩子当作黑暗未来的唯一希望。宋明炜还指出，刘慈欣和韩松同鲁迅一样表达了“吃人”的主题；特别是韩松，他把“吃人”“当作社会恶习的一种文化隐喻，就像鲁迅那样，但他表现出了对各种解剖学细节甚为怪异的痴迷”。贾立元还注意到，韩松的科幻小说对鲁迅一门心思关注的“吃人”进行了改造，以适应新时代。我也在其它文章中指出，陈楸帆2013年出版的小说《荒潮》借用了鲁迅小说的某些预设，包括作为叙述者的回国留学生以及对待传统的矛盾态度。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鲁迅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影响不仅限于主题的相似性，还包括结构上的、认识论的以及本体论的关联，尤其是对科幻小说“信息失落”范式（也被称为“遗忘模式”）的利用。

赵延年《狂人日记》插图

 “遗忘模式” 

科幻小说是一种信息密集的文类，充满了“奇异性”和“陌生的新鲜感”，它质疑我们对整个宇宙的预设。这种扑朔迷离的质疑，乃是通过科幻小说所描绘的一整套架空世界的指导法则来提出的，它往往不仅针对读者，也针对生存在那个世界里的人。这样一种本体论运作，常常引领故事人物（以及读者）去发现世界已经失落或遗忘的某些关键信息，而正是这些关键信息的失落或遗忘导致了对现实的错误理解。当其中一个或多个人物意识到这种错误，故事情节便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展。汤姆·希比（Tom Shippey）把这一范式称为“信息失落”的“密闭空间”，西蒙娜·卡罗蒂（Simone Caroti）则把类似的现象命名为“遗忘模式”。

柏拉图的“洞喻”

该范式最早、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当然是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的“洞喻”，但在科幻小说领域，希比追溯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 Wells）190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盲人国》（The Country of the Blind）。在威尔斯的版本里，一个探险家发现了与世隔绝的安第斯山谷，当地居民已有好几代都是瞎子，这导致整个社会完全习惯了失明的生活。当叙述者企图用光明的力量启蒙安第斯人时，却被人嘲笑成疯子。山谷里的居民甚至建议他摘除“患病”的眼睛，以此来治疗他的疾病。这时候主人公试图逃跑，不过小说结尾模棱两可，不知道他是否成功了。《盲人国》为我们思考“信息失落”的过程和结果提供了一部辞书。

威尔斯：《盲人国》（The Country of the Blind，1904）

在科幻小说史上，这种类型的故事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使用各不相同的“密闭机制”。最常见的一种就是世代飞船——“一个狭小的人造天地、一个微观世界、一个独立自足的生存空间，备有足以完成漫长的太空航行的一切必需品”。卡罗蒂注意到，有一种“遗忘模式”常常支配着世代飞船之类的小说。在这些故事里，会有某种灾难打击飞船，随后：

幸存者传授知识的能力受到损害，以至于社会和文化的衰退仿佛不可逆转。……经过漫长的衰落过程，他们最终忘记了一切，忘记了他们最初来到一艘飞船上。他们相信自己是人类的全部后代，一直生活在现在生活的地方；根本没有什么飞船，也没有让船只航行的外部世界。整个宇宙止于舱壁。

采用这种叙述方式的例子，影响最大的要属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的《太空孤儿》（Orphans of the Sky）（最初于1941分成两部中篇小说发表，后于1963年再版为长篇小说）。加里·沃尔夫（Gary Wolfe）还发现了一种具有类似效果的故事，他称之为“后历史”小说，即宣告世界末日的事件发生之后，一种全新的历史叙述诞生了。在这类小说里，“旧世界的遗物和碎片或许得以保存，但关于这些碎片曾经属于同一部分的记载早就被遗忘了，它们融入到新的叙述中，与旧世界不相联属”。西方科幻小说中此类著名例子包括沃尔特·米勒（Walter Miller）的《莱博维茨的赞歌》（A Canticle for Leibowitz，1959）和拉塞尔·霍本（Russell Hoban）的《里德利·沃尔克》（Riddley Walker，1980）。科幻小说中的“遗忘模式”还有第三种常见的表现形式，它关注的是虚拟现实，而故事人物和读者一样到后来才知道这是虚拟现实，比如《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

《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

虽然封闭的方式不尽相同，但这些作品都遵循类似的“信息失落”程式。“信息失落”的机制各不相同，但“遗忘”的大框架保持不变。错误的世界观借由某种封闭形式确立起来，一个外来者或已经启蒙的个体随即打破这种错误的世界观，却被原世界的居民视为病态或疯癫。通常情况下，“遗忘模式”影响的程度会由一份“被找回的文档”披露出来，希比称之为“船长日志”，也就是“享有与读者同等视角的某个人撰写的一份说明，对'密闭空间’的出现进行了解释”。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对抗，要求读者质疑自己对世界作出的预设。这种范式几乎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完全一致。因此，“遗忘模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去解读鲁迅那篇开创性的文本。

赵延年《狂人日记》插图

对《狂人日记》和“铁屋”比喻的

科幻小说式解读

鲁迅的《狂人日记》以一段文言文写的序作为开头，说的是发现了一个间歇性精神失常的男人写的日记。余下的篇幅就是日记的内容，披露了日记作者日益严重的狂想症，他觉得自己会被家人和邻居吃掉。实际上，日记作者认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就是某种“吃人”行为：社会上所有的成年人——包括他自己——都参与了“吃人”。只有小孩儿或许还没受到影响，所以小说结尾日记作者发出了著名的呼吁——“救救孩子……”

人们通常根据鲁迅为他1922出版的小说集《呐喊》所作的序来解读《狂人日记》，《呐喊》包括了《狂人日记》和另外十三部短篇小说。在这篇序里，鲁迅提出了著名的“铁屋”比喻，他暗示这是创作《狂人日记》的重要灵感：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狂人日记》和“铁屋”比喻合在一起透露出鲁迅对祖国未来的深切担忧，为“五四”白话小说——乃至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很多文学作品——奠定了社会批判文学的基调。

1980年《狂人日记》配图

虽然总体而言，“五四”文学——特别是鲁迅的小说——被认为奠定了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但还是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其它观点，他们没有把《狂人日记》当成严格的现实主义文本来解读。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在《现实主义的限制》（The Limits of Realism）一书中指出，对于把现实主义当作社会批判工具，鲁迅的态度十分暧昧，尽管他自己的小说后来被奉为这一模式的范本。安敏成注意到，“在形式上描写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间关系的现实主义叙述，有可能会被压迫逻辑俘获，最终只成为压迫的复制”。同时，唐小兵和史书美都对《狂人日记》进行了现代主义的解读，他们注意到鲁迅这一实验性文本中形式与内容的共鸣。史书美特别指出，“小说碎片化的形式正适合于狂人由迫害狂和偏执狂所引发的思想感情的总爆发”，而且由于文本中两个叙述者提供的记录具有“互补”性，“其中一个叙述者有精神病，因而是不可靠的叙述者，而另一个叙述者则操着已经过时的文言”，整部小说被当作“自觉地……与现实相分离的人工制品”，所以标志着“小说对现实主义的远离”。史书美把狂人认知中的“超现实的、古怪的寓意”理解成“打破和游走于表现和现实之间[的]边界”。与之相呼应的是朱瑞英（Seo-young Chu）对科幻小说的理解，她把科幻小说看成是一种“高强度的现实主义”，“可以胜任大量复杂的表现工作和认识论工作，是为表现和理解提供认知疏离的参照物所必需的”。此外，安德鲁·琼斯还指出鲁迅作品中的“铁屋”意象其实来源于科幻小说——既包括西方的，也包括中国晚清的。

我要更进一步指出，《狂人日记》的整个认识论和本体论预设都可以根据科幻小说的“遗忘模式”来理解。鲁迅的《狂人日记》几乎精确地照搬了这一模式。虽然鲁迅和威尔斯的作品没有直接关联，但琼斯注意到：鲁迅从事创作的时期，威尔斯的著作在中国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不论威尔斯是否对鲁迅造成影响，《狂人日记》连同“铁屋”比喻和《盲人国》以及后来追随其脚步的同类西方科幻小说遵循了同样的“信息失落”范式。它吸收了诸如虚假的世界观、力图打破“遗忘模式”的启蒙个体、被虚假的世界观封闭起来的人们对个体的启蒙尝试所进行的病态化处理等元素，还利用了“被找回的文档”作为“信息失落”的证据。正如上文讨论过的那些科幻小说作品，《狂人日记》利用了“信息失落”模式来质疑读者自己的假设。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的“铁屋”建立起一种实实在在的封闭机制和虚假的世界观，就像《盲人国》里威尔斯的安第斯山谷，或者是世代飞船、后末日时代的飞地，抑或是后来科幻小说里虚拟现实的投射。在《狂人日记》中，日记作者被封闭在隐喻的“铁屋”——也就是他在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时刻都不曾觉察到的“吃人”文化里。日记作者是一个“浅睡眠者”，就像威尔斯笔下的外来者或是后来的科幻小说作品中的其他启蒙个体，他们非常容易清醒过来，认识到现实中的某些可怕真相。一旦“遗忘模式”确立起来，《狂人日记》就按照现在的科幻小说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的程式发展下去了。

赵延年《狂人日记》插图

正如《盲人国》以及遵守“信息失落”范式的其它科幻小说一样，日记作者企图打破“遗忘模式”的行为被病态化。《狂人日记》的序言部分向读者交代了日记作者“大病”一场并且患有“迫害狂”。唐小兵在分析《狂人日记》时，强调了鲁迅使用“狂”而非“疯”来表示疯狂的重要性，他指出“狂”“表现出了天才个人的特征，他们让自己轻蔑地对抗停滞不前的社会，他们的行为超出了公众的理解”，而且：

“狂”把整个问题从现实是什么转换成了现实怎样通过各种社会符号实践——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语言惯例——被建构和被表现。这种认识论的突破恰恰发生在鲁迅笔下的“狂人”心中。他的“狂”标志着被压抑的和被纾解的，从允许的或可能的经验领域回归了。它代表了侵越式的话语，不仅因为它刺激了自觉的主体去质疑既定的界限，还因为它使主体本身趋向经验中的一切极限、一切边界。

根据“信息失落”的“遗忘模式”来解读，“狂人”的“狂”包含了与该模式决裂的企图，并意识到世界其实不仅“止于舱壁”。

此外，“被找回的文档”（希比的“船长日志”）对于揭露和扭转（至少是暂时地）“遗忘模式”至关重要。读了一夜古书之后，日记作者回忆道：“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而且《狂人日记》的结构也强调了“被找回的文档”的重要性。在引言之后，整个文本本身就是一个“被找回的文档”，它成为了日记作者最终未能成功打破“遗忘模式”的记录。

把《狂人日记》和“铁屋”比喻对照着读的时候，它最终会促使读者对自己的假设提出质疑。不论是鲁迅的“铁屋”还是“狂人”的妄想狂，一般都被认为是在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而鲁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于国于民都有害处。就像《盲人国》和后来遵循“遗忘模式”的其它科幻小说作品一样，《狂人日记》吸引我们注意这一事实：读者的世界观可能和日记作者的世界观一样是虚假的。在我看来，《狂人日记》和遵循“遗忘模式”的科幻小说作品之间的内在共鸣，为理解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文类混杂性提供了重要借鉴。

赵延年《狂人日记》插图

当代的延伸

“遗忘”与“信息失落”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模式，频繁出现在中国当代科幻小说里。韩松2006年发表的《乘客与创造者》和张冉2012年发表的《以太》是其中两个例子。我认为，这两个故事同时呼应了鲁迅和西方科幻小说，借此再次启动“遗忘模式”。通过对上述元素的整合，这两部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作品处理“信息失落”的方式既有文化的特殊性，又适合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

韩松是中国“三大”科幻小说家之一——另两位是刘慈欣和王晋康（1948—）。韩松1965年生于重庆，在武汉大学取得英文专业的学士学位和新闻专业的硕士学位，1991年以来一直在新华社做记者。他17岁开始创作科幻小说，1991年取得第一个重大突破，凭借短篇小说《宇宙墓碑》赢得“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他的长篇小说包括《火星照耀美国：2066年之西行漫记》（2001）、《红色海洋》（2004）、《地铁》（2010）和《高铁》（2012）。韩松频繁借助鲁迅的“铁屋”比喻，利用密闭空间——特别是飞机和火车——来评价这些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乘客与创造者》就是其中一例，小说里的波音飞机乘客陷入无止境的航行之中，以至于他们以为飞机就是整个宇宙。

韩松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另一部遵循“遗忘模式”的作品是张冉的《以太》。张冉1981年出生于山西太原，相对而言是中国科幻小说界的新人。现在的张冉是个全职作家，他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位，曾从事IT业，后来当过《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的记者和新闻评论员。《以太》是他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同时赢得了2013年的“银河奖”和“星云奖”——这是中国科幻小说最负盛名的两个奖项。在《以太》讲述的故事里，社会中几乎所有形式的交流都受到政府管控。被称为“以太”的纳米粒子把语言和文字中的敏感话题替换为不具有挑衅性的成分。这样的专制环境催生了一个依靠“手指聊天”（在彼此的掌心拼写单词）的激进小组——“手指聊天”是唯一不受审查的交流方式。

▲收入代表作《以太》的张冉科幻小说集《起风之城》

根据我的分析，我会说明《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怎样通过同时呼应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十九至二十世纪西方科幻小说的经典作品，来融入“信息失落”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范式。我将关注这两部作品怎样利用与上述两种影响的内在共鸣以及与它们的不同之处。作为结论，我认为这两部作品可以看作在中国近代占据主流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延续，同时也是英美科幻小说传统的扩展。

和“铁屋”比喻、《狂人日记》以及同类型的西方科幻小说一样，《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都利用了“封闭机制”来建构“遗忘模式”。在《乘客与创造者》中，读者渐渐发现叙述者所说的世界其实是一家波音飞机，这一点呼应了西方科幻小说传统中诸如海因莱因《太空孤儿》的世代飞船传统。对韩松笔下的乘客来说，和海因莱因的故事一样，“整个宇宙止于舱壁”。《乘客与创造者》里虚假世界的出现，是飞机的物理封闭造成的结果，以至于叙述者和同行乘客们真的被关在了“铁屋”里。另一方面，《以太》所呈现的世界似乎和我们的世界相似得多，主人公好像没有遭遇物理封闭；相反，他过着自己的生活，只是感到某种模糊的厌倦和不满，因为人们讨论的都是些微不足道、无聊透顶的话题，比如“如何用肉眼分别蓝鳍金枪鱼与马苏金枪鱼生鱼片”、“硬币自然坠落正反面概率长期观察”以及“坚决反对切断蚯蚓”。主人公哀叹道：

在我年轻时，网络上充满观点、思想与情绪，热血的年轻人在虚拟世界展开苏格拉底式的激烈辩论，才华横溢的厌世者通过文学表达对新生活的渴望，我可以在电脑屏幕前静坐整个晚上，超链接带领我的灵魂经历一次又一次热闹的旅行。如今，我浏览那么多网站头条与要闻，没有找到一个值得点击的标题。

《以太》一开始似乎没有《乘客与创造者》中的物理约束或鲁迅的“铁屋”，只是描绘了一种精神上受压抑的环境。但到了小说结尾，主人公和读者都发现物理封闭其实一直在起作用：封闭机制不是使居民窒息的“铁屋”，而是“以太”——无形的纳米粒子，就和每个人呼吸的空气一样别无二致，它们审查着口头及书面的一切交流内容。

和“铁屋”比喻一样，《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都利用了沉睡和觉醒的隐喻来描绘愚昧和启蒙的反差。《乘客与创造者》真地描写了一个满是沉睡者的“铁屋”：

旁边三十一B的乘客睡着了。全世界三百多个人，绝大部分已被深度睡眠控制。一路上，睡眠是人类的忠实伴侣。

——韩松：《乘客与创造者》

叙述者接着描写了乘客们单调乏味的生活：

座位──信道──卫生间──信道──座位，这便是生活的全部路径。我们一生都要这样度过。

黑暗，永远是黑暗。有个被安全带绑得死死的孩子啼哭起来。但睡着的依然睡着。

——韩松：《乘客与创造者》

类似《乘客与创造者》，在《以太》里，睡眠同样和无比单调的日常生活相关联：

我努力睁开眼睛，天色已经完全暗了，屋子笼罩在对街脱衣舞俱乐部的霓虹灯光芒中。起居室里只有电脑屏幕闪闪发亮。我揉着太阳穴，从沙发上缓缓坐起，端起咖啡桌上的半杯波旁威士忌一饮而尽。这是本周第几次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应该上网查查，四十五岁的单身男人在周日下午窝在家里独自上网直至进入一场充满闪回童年经历梦境的睡眠是否有益于身心健康，但头痛告诉我不必打开搜索引擎就能知道：这种无聊的生活在谋杀我的脑细胞。

——张冉：《以太》

在《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里，睡眠不仅和愚昧联系在一起，也和无聊联系在一起——两者与遗忘的发生密切相关。

和《狂人日记》一样，《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都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叙述者都是不具姓名的中年男人，鲁迅视之为“浅睡眠者”。但《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与《狂人日记》不同的地方在于故事伊始主人公的觉醒程度。鲁迅笔下的“狂人”在《狂人日记》一开始就已觉醒：小说的主体部分以叙述者三十年来头一回注意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为开头。就像《盲人国》一样，黑暗与遗忘相关联，光明与觉知相关联。看到许久不见的月光代表日记作者已经觉醒，并意识到了“遗忘模式”的存在。另一方面，《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的开头是主人公处在觉醒的边缘。《乘客与创造者》一开始，叙述者注意到“灯火悬垂着药黄色的须斑，使我也开始犯困”，但不像《狂人日记》里的月亮，这台顶灯只是让主人公越发困倦。

《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的主人公虽然焦躁不安，但直到已经觉醒的“引导者”主动联系他们才真正觉醒。两个叙述者起初很犹豫要不要接触可能制造麻烦的人，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对于建立起不流于表面的人际关系感到兴奋。此外，两部小说都把主人公感受到的来自“引导者”——引申开来说，也就是“引导者”所代表的觉知——不断增强的吸引力描写成性或爱，但这种表达方式最终证明无法恰如其分地描写主人公体验到的感情幅度。《乘客与创造者》里的“引导者”叫“18H”（以他的座位号命名），是叙述者的新邻座，他总喜欢问些离经叛道的问题，质疑主流世界观。有一次在和18H探讨宇宙的性质时，叙述者感受到一股涌动的欲望：

似乎有某种东西在我的体内苏醒。下面于是再也无法软下去了，面颊涂了火药般，从表层开始猛烈地燃烧起来。

叙述者对这样的体验感到惊恐，内心十分矛盾：

这时，我希望再来一次座位大调整，离开十八H；但我其实也不情愿离开十八H，我想听他讲述新奇的宇宙论。

年轻的十八H其实是一个漂亮男人。

《以太》里的“引导者”叫黛西，一个年轻女人，在街上偶然遇到叙述者，当时她正在躲避警察。遇到主人公时，她在他的掌心画了一条神秘信息，主人公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是邀请他到一处偏僻的所在与她见面。主人公在思考要不要接受邀请的时候，心想：

那里有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四十五年循规蹈矩的生涯里，并没有任何穿黑色连帽衫的女士用极其隐秘的方式给我留下联系地址的离奇经历，——或者说，我根本是一个没有女人缘的失败者。无趣的人生里，终于出现了一点有趣的事情，无论是荷尔蒙的驱动（如同嗅觉敏锐的瘦子所说）还是好奇心勃发，我都决定穿上风衣，去伊甸道289s寻找一些不曾有过的经历。

认识黛西之后，他对她的迷恋越发强烈。在这两部小说里，“引导者”所代表的觉知对于主人公的理性吸引，都被不可撼动地与爱的吸引以及对与人相伴的渴望相联系。通过这种方式，韩松和张冉对我们熟悉的“遗忘模式”进行了改造，使之适合处理当代的“异化”主题。

和《狂人日记》一样，《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都把叙述者试图恢复“失落信息”、反对密闭世界正统性的行为描述成疾病或疯癫。在《乘客与创造者》里，叙述者怀疑道：“我想我可能也得了什么病。我会死掉吗？”在《以太》里，主人公告诉精神病医生“自由的精神正在死去”，医生的回答是“我看到的，是社会与民主的进步。你有没有想过某种阴谋论的精神症状使你怀疑一切，包括和谐的文化氛围”，随后还开了药，要“把你不切实际的幻想都丢掉”。就像《盲人国》和《狂人日记》里的主人公试图确认和纠正“遗忘模式”的行为遭到病态化处理一样。

在《狂人日记》《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里，语言的惯例和规范促成了各自社会经历的集体失忆；而且在这三部小说里，“被找回的文档”（希比称之为“船长日志”[1]）对于揭露和扭转“遗忘模式”都显得至关重要。鲁迅笔下的“狂人”一定真正悟到了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从而发现古代的语言文化满是“吃人”。在韩松的小说里，乘客们从小就被座椅靠背上显示器里的程序洗脑了，以至于对那些暗示宇宙属性的词语——比如“飞”——全然不知。主人公和他的“引导者”以及另一批“浅睡眠者”后来取得了突破，他们在行李舱发现了和自己受到的教育相矛盾的文件。文件包括一本飞行执照，上面有叙述者的照片，透露了他叫王明，是这架飞机的机长。在《以太》里，“手指聊天”组织一开始就为叙述者提供了一些表面的真相；后来，主人公被抓进监狱，一封“找回的文档”揭示了他们受骗的程度。监狱阅读室里有一本书的内页上写着盲文，叙述者发现了一条信息，披露了空气中微型纳米机器人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以太”：

它们会自动侦测具有潜在威胁的文字（可见光信号）和声音（音波信号），将之替换为无害信息，并将发布者记录在案。它们附着在印刷文本和标语牌表面，通过光偏振向除发布者之外的观察者发布欺骗光学信号；它们改变声波扩散形态，向除发布者之外的倾听者发布欺骗声学信号，当然，发布者本身因为骨骼的传导作用，听到的还是自己的原本想说的话。漂浮在空气中的小恶魔使“以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如同哲学家口中人类无法察觉却充满一切空间的神秘物质——“以太”本身。 

在这三部小说里，“被找回的文档”对于揭露和质疑（至少是暂时地）主流宣传机构散布的虚假世界观都是至关重要的。

《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所展示的“遗忘模式”是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一再重复的主题。除了本文讨论的两部小说，“遗忘模式”的种种变体在其他作品中也大量出现。韩松的《地铁》同样涉及密闭世界；《以太》和马伯庸（1980—）2005年发表的《寂静之城》具有很多类似的主题——在《寂静之城》里，口头和书面的交流受限于不断缩小的“安全词汇”列表。与《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相比，《寂静之城》关注的是“信息失落”的过程，而不是“遗忘模式”形成后的作用。即使是刘慈欣的“硬”科幻——因其以宇宙为单位进行详细的科学解释而闻名，区别于韩松等作家致力于社会批判的“软”科幻——也可以按照“遗忘模式”来理解。在《三体》三部曲中，世代飞船的居民遇到了四维空间带。这时，人类受限于对三维世界的理解，就像威尔斯笔下安第斯山谷里受限于失明的居民一样。当人类第一次遇到似乎颠覆了他们的观察能力的陌生四维空间时，他们错误地以为发疯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只有经过多年研究，人类才得以理解以前的四维空间居民留下的遗物所传达的信息；而在此刻，要阻止将太阳系转变为二维空间、毁灭所有生命的攻击为时已晚。这些例子说明上述修辞方式在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普遍性。

把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遗忘模式”的例子简单解读成对政府审查制度的批判是很吸引人的。尽管《以太》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美国，但精神病医生提到的“和谐的文化氛围”可能指的是“和谐社会”之类的政策。实际上，早已有西方人借鉴科幻小说的“遗忘模式”来分析共产主义社会：比如美国教育学家乔治·康茨（George Counts）就提到他的一个朋友把《盲人国》说成是“有史以来描写苏联的最好作品”。但刘宇昆反对将中国科幻小说作如此解读：“因为我们总是相信当代中国是一个反乌托邦（dystopia），同时也是和美国竞争统治权的对手，我们倾向于把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全部解读成反乌托邦作品，认为其中的矛盾冲突集中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我比较同意仅仅把《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理解成当代中国社会的隐喻太过简单化了。这样的解读忽视了故事中与西方科幻小说以及早先由鲁迅创作的中国文学作品之间的关联。

结论

我在分析《乘客与创造者》和《以太》时，对这两部作品的定位是：它们既和早先（自威尔斯以来）相同类型的西方科幻小说有关，也和鲁迅的经典作品有关。我并没有把科幻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看成截然对立的两面，而是展现了鲁迅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奠基意义，就像他对中国文学的“主流”所起的作用一样。我论证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怎样和中国现代文学保持连贯性，同时又融入科幻小说这一文类的“国际性”。我认为这种文类混杂性是决定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特征的重要因素，或许还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科幻小说同时在国内和国外人气日增的原因。

P.S：因篇幅原因，略去出处及引用等注释

责任编辑：卡戎    蓥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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