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当毛泽东正在酝酿如何立即填补日本战败即将留下的巨大真空地带、争取主动权时，蒋介石于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发送三封电报，打着各种诚意、和平的旗号，恳切地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毛泽东立即审时度势，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分析利弊和下定决心。
谈判需要纲领，也要知彼知己。在接到谈判请求到赶赴谈判之间的半个月里，毛泽东的工作量更大了，他要在极短时间内缕清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和矛盾，从而拟定一份我方谈判的纲领，以便明确我方立场、底线、以及可以妥协让步的余地；此外，他还要非常现实地估计双方的实力对比。毕竟，谈判说到底，也无非是对现实博弈的形式化和概括。
谈判纲领的问题，毛泽东在八月二十五日左右基本落实了。这一日，他主持起草了一份针对时局的宣言，其中强调：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从而确定了我方此次前往重庆谈判的纲领和基调：我们是真真切切为了争取和平而参加谈判。确定谈判纲领后，毛泽东再次全面考察了蒋介石的过往与现在，我们是为和平而谈判，那么蒋介石呢，显然不是。
当工农运动（无产阶级）中发生了左倾失误时，蒋介石领导的地主、土豪、劣绅们（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他们的代理人（比如夏斗寅们）），几乎一秒钟也没有耽搁，立刻齐刷刷地站到了他们一心想站、却碍于现实而不敢立即站的位置上，即，工农群众的对立面上，并且分毫不差地拼命拉拢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向自己靠拢。一时间，小手工业者、不够坚定的知识分子、小商贩、小地主们，似乎看到了熬出头的希望，在群体无意识的肆意支配下，向农民和工人吹响了可敬的战斗号角。
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主要矛盾从内部矛盾转移为国家间矛盾后，当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抵抗外敌之际，蒋介石做了什么呢，答：提出并大力推进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十余万虎豹之师盘踞东北，明明可以一战，蒋介石却让其不战而退，致使我国东北宝地不战而沦陷于敌。相反，他却寄希望于英美发达工业国家的国际道义仁心。想必他不知道一句名言：恶人当道，正是因为善人妥协和退让。更有甚者，他在国难当头之际，奉行所谓对日本保持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试问：当你自己放弃底线时，谁会为你去守底线。
基于这些判断，毛泽东在知彼知己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他得出结论：蒋介石这个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现在的方针是要打内战，但是由于中国广大人民坚定地反对他的内战阴谋，也由于美帝国主义依然顾忌世界民主舆论，因此，蒋介石才借助于和谈之际，趁机扩军备战。得出这些认识后，毛泽东进一步调整了他最初得出的谈判方针：尽最大可能争取和平，但要在战场上赢得主动。他在邓小平等人返回根据地前特意嘱咐说：你们在前线放手打就是了，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可见，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对于谈判纲领的认识有个比较大的转变。这一转变正是由于他深入地分析了蒋介石，做到了知己知彼。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这一认识转变，相当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从而为重庆谈判奠定了坚实可靠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准备充足，蒋介石也是如此。谈判前夕，蒋介石要求自己亲自挑选的谈判代表团成员们（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等人）每天就谈判计划进行讨论，然后写成《今日商谈结果》，以供自己参考。经过长期思考总结后，蒋介石认为，谈判方针应该紧紧围绕军队问题和解放区问题展开，并且守住军队和解放区寸步不让这条底线。
比如军队方面，蒋介石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允许八路军整编师数量从八个上升为十二个，而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八路军必须缩编，同时，军队的驻地问题，也应好好研究。显然，蒋介石虽然满口合作磋商，本意也无非是运用各种手段，让毛泽东交出全部军队。又如解放区方面，蒋介石认为，解放区必须对于军令做到统一真诚地执行，但本意也无非是运用各种手段，让全部解放区听命于他。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飞抵重庆。首先参加谈判的，是周恩来与王若飞。二人在德安里一零一号这座青砖黑瓦的西式建筑里，会见了对方谈判代表（张群、邵力子和张治中）。寒暄过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对于我方前几天提出的十一条建议中的具体事项，我希望双方能够不拘形式地加以讨论。张治中回应道：讨论具体事项，我们没有意见，只是你们提出的第九条和第十条（军队方面的问题），使我们很为难。我们需要你们重新考虑。张治中精准地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思，道出了双方利益的核心矛盾：军队问题。
毛泽东深知军队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对于蒋介石的这一要求，他也非常明确：
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重庆谈判会上，周恩来等人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底线，并且明确了一些能够妥协和让步的方面，他对邵力子说：对于国民大会代表，我们是主张普选的，但是王雪艇先生认为这一点无法做到，那么我们愿意让步，我们虽然不会放弃普选这一主张，但是如果不普选，我们也会参加，并且承诺不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至此，读者不难看出，重庆谈判之时，我们为了和平，的确做出了一切可能的让步。
然而对于我方这一努力，对方依然不肯妥协。比如，邵力子就态度强硬地认为：解放区为战时之状态，现在战事已经结束，此事不应再提。一句话：让我们放弃解放区。很快，谈判陷入了胶着。
既然谈判陷入胶着，许多问题就要依靠谈判之外的相对实力解决。会场之外，谁能争取大多数人拥护，谁的统一战线最为广泛，谁能代表人民利益，谁能赢得内外主动，就成为了胜负关键。总体来说，民心、道义，我方占优；物质力量、国际支持，对方占优。除了国内军事力量、占领多数大小城市以外，蒋介石还极力争取来自美国和苏联的援助。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对苏关系方面，蒋介石可谓用尽全力。他这么做，本意就是进一步增强实力，从而在谈判桌和现实中赢得主动。例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委派王世杰与苏联的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的，同一天他就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参加谈判），这份条约加强了他的实力。例如，条约中第三条写道：
缔约国担任在对日本作战终止以后，共同采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没有再次侵略及破坏和平之可能。
正因为有这一条约，重庆谈判陷于胶着之际，对方才敢寸步不让。比如，在接下来的谈判日中，张群对周恩来道：第九、第十两条，与我方主张距离甚远，倘若如兄等（指周恩来等人）所提，承认解放区，重新划省区而治，则根本与我方意思背道而驰了。
张群在重庆谈判桌上能有如此态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面这第三条，虽然托名于防止日本再次侵略之可能，实际则是蒋介石借机继续增加苏联对华援助，从而达到增强自己实力的目的。道理非常简单：日本既然已被打垮，又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卷土重来。蒋介石极力促成这一条约的另一个目的，则是尽快实现与苏联的睦邻合作，使得苏联逐渐疏远我方，从而便于他在重庆谈判和战场上的强硬行动。比如，条约第四条写道：
缔约国之一方，担任不缔结反对对方之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之任何集团。
此条意思也很明白，一旦苏联与蒋介石结盟，就不能与任何其它不在同一方立场上的集体结盟。此外，这一条约附加了许多有利条件，比如苏联同意给予中国以道义上、军需品和其它物资之援助，并且强调此项援助应当完全供给给蒋介石。这无疑在现实物质力量对比上为对方再度增加了不少筹码。
不过即便如此，毛泽东依然十分自信。他坚定地相信，谁能赢得人民的心，谁就能真正赢得江山。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完全不能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只能代表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天下是大多数人的天下。因此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坚定信念给予周恩来等人巨大的信心。比如，周恩来在谈判会议上强调：我们不仅在事实上拥有上百万军队，而且在事实上拥有大量解放区。这是在不断提醒邵力子、张群和张治中等人，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承认、正视，我们的现实强大力量是一个事实，他们无法不顾及这一事实而提出赞同或者反对意见。
蒋介石在争取援助，毛泽东也没有停下。总体来看，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敢于发动内战的主要信心，既不来源于自己，又不来源于苏联，而是来源于美国。所以他说，如果美国等国（比如英国）不支持他，他的图谋可能被挫折下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所以我们要首先争取美国的中立，如果有可能，还要争取一切机会与美国合作。在毛泽东等人的争取和努力下，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希望能够早日解决双方目前的争斗局面（《中美关系史资料汇编》第一辑），接着，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作为特使来到中国，调解矛盾。
需要注意的是，以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来看，毛泽东等人的这些努力，非常了不起，这让美国对解放区的看法，发生了质变。
毛泽东与蒋介石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毛泽东内心更有诚意，更相信自己，更相信人民；相反，蒋介石没有一颗诚心，关键时刻骨子里并不相信自己和人民，总是相信强力，却总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支持。简单来说，毛泽东走王道之路，蒋介石走霸道之路。这一巨大不同，导致重庆谈判期间，双方倚重的政策重心不同。蒋介石根本上把政策重心放在了争取外部援助上，而非争取民心，毛泽东与他不同，毛泽东相信人民。
重庆谈判的僵局，实际上是通过战场和人心的角逐，不断被打破的。比如，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我方在东北逐步打开局面，这对重庆谈判中我方占据更多主动非常关键。东北，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当曾克林率领部队进入沈阳后，报告说：东北各地秩序混乱，到处堆积着武器和物资，无人看管，各种轻重武器都可以随便拿，乘火车也不用买票。（所以）在东北扩兵很容易，我们四个连进入沈阳，一个星期就扩大了四千人，还收编了一万多人的保安队伍，全部装备了新式武器。我们已经看守了沈阳各个重要仓库和工厂，枪有几十万，大炮有几千门，弹药多得数不清。
这些发生在重庆谈判桌外好消息，不断地让毛泽东等人内心振奋，以更大信心面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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