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研究
——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节选）
文/白奚
稷下学宫的兴衰
（一）滥觞
稷下学宫始创于战国田齐桓公午执政时期，这一点目前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一致，故时下论及稷下者均从此时讲起。然稷下之制虽确立于战国，其滥觞却可上溯至春秋。笔者认为，稷下学宫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齐国三百年养士传统和政策的最终产物，稷下学宫的许多制度和活动均可在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小白那里找到它的原型。
春秋时期，社会的变革导致了知识智能阶层——“士”的产生，他们日益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齐桓公率先注意到这一新动向，意识到霸业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得到新兴的士阶层的支持。于是他在管仲的辅佐下，采取种种措施，开始了具有开创之功的国家养士事业。
养士的第一步是把士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据《说苑·尊贤》记载，“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矣。”先秦时期有两个齐桓公，一个是春秋时姜齐的桓公小白，一个是战国时创立稷下学宫的田齐桓公午，在使用材料时若不仔细加以辨别，是很容易混淆的。这条材料里的齐桓公便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因为其中提到了“以九九之术见者”这一线索。《三国志·魏志·刘廙传》裴松之注引了一条《战国策》佚文言道：“有以九九求见齐桓公，桓公不纳。其人曰：'九九小术，而君纳之，况大于九九者乎？’于是桓公设庭燎之礼而见之。居无几，隰朋自远而至，齐遂以霸。”隰朋是同管仲一起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人物，足见“设庭燎”者确是春秋时的齐桓公。“九九之术”，《汉书·梅福传》颜师古注云：“九九，算术，若今九章五曹之辈”，在当时被视为一种雕虫小技。东野鄙人以九九之薄能造见桓公，说之以“太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其大也”的道理，并引用《诗经》中“先民有言，询于刍荛”[1]的话，认为施政应当广泛征求意见，包括向那些割草打柴的人（刍荛），这样才能成就大事。桓公于是“设庭燎之礼而见之”。“庭燎”，见《诗·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疏云：“庭燎者，树之于庭，燎之以明，是烛之大者。”《周礼·司烜氏》曰：“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郑注：“坟，大也。”可见，庭燎乃是古代邦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才在大庭中燃起的大烛。又《礼记·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郑注：“僭天子也”。据《大戴礼》，古代根据爵位的尊卑，所用庭燎之数有很大差别，天子为一百，公爵五十，候伯子男均为三十。桓公始以公爵僭用天子之礼待士，这样的礼节在当时是何等的隆重！无怪乎“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了。
齐桓公意识到，坐等贤士上门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得到更多的贤士，他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措施，“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贤士。”[2]仅为之四处做宣传的游士就有八十人，可见其养士之多。
齐桓公求贤若渴，他除了采取以上方法招徕四方之士外，还善于发现人才，有时为了得到一位贤士，甚至三番五次亲自出面顾请。《新序·杂事》记载了以下几件事情。齐桓公邂逅因穷困而“饭牛于车下”的宁戚，发现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连夜举火“授之以为卿”。路遇麦丘邑人，发现他是个有用之才，就“扶而载之，自御而归，礼之于朝，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人们传为佳话，殊不知先此八百多年，已有齐桓公五顾贤士小臣稷的事迹。“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见也。从者曰：'万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后得见。天下闻之，皆曰桓公犹下布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于是也。”
求贤士必以高爵厚禄相辅之，虽然桓公给这些贤士什么样的爵禄已不得而知，但从他不惜僭天子之礼以待士，不惜花费重金以号召天下贤士，不惜以万乘之尊五顾布衣之士几条材料来看，他给予这些贤士的待遇必定是很高的。这就给后来创立稷下学宫的田齐统治者提供了仿效的榜样。田齐君主“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3]“皆赐列第为上大夫”，[4]“受上大夫之禄”。[5]他们千方百计地收罗四方之士，给以优厚的政治和物质待遇，实质上这些措施均未超出齐桓公。
齐桓公养士除了招徕和发现人才外，更为有意义的是，他还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培养和训练士，以保证有更多人才源源不断地为己所用。鲁僖公九年，齐桓公召集了有名的葵丘之会，与诸侯会盟的第二条是“尊贤育才，以彰有德”。[6]这里的“育才”就是培养人才。桓公是怎样培养人才的呢？据《国语·齐语》载，他采纳了管仲的建议，“处士也，使就闲燕（韦昭注曰：'犹清静也’）……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这就是说，让“士”成为一种职业，让他们集中居住，从小就受到特定的训练和教育，通过这样的方法，使“士之子恒为士”，让他们安于本行，世代相传，这样就可以为国家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批的士。齐桓公这一措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齐国养士与别国养士的重要区别。这一措施为齐国开辟了一条由国家独立培养士的新路，对于齐国文化的繁荣昌盛和齐国国势的长盛不衰，特别是对于稷下学宫的最后出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稷下学宫的创立，可以说就是这一措施的继续，就是这一政策的最终产物。战国之世，由于官僚政治的发展，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迅速增强，社会对士的需求量大增，因此各国君主都争先恐后地“礼士”，千方百计地收罗人才。田齐的君主由于继承了姜齐桓公的宝贵经验而具有与众不同的战略眼光，他们认识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目标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而单靠社会上私家培养士一条途径又难以满足自己对人才的长期的、大量的需求，因而他们并不着眼于短期的“效益”，而是在收集人才的同时更注意培养人才，为自己的长远目标服务。稷下学宫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它在一个半世纪内为齐国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使得齐国在人才来源和储备上较之其他各国处于优先和领先的地位。稷下学宫中有一批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先生”，他们每人都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学士”，学士学成后经先生推荐就可以踏上仕途，成为齐国的各级官吏。这些人才在齐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齐之强盛同稷下学宫培养人才的活动是分不开的。显而易见，稷下学宫培养人才的活动乃是田齐政权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政治需要而对姜齐桓公“育才”政策的因袭和扩大。
齐桓公为了充分发挥士的作用，还参考了古代传说中的有益经验，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啧室之议”。《管子·桓公问》载，“管仲曰：'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纳）于啧室之议。’”管仲并举荐“能以正事争于君前”的东郭牙主管这一机构。《艺文类聚》十一引“观人诽”作“观民非”，“灵台之复”作“灵台之宫”。[7]《三国志·魏明帝纪》云：“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8]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根据以上材料，“啧室之议”的职能有两项：一是议政，即“非上之所过”、“观人诽”（观民非）；二是备咨询，即“下听于人”、“备讯”、“广询于下”。何谓“啧室”？《说文》曰：“啧，大呼也。”《荀子·正名》：“啧然而不类”，杨注曰：“啧，争言也。”“啧室之议”，尹知章《管子注》云：“谓议论者言语讙啧”，《说文》讙、哗互训，《荀子·儒效》杨注：“讙，喧也。”透过这些解释材料，士人们争先恐后、坐起喧哗、毫无顾忌地针砭时政的情景仿佛跃然于纸上。齐桓公设“啧室之议”，广泛征询意见，鼓励人们畅所欲言、议论时政，乃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实开稷下学宫议政、咨询活动之先河。《史记·田完世家》说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新序·杂事》也说“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这里的“议论”，其涵义与现代汉语中“商议”、“讨论”的意义不同，而是接近于“批评”之义。《说文》曰：“论，议也。”《左传》襄公31年云：“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又云：“夫人朝夕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可见“论”与“议”都是指“非议”，故《辞源》给“议”下的定义是“评论是非，多指非议”。“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9]“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10]“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也”，[11]“法立则私议不行”，[12]均可证其义。盖稷下先生享受优厚的待遇，作为交换条件，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批评时政，以便齐君能够及时纠正处理政务时出现的失误和偏差。这种议论是按照齐君的要求进行的，因而受到制度化的保障，批评错了也不加罪。稷下学宫同时又是一个咨询中心，齐君经常就一些重大的问题提出询问，进行商量，稷下先生们就针对这些问题出谋划策，指陈利弊，以便齐君做出判断，进行决策。稷下学宫这种议政和咨询的活动，不正是齐桓公“啧室之议”的职能吗？
应当指出的是，稷下学宫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性质，而齐桓公时代诸子百家还没有出现，“设庭燎”、“育才”、设“啧室之议”等乃是单纯的政治性举动，而与学术思想基本无涉，因而并不能简单地同稷下学宫的活动划等号；同时，稷下学宫的某些职能和活动也是前者所没有的。然而田齐政权创立稷下学宫，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百家争鸣和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但其动机归根到底仍是政治需要。透过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相隔三个世纪之久的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由于史料的散佚，我们今天已无从知道自齐桓公时期到稷下学宫创立这三百年间，齐国的国家养士政策是怎样一步步地丰富、发展和制度化并最终创立了稷下学宫，然而发生在齐国的这前后两个历史现象之间所具有的惊人的相似性，却使我们无法否认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稷下学宫这样一个兼具政治和学术二重属性的文化中心之所以唯独出现在齐国而没有出现在别的国家，如前所论虽然有其深刻的必然性，然而齐桓公在春秋时期便已开辟的国家养士的途径以及他所采取的有关政策和措施，毫无疑问地为稷下学宫的最终出现提供了文化传统方面的滋养，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宝贵的借鉴，从而成为导致稷下学宫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创立
稷下学宫创立于何时？根据不同的史料，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太平环宇记》卷十八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13]有人据此认为学宫创立于齐宣王时。但《史记·田完世家》明白地说齐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既谓“复盛”，则学宫必创立于宣王之前，故此说不能成立。又刘向《新序·杂事》云：“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忌。”有人据此认为学宫的创立当在齐威王时期。其实此条材料只能说明邹忌任齐相时淳于髡等皆已为稷下先生，却不能证明是齐威王创立了稷下学宫。又三国徐干《中论·亡国》云：“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有人据此认为稷下学宫为田齐桓公午所创，今人多从此说，笔者也赞同此说。
近来有学者对此说有不同看法，复提出学宫创立于齐威王初年的观点。[14]其论据有二：其一，田齐桓公午时期，齐国国力很弱，经常被动挨打，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动手修建稷下学宫这样庞大的建筑和拿出巨额经费维持稷下学宫的开支。其二，孟子游齐是在齐威王时期，桓公午时尚未来到齐国，因而徐干《中论》所说有误，徐干既将稷下之“宫”误为稷下之“官”，那么他将齐威王误为齐桓公就不足为怪了。笔者认为这些论据都值得商榷。首先，田齐桓公午时期，正值田氏代齐后不久，齐国刚经历过长期的内乱，主要精力用于巩固政权，国力确实比较衰弱，常被攻伐。但这种局面同创建学宫并不矛盾，反而会刺激齐人招贤纳士、洗雪国耻、愤发图强的决心，先秦史上此种事例并不鲜见，而招贤图强恐怕正是桓公田午创建稷下学宫的初衷。史书上明确记载，凭借雄厚的国力大规模兴办稷下学宫的是齐宣王，而在学宫初建之时，规模未必庞大，花费未必很多，对于一个急于图强而又有远大政治眼光的国家，是应该具有在这方面进行较多投入的魄力的。况且齐威王即位之初的几年间，“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15]后来他振奋精神，奋发图强，才开始扭转齐国衰弱的局面。如果说桓公午时期没有足够的财力兴办学宫，那么威王初年的情况并不比桓公时期好，说此时创建了稷下学宫岂不是自相矛盾？其次，徐干曰“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此“官”字未必就是“宫”字之误。“立稷下之官”应即是“设大夫之号”，“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实际上就是“设立稷下大夫之官号”，此与齐宣王“赐列第为上大夫”、“命曰列大夫”之举相同。退一步说，“官”与“宫”字形极为相似，在传抄中因形近致误的可能较大，而若说徐干将“齐威王”误为“齐桓公”，则颇为令人费解。至于孟子游齐，确不在桓公之时，但徐干的《中论》属于子书而非史书，《亡国》篇在此亦非专论稷下学宫的创建，而是在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讲述一个道理。观《亡国》篇的宗旨和此段话的前后文，徐干旨在说明，尊贤纳士国家就会昌盛，反之就会亡国的道理。正是因为桓公田午创建了稷下学宫，以孟子为代表的一批贤士才由于齐国统治者的尊贤而先后来到齐国，致使齐国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道理讲明了，年代似可不必苛求。这样的例证，在与《中论》同为汉代的其他子书甚至严格的史书中也不鲜见，如应劭《风俗通义·穷通》曰：“齐威、宣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崇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邹衍居稷下迟在襄王、王建时期，如何能在威、宣之时显于稷下？再如《史记·儒林列传》曰：“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荀卿是稷下学宫后期的学者，岂能以学显于威、宣之际？因而很难说《中论》这条材料是年代有误或年代错乱，据孟子游齐一事而否定《中论》的说法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徐干在指出“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后，继之以“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正好告诉我们这个桓公不是春秋时期姜齐之桓公，而是战国时田齐之桓公，人们现在断定稷下学宫创立于田齐桓公午时期，不正是依据的这一点么？如果徐干这段话没有“孟轲之徒皆游于齐”一句，人们又如何判定他指的是哪一个桓公呢？或谓徐干此说是条孤证，不足为据，其实不然。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此时的威王决不会去建立稷下学宫。后来他任用邹忌为相，开始弃旧图新，而此时淳于髡等七十二人皆已称为稷下先生，这说明他们先此已居稷下，可见学宫必创于齐威王之前。在没有可靠材料证明早于桓公田午已有稷下学宫之前，我们还是将稷下学宫的创立定位于桓公田午之时较为妥当。
桓公田午在位十八年，他继承了齐国的养士传统，创建了稷下学宫，以国君的身份继续养士。他凭借国家的财政力量，扩大养士的规模，同时充分利用国家的行政权力，提高养士的级别，专为稷下先生“设大夫之号”。“设大夫之号”，一方面说明稷下先生被尊以“大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说明，此“大夫”是专为稷下先生所“设”的“号”，没有赋予他们相应的实际政治权力和政务。桓公田午用这样的方法“招致贤人而尊崇之”，此举为稷下学宫之后的发展在性质和作用方面定下了基调，为此后历代的田齐统治者所沿袭。
（三）兴盛
桓公田午时期，稷下学宫还处于草创阶段，规模不会很大。到了威王、宣王时期，随着田齐国势的渐强，学宫也日见兴盛，宣王时达到了鼎盛时期。
战国时，各主要诸侯国为了谋求富国强兵，都先后实行了变法。首先是李悝在魏，公仲连在赵，然后是吴起在楚，商鞅在秦，申不害在韩。在列国变法潮流的影响下，齐威王振作起来，任用邹忌为相，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变法促进了齐国的强盛，“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16]齐国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邹忌很重视推荐人才，据《说苑·臣术》，邹忌推荐的田居子、田解子、黔涿子、田种首子、北郭刁勃子等，都被齐威王委以重任，为齐国的强盛发挥了作用。邹忌本人很可能是稷下先生出身，他以弹琴的道理进说威王，得到了威王的重用。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把邹忌、邹衍、邹奭并称为齐之“三邹子”，邹衍、邹奭都被司马迁列为稷下先生，可见在司马迁眼里，是把邹忌看成是稷下先生出身的。齐威王十分重视人才，他曾与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猎，魏惠王夸耀自己有“径寸之珠”十枚，可以“照车前后各十二乘”，齐威王则说：“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他的“宝”是一批能够治国安邦的得力人才，“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17]齐威王如此重视人才，那么他大力发展稷下学宫是在情理之中的。在齐威王变法图强和争霸称王的政治活动中，稷下人物无论在出谋划策、培养人才还是在制造舆论方面无疑都是出了大力的。虽然至今尚无材料可以表明威王时期学宫发展的具体情况，但此时学宫已比初创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一点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齐宣王是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为了实现“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18]他需要动员一切可以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力量，而在列国政治中越来越显示出举足轻重作用的“士”，自然就成了他争取的主要对象。当时，列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已逐渐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国，实现一统天下的国际大趋势已渐露端倪，齐宣王首先表现出统一天下的强烈欲望。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齐宣王清楚地意识到，要实现这一宏伟远大的政治目标，不仅要靠经济、军事上的实力，还要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在舆论上和精神上获得支持，同时广泛地容纳诸子百家的学说，博采众长，形成最佳的治国方案。在这方面，乃父乃祖留下的稷下学宫这份基业，正可以为他提供别国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为了争取更多的士的支持，为了形成最佳的治国方案，于是齐宣王大力发展稷下学宫。史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19]“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20]“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揽天下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21]“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22]
从以上所引几条材料上看，与桓、威时期相比，宣王时稷下学宫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学术思想获得很大发展，使学宫成为列国学者荟萃之地和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桓公、威王虽重视学宫，但有较多的实用味道，他们多重视从学宫中选拔能够胜任某些具体事务的实用人才。与桓公、威王的重视“才”相比，宣王的突出特点是重视“学”。他“喜文学游说之士”，“褒儒尊学”，让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各著书言治乱之事”，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在思想理论上和培养人才方面为自己的政治实践服务。上面所引的几条材料中提到的都是些著名的学者和当时各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学宫中自由议论，畅所欲言，争鸣辩驳，授徒传业，著书立说，传播自己的学说，宣扬自己的治国方案，从而使学宫成为名副其实的“学”宫，成为当时列国的学术中心和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在这一时期，学术思想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学者们争鸣讨论的问题更加广泛，各家各派的学说不仅更加丰富和成熟，而且经过争鸣激荡和互相吸取，又涌现出一些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的学说和理论，如黄老之学、阴阳五行学说、精气理论和荀子之学等，百家争鸣遂被迅速地推向了高潮。
第二、齐宣王对学宫采取了特别优惠的政策，促进了学宫的迅速发展。宣王继承了学宫开创以来“招致贤人而尊崇之”的既定政策，在新的形势下，利用威王以来不断富厚的国力，对学宫采取了进一步优惠的政策，以促进学宫的发展。首先在政治上，对淳于髡等著名稷下先生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皆命曰列大夫”，给以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满足他们参预政治的欲望。其次，在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受上大夫之禄”，“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尔雅》曰：“四达之谓衢，五达之谓康，六达之谓庄。”齐宣王在四通八达的康庄大道旁为稷下先生建造高门大屋，让他们享受上大夫的俸禄，过上优裕、富贵的生活。再次，稷下先生在学宫中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行动上来去自由。宣王对各派学者一律来者不拒，优礼相待，对愿去者亦不横加阻拦，而是以礼相送，馈以金帛，让他们在别国广泛宣传，扩大齐国的政治影响，以招徕更多的贤士。有了以上这些优惠政策，稷下先生们在学宫中，既有政治上的地位和荣誉，又有优裕的生活条件，且有行动上和身份上的充分自由，“这些学者们得到了这种温暖的保护，也真好像在春雨中的蘑菇一样，尽量地簇生了起来。”[23]由于采取了这些优惠政策，学宫在宣王时期获得了迅速发展，四方学者趋之若鹜，“盖稷下先生千有余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
有的学者根据“复盛”二字断定在此之前学宫曾有过一个衰落时期。他们或以为，桓公、威王之际“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于是初盛的学宫遭到挫折，走向衰落，后来威王听从了淳于髡的讽谏和邹忌的改革建议，励精图治，于是学宫又由衰转盛。[24]这种观点缺乏证据，且年代自相矛盾，《史记》明明说齐宣王时稷下复盛，怎么又成了威王的事迹？或以为威王后期，齐国将相不和，相国邹忌与将军田忌闹矛盾，田忌离齐之楚，邹忌也丢了相位，这场风波的主要人物是稷下先生出身的邹忌，因此对稷下学宫不能不有或大或小的影响。[25]这种观点也难以成立，因为稷下学宫不是私家养士，而是国君以国家的身份养士，学宫的盛衰应取决于国君，而不应系于将相。此时正值威王称王不久，国势正强，政权巩固，故这一点小的麻烦不应波及学宫。再说邹忌脱离稷下至此已三十年，威王怎会因他曾是稷下先生而迁怒于学宫呢？或以为学宫由盛转衰，是因为宣王对文学游说之士有一个由不喜到喜或由“轻”到“重”的转变过程，根据是《说苑·尊贤》和《战国策·齐策四》中淳于髡和王斗批评齐宣王不好士的言论。[26]如《说苑·尊贤》曰：“齐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论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与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好士。’”其实战国时期的士，在列国虎争、纷纷招致游士的形势下，是很少在国君面前称道其“好士”的，相反地，他们总是以各种理由指出其“不好士”，以便自抬身价，说动国君进一步“好士”，淳于髡和王斗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齐宣王的好士在列国君主中是最负盛名的，孟子就是在齐宣王即位之初慕其“好士”之名而离梁来齐的，因此说齐宣王曾经“不好士”是难以成立的。那么“复盛”二字又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从包括《史记》在内的现有史料来看，齐宣王之前，稷下学宫的发展一直呈上升趋势，并不存在一个衰落时期，也不存在齐宣王振兴稷下学宫的问题，所谓“复盛”，应当理解为更加兴盛，理解为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的兴盛飞跃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阶段。当然，《史记》是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材料来源，但并不是每一个字都可靠，我们研究某一历史事件，应该在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事实下结论。基于这样的看法，笔者认为《史记》所谓“复盛”，应理解为“益盛”或“愈盛’才更为符合历史事实。
（四）衰落、中兴与终结
经过威、宣二世的经营，齐国的繁荣和富强在列国中已是首屈一指，齐闵王从乃父乃祖那里继承了一份良好的基业。但威王和宣王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勇于改过等良好素质和修养以及他们的开明政治风气却没有被继承下来。齐闵王是一个独断专横、狂妄骄暴、急功近利的君主，热衷于对外扩张。《盐铁论·论儒》记述道：齐闵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齐闵王对内不任贤良，听不进稷下先生的有益劝谏，对外穷兵黩武，矜功不休，致使国库空虚，百姓不堪。《战国策·燕策二》曰：“闵王末年，齐君臣不亲，百姓离心，燕因使乐毅大起兵伐齐，破之。”齐国几乎灭亡，齐闵王自己也丢了身家性命。好端端一份帝王基业，短短十几年就被断送了，几代人苦心经营起来的稷下学宫也在闵王后期迅速衰落，乃至一度中断。
稷下学宫衰落的标志是一批著名学者相继离去。从《盐铁论》的记述来看，其原因是齐闵王不能采纳他们的劝谏，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才失望而去。其实，仅由于劝谏不被采纳，稷下先生们是不会轻易离开的，因为他们仍然可以在这里著书立说、传业授徒，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迫使稷下先生们离开的还有另外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齐闵王已容不得他们，如不离开就会有杀身之祸。这点从田骈的遭遇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据《淮南子·人间训》所记：“唐子短陈骈子（即田骈）于齐威王，威王欲杀之，陈骈子与其属出亡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车迎。”此处之“威王”乃“闵王”之误，学术界早已公认。[27]大概是稷下先生们习惯了威、宣时期开明宽松的政治风气，闵王时仍毫无顾忌地议论时政，而闵王却越来越嫌他们多嘴多舌、碍手碍脚。田骈的逆耳忠言本已使闵王厌烦，加上唐子的诬陷，闵王遂萌发了杀机，迫使田骈离开了稷下。齐闵王对待稷下先生的态度同威王和宣王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是造成稷下学宫衰落的重要原因。
稷下先生们离开学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闵王时期非但不被礼遇，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且生活上也得不到保障。齐闵王穷兵黩武，耗尽了齐国的资财，“百姓不堪”，致使学宫资养匮乏，稷下先生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据《淮南子·人间训》，田骈奔薛后对孟尝君说：“臣之处于齐也，粝粢之饭，藜藿之羹，冬日则寒冻，夏日则暑伤。”同他昔日那种“资养千钟”的豪华生活相比，真可谓一落千丈。因而他反而感谢唐子对他的诬陷，使他在孟尝君这里过上了“食刍豢，饭黍粱，服轻暖，乘牢良”的优裕生活。
齐闵王的穷兵黩武和专横昏暴给齐国带来了灭顶之灾。闵王十七年，五国联合伐齐，七十余城只残存二城，燕军攻入齐都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宗庙”，[28]齐国几乎灭亡。兵荒马乱中，稷下学宫也在劫难逃。田单复齐之前，临淄被燕军占领达五年之久，在这五年中，人员离散，学宫的活动不可能进行，不得不中断。
稷下学宫后期的著名学者荀况在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指出：“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以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即孟尝君）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接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仁义而由权谋也。”[29]荀子将齐闵王身死国亡的原因归结为“不由仁义而由权谋”，虽不脱儒家窠臼，但他指出齐闵王贪得无厌、急功近利、穷兵黩武、全无信义，以致于外强中干、众叛亲离，却是值得认真记取的经验教训。
襄王五年，田单复国。齐国经过了这次沉重的打击，国力大衰，丧失了往日一等强国的地位，从此一蹶不振。齐襄王虽然是在废墟上重建家国，但仍想重振国势，试图有一番作为。他继承了祖先的既定国策，将复兴稷下学宫提上了重要的日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这条材料表明，经过了闵王后期的变乱，稷下先生学士离散，各谋生路，到齐襄王恢复稷下学宫时，田骈等老一辈稷下先生也已不在人世。齐襄王为了让稷下学宫在他振兴齐国的计划中发挥作用，采取了一些措施，仍尊稷下先生们为“列大夫”，一面招聘了一些名流学者到稷下，一面提升一批稷下后学，补充了列大夫的缺额，大体上恢复了学宫的编制、供给和日常活动。荀子在当时的稷下先生中最为学识渊博，且德高望重，因此三次被推举为学宫中的学术领袖——祭酒，主持学宫的日常事务。经过这一番努力，学宫出现了中兴的气象。
然而经过闵王后期的大变乱，齐国已元气大伤，恢复了的稷下学宫也失去了往日繁荣昌盛的气象，如同田齐政权一样，丧失了吸引力和号召力，很难再有所作为了。可以想见，此时的稷下学宫，无论在规模、人员素质、繁荣程度还是在政治作用、社会影响上，都已是今非昔比了。齐襄王在位十九年，无力扭转日渐颓败的国势，稷下学宫也每况愈下。齐王建即位后的四十余年间，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日益突出，秦相吕不韦广招天下学者，其中直接和间接来自稷下者当不在少数。秦国迅速取代齐国，成为战国末年的学术文化中心，秦完成统一大业的趋势已相当明朗。田齐政权只求偏安一隅，已是苟延残喘，对稷下先生的忠言更觉逆耳。据《荀子·强国》，荀子在齐王建时期为了挽回齐国败亡的局势，曾向齐相进言，说齐国当时是“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对君王后把持朝政的混乱局面表示不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亦曰：“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可能是齐王建听信了谗言，使荀卿感到自己的处境很危险，才同当年的田骈一样，被迫离开了学宫。身为学宫祭酒的荀卿尚且如此，其他稷下先生更可想而知。荀卿出走后，学宫失去了学术领袖，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外流的人才一定不在少数。此时的学宫已是日薄西山，勉强维持而已，即使仍然存在，也是名存实亡了。不久，齐继五国之后为秦所灭，稷下学宫也就随之终结，走完了它漫长而又坎坷的道路。
稷下学宫的性质与功能
稷下学宫既然是适应田齐政权的政治需要而产生并为之服务的，既然是战国时期知识分子阶层进行精神生产和文化创造的重要场所，因而它就必然地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性质。
（一）“不治而议论”之所
稷下学宫这种政治和学术相结合的双重性质，司马迁在《史记·田完世家》中表述得十分清楚——“不治而议论”，《盐铁论·论儒》表述得更为具体——“不任职而论国事”。其他如“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30]“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31]“咸作书刺世”[32]等，都是对学宫这一性质的不同表述。概而言之，“不治而议论”就是不担任具体的行政官职，而专以议政为务。这是稷下学宫同其他诸侯国的养士之间的重要区别。
具体来讲，“不治”即“不任职”，没有专司的职责。《孟子荀卿列传》云稷下先生“皆命曰列大夫”，所谓“列大夫”，不过是一个称号或头衔，此乃承袭桓公田午专为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的做法，刘向《别录》云“方齐宣王、齐威王之时，聚贤士大夫于稷下，号曰列大夫”可为之证。《广韵》曰：“列，行次也，位序也。”“列大夫”就是位次在大夫之列，爵位与大夫并列，这标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但毕竟又不同于有具体官职的大夫，所以说“不治”。正因为“列大夫”不属于正式的官僚，所以才有稷下先生淳于髡“终身不仕”，[33]田骈“设为不宦”，[34]鲁仲连“不肯仕官任职”[35]之类的说法，这表明他们仍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不过，既然政治上有一定的爵位，经济上也就享有相应的待遇，不仅居住高门大屋，而且“受上大夫之禄”，[36]甚至有田骈那样的“资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矣”[37]的人物。
“议论”即“论国事”、“议政事”、“言治乱”，对国家政治发表评论意见，特别是批评性意见。前面我们在“稷下学宫之滥觞”部分中讨论“啧室之议”时已指出，“议论”一词与现代汉语中“讨论”、“商议”这些词的涵义不同，是指“非议”。稷下先生们在学宫中享有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可以自由议政，甚至可以批评政府和国君，而这些又得到了政府和国君的鼓励和保障。因此，稷下先生们大都敢于直言相谏，对于国家的安危治乱具有一种责任感，从不为了迎合君主而发表投机性的言论。古代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在稷下学宫中发挥到了它的最大限度，不仅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后的，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宽松的政治空气和如此自由的思想学风。
有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充分的言论自由这双重保障，稷下学宫的学术思想就通过“不治而议论”的途径蓬勃地发展起来了。稷下先生们在这里一不为生活无着而忧虑奔忙，二不会因地位不高、声名不显而遭人白眼，三没有居官任职的政务烦劳，四不必担心因议论不合而丢掉饭碗。有了如此优越的条件，他们得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从事著书立说、教学授徒等学术教育活动。他们在学宫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许多著名思想家便在这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术著作便在这里问世了，许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思想理论便在这里产生了。稷下学宫成了远近闻名的学术文化中心和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成了战国中期以来知识分子向往的理想之所。这里荟萃了各个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战国中后期比较重要的思想家差不多都曾涉足稷下，为学宫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二）政治功能
稷下先生虽然“不治”、“不任职”，有别于正式的官僚，但稷下学宫毕竟不是纯粹的学术机构，而是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这个学术文化中心，总是通过种种方式参与和干预政治，在齐国的政治生活中处处都渗透着它的作用和影响。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学术和政治始终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可谓政治中有学术，学术中有政治。因而，不仅稷下学宫本身从总体上来看具有学术和政治二重属性，而且稷下学宫的每一项具体活动也都具有这样的二重性质，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
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议政和咨询。这是稷下学宫主要的政治功能之一，也是稷下先生“务于治”的主要渠道。稷下先生议政和咨询的活动主要有如下具体方式：1、进说。用自己的学说和主张打动国君，通过国君对自己主张的采纳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参预政治的愿望，如邹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38] 2、进谏。看到国君的政治决策有失误而当面指陈，及时纠正国君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出现的偏差，如淳于髡谏齐王伐魏，避免了一次错误的行动。或当面批评国君不利于国家的行为，如淳于髡谏威王“罢长夜之饮”，王斗批评宣王之喜好声色犬马。3、咨询。当国君就某些重大问题询问和商量时，向国君出谋献策，指陈利弊，以便国君进行决策。4、演讲。在学宫定期举行的集会上宣传自己的主张，或针对时政发表评论，以期扩大影响，引起国君的注意。5、辩论。利用各种场合公开自己的主张，与持不同政见者展开争论，以期辩明是非，备国君做出最佳选择。6、著书立说。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书之简册，使之更加系统化、严密化和理论化，便于广泛流传，最终达到“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的目的。以上这些议政咨询活动，正是田齐政权创办稷下学宫时的主要初衷。由于稷下学宫出色地起到了这一作用，因而时下有的学者称其为田齐政权的“参议院”、“智囊团”、“思想库”，甚至有人称其为中国古代的“兰德公司”，这些形象的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些议政咨询活动，无疑对田齐政权选择治国道路、制定政策、进行决策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对齐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间接地对列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培养人才，推荐官吏。战国以来，激烈的竞争使得士阶层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有增无减。稷下学宫作为齐国的人才培养基地，在它存在的一百多年中为齐国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其中不少人才通过各种途径流动到别国，在列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宫中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者称为“先生”，他们的门人弟子则称为“学士”。这些“学士”为数众多，如田骈有“徒百人”，宋钘在稷下“聚人徒，立师学”，“率其群徒，明其辩说”，[39]其他稷下先生的门人弟子之多亦可想见。著名稷下先生淳于髡死，“诸弟子三千人”为其服丧，[40]这个数字难免有些夸张，但《史记·田完世家》说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多至“数百千人”，当不会有错。这“数百千人”还仅仅是当时正在学宫中受业的学士的人数，学宫存在的一百多年中培养出来的人才当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稷下先生们虽然“不治”、“不任职”，他们的门人弟子却不受这些限制，“学士”们学成之后，经“先生”推荐就可以踏上仕途，成为齐国甚至任何国家的各级官吏，如“淳于髡一日而见（荐）七士于宣王”，[41]齐宣王在稷下先生王斗的敦促下，“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42]无可否认，学宫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才在齐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齐之强盛同学宫培养人才的活动是分不开的。一般来说，战国时期人才的流动是没有限制的，哪里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他们就会流动到哪里。可以想见，战国时期列国的政治舞台上，必定都有稷下学宫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活动，他们对战国时期的历史进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出使他国。稷下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政治眼光敏锐，而且大都有游历列国的经历，他们见多识广，且有良好的口才，擅长于外交活动。因而齐王经常用其所长，委派他们出使别国，他们也都能樽俎折权，不辱君命，出色地完成使命。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淳于髡。据《史记·滑稽列传》，“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威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又《吕氏春秋·报更》载“淳于髡为齐使于荆”。《淮南子·道应》亦载“齐人淳于髡，以从（纵）说魏王”。可见淳于髡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故司马迁说他“数使诸侯，未尝屈辱。”[43]邹衍也曾为齐出使别国，“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44]这些都说明稷下先生在齐国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稷下先生的出使他国都是临时性的委派。有的学者对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提法提出了怀疑，认为“说不治是有误的”，[45]其主要根据就是稷下先生曾参与了外交活动。其实外交这样的具体政事并非稷下先生经常性的活动，司马迁所概括的“不治而议论”，是根据稷下先生经常性的主要活动而做出的结论，我们不应以偏概全，根据某些特殊的情况而混淆学宫的一般性质。
第四、制造政治舆论。战国中期，在兼并战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同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大趋势也已渐露端倪，而统一天下正是田齐几代国君梦寐以求的愿望。齐威王曾表示，他要远则“高祖黄帝”，近则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向“朝问诸侯”——统一天下的目标迈进。[46]齐宣王说得更明确，他要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为了配合田齐统治者实现这一宏大目标，稷下学宫的学者们自然要纷纷行动起来，为之大造舆论。在稷下学宫早期的作品《黄帝四经》中，作者已在大谈“王天下之道”，对君主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明确要求，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在战国后期至秦汉的许多典籍，如《战国策》、《吕氏春秋》、《鹖冠子》、《说苑》、《韩诗外传》等中，都出现了“帝者”、“王者”、“霸者”、“亡者”之类的排列，如《战国策·燕策一》：“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者与役处。”而在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稷下学宫早期作品《黄帝四经·称》中，我们却找到了这些说法的来源：“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名臣也，其实［宾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实庸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这些材料一方面表明士阶层地位的提高，一方面也表明了列国兼并竞争活动的升格。士人们在以王者师友自居的同时，也给君主们戴上了高帽，向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条材料也表明，早在稷下学宫创立的早期，田齐君主便萌生了做帝王的野心，稷下的学者们就曾为此造过舆论。战国中期，自魏惠王始，各主要诸侯国在二十年内相继称王，而威王时齐已是“最强于诸侯”，[47]宣王时“齐之强，天下不能当。”[48]显然，称王已不能显示好大喜功的齐国同其他国家的区别了，于是，齐国开始酝酿帝制运动，要假借“皇天上帝”的名义来称“帝”了。后来，齐闵王“奋二世之余烈”，果然一度称帝。为了适应田齐政权帝制运动的政治需要，稷下先生们在理论上和舆论上进行了积极的配合，他们撰写了一批著作，为未来的统一大帝国拟定了一套典章制度。刘向《别录》云：“《王度记》，似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49]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周官》一书也是战国时齐人所作，[50]那么，除了为齐国称帝积极造舆论和进行筹划准备的稷下先生们，还能有谁呢？据笔者的研究，《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等一组作品也都是齐国帝制运动的产物。[51]这些作品，从大到明堂、封禅、巡狩等典礼，小到爵禄、祭祀、婚丧等制度，甚至君主的衣食住行，都为未来的统一帝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舆论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它在齐国上上下下造成了一种统一天下已近在眼前的气氛，在列国间也造成了一种统一天下已非齐莫属的声势，对列国的君主构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使齐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三）学术活动
为了使稷下的学者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在思想理论上为自己的政权服务的作用，田齐统治者对稷下学宫除了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外，为了鼓励学宫的学术活动，他们还有一条重要的保证，那就是允许学术自由，政府不干预学宫的学术活动。有了这一条保证，稷下的学术活动就蓬勃地开展起来了。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著书立说。由于田齐统治者实行了开明的文化政策，并不根据自己的好恶来抬高哪一派，而是一视同仁，兼容并蓄，任其自由发展，从而吸引了各家各派的学者来到稷下。这些学派尽管大小不等，尽管主张殊异，甚至互相抵牾，但在学宫中都有自由发展和平等竞争的机会。于是，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标新立异，使学宫形成了学派林立、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当时社会上几乎所有的学派在学宫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活跃自由的学术气氛，促进了各学派的分化和互相渗透、融合。即使是同属一个学派的学者，各自的思想主张也都有不同的倾向和个性，很难找到两个思想主张完全相同的。即便是师生相承，也各有千秋。于是，一大批在中国古代极有影响的著作在学宫中问世了。诚如《史记·孟荀列传》所说，齐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第二、讲学授业。稷下学宫的先生们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自己的影响，延续和发展自己的学派，就要聚徒讲学。从学士方面来说，为了获得文化知识，为了踏上仕宦之途，就要从师受业。先生与学士构成了教与学双方，开展了学宫的教育活动。如前所说，许多著名的稷下先生都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在稷下，教与学双方都有较大的自由度，先生可以自由讲学授业，学士也有较大的选择余地，特别是可以不限于跟一个先生学习，其他先生讲学也可以去自由听讲。这种自由灵活的学习制度，使得学士们有机会接触其他学派的学说，有助于打破门户之见，防止思想僵化和学术流派的近亲繁殖，使学术思想的发展不断获得新的活力，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流和人才的培养。据郭沫若的研究，稷下学宫还制定有统一的学生守则，这就是收入《管子》中的《弟子职》篇，[52]其中对来稷下求学的学士们在品德修养、待人接物、学习纪律、饮食起居和衣着仪表等方面都提出了详细的守则。这些学则保证了学宫的教育活动的正常进行，有助于人才的培养，同时也证明了稷下学宫确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正规的学术教育中心。稷下学宫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的学术活动同时又是按照田齐政权的要求进行的，主要是为了适应田齐政权的政治需要，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稷下学宫是当时的一所官办的最高学府，其说亦不为过。
第三、期会争鸣。史载，荀子在齐襄王时期曾三为稷下祭酒，可见稷下学宫是一个有组织的正规的学术团体，有其常规性的学术活动。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53]“期”乃预定、约定之意，“期会”即按约定的时间定期举行集会。既为集会，就应有德高望重之人召集主持，“祭酒”即是这样的主持人或学术领袖。“期会”进行的活动不外乎演讲和辩论两种。通过演讲，各家各派都获得向大家公开自己学说和观点的机会，有利于互相了解、互相吸取，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稷下的学者们大都有出色的口才，都有一套辩论的技巧，在辩论中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如稷下先生儿说“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54]“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55]田骈、邹衍、邹奭亦因雄辩而得“天口骈”、“谈天衍”、“雕龙奭”的雅号，为人们所称道。可以想见，这些辩论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有在先生之间进行的，有在学生之间进行的，也有在先生与学生之间进行的；有不同学派之间的，也有同一学派内部的；有面对面的问答，也有见诸简册的应对；有的注重辩明坚白同异、白马非马等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有的注重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辩论的结果，“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56]双方在争鸣中辩明了是非，取长补短，各得其所。人们通常所说的百家争鸣，主要就是在稷下学宫中通过这些方式进行的。
稷下学宫中的学者来自四面八方，这既是学宫学术思想繁荣的标志，也是有利于其发展的重要条件。作为战国中后期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成了东西南北各种文化因素交流汇合之地。在稷下学宫中，有齐国本土的学者如淳于髡、田骈、邹衍、尹文、接子、邹奭、鲁仲连等，他们是齐文化的主要代表。来自异国的学者在学宫中也占了相当的比例，如慎到、荀卿都是赵人，宋钘、儿说为宋人，环渊是楚人，等等。这么多著名学者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列国文化大汇合，不同地域和类型的文化得以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互相冲突激荡，争鸣辩驳，使学术思想的发展繁荣获得了绝好的时机和条件。在稷下学宫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同时，先秦学术文化的发展也步入到它的黄金时代。
稷下学术综论
（一） 学派、文献与人物
田齐政权大力兴办稷下学宫，吸引了列国的众多学者前来讲学，使学宫迅速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术文化中心和各派学者的荟萃之地。《史记·太史公自序》所概括的六家学术，在稷下皆有著名的代表人物。其有据可查者，儒家有荀子、颜斶、鲁仲连；道家势力最大，人物众多，计有田骈、慎到、彭蒙、接子、环渊等人；宋钘则是墨家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属名家的有尹文、儿说和田巴；法家在稷下虽无著名代表人物，但《管子》一书的作者却主要是一批法家人物，他们是为田齐变法提供理论指导的主要力量；阴阳家在稷下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学者邹衍和邹奭。值得注意的是，稷下诸子由于经常在一起争鸣交流而互有影响，因此各家人物在学术思想上的分野不似稷下之前那样的明确，有的往往是兼治两家甚至多家之学。如稷下元老淳于髡就是一位“学无所主”、兼容多家之术的学者，告子也是一位“兼治儒墨之道者”，这样的情况致使人们常常难以确定他们的学派归属。这正是稷下学术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势，代表和引导着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
《史记·孟荀列传》曰，齐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此言稷下著述之盛。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稷下诸子之书就有：《慎子》四十二篇，《田子》二十五篇，《蜎子》十三篇，《捷子》二篇，《宋子》十八篇，《尹文子》一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奭子》十二篇，《鲁仲连子》十四篇，《孙卿子》三十三篇，《管子》八十六篇，《黄帝四经》四篇等之多。有的研究者还认为，《晏子春秋》、《春秋公羊传》、《易传》也是稷下之作。本书将在第六章和第九章中对《黄帝四经》和《管子》二书进行专题讨论。
稷下学宫历时久远，规模浩大，人物众多，著述甚丰。可惜大多数人物的著作今已不存，故而我们对他们的思想知之甚少。研究稷下学术，当然要把主要的力量放在那些我们知之较多、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影响较大的人物和著作上。但这并不是说那些我们知之不多的人物和著作就不重要。本书在对稷下的主要人物、学派和著作进行重点专题研究之前，有必要对这些我们知之不多的人物及其学术思想，按照他们活动年代的顺序，择其要者进行一番简要的梳理。
淳于髡：淳于髡是稷下元老，早在威王兴齐之初，淳于髡就是稷下先生之首，很可能桓公田午创办学宫时就已是稷下先生了。淳于髡主要活动在齐威王和宣王年间，曾与孟子有过著名的辩论。他本“齐之赘婿”[57]，出身微贱，但他以卓越的学识、辩才和胆略受到了齐王的尊崇和器重。司马迁说他“博闻强记，学无所主”[58]，据此，淳于髡很可能是一位学贯百家之术，思想上不拘一格的学者和政治家。作为稷下元老，这种“学无所主”、贯通百家的学风，对于稷下之学多元、融合、创新的学术特色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很好的开创和导向的作用。《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淳于髡的著作，据孔颖达《礼记正义》引刘向《别录》云，《王度记》“似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淳于髡很可能参与了《王度记》的创作。散见于《白虎通》等书中的《王度记》佚文，可以作为研究淳于髡思想的参考材料。
彭蒙：彭蒙是稷下早期学者，《庄子·天下》曰：“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说之。”据此知彭蒙之学属道家。《天下》又曰：“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这种不谴是非、任其自然的态度为早期道家所共持。《天下》又曰：“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可知彭蒙乃田骈之师。王先谦《庄子集解》曰：“举蒙之弟与师，而蒙可知。”盖彭蒙之师这种“莫之是莫之非”的态度影响了彭蒙，田骈又从彭蒙那里接受了这种态度，故能提出“齐万物以为首”的著名观点。由此可见，从彭蒙之师，经彭蒙而至田骈，他们的学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又《尹文子·大道上》引彭蒙之言曰：“雉兔在野，众皆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此雉兔之喻强调正名定分，在形名法术派和黄老道家中颇为流行。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据此谓彭蒙书当属名家，然而从以上所引材料来看，彭蒙应为稷下黄老之学的早期倡导者之一，兼有形名思想，其学术与尹文接近。《汉书·艺文志》未著录彭蒙之书，成玄英说彭蒙“著书数篇”，[59]未审何据。
告子：《孟子·告子上》和《公孙丑上》篇都记载有告子同孟子关于人性问题的著名辩论。赵岐认为告子名不害，“尝学于孟子”，近人梁启超则认为告子“恐是孟子前辈”。按《墨子·公孟》有墨子与告子的对话，墨子指责告子口言而身不行，并有弟子“请弃之”，据此，告子似为墨子弟子。又告子若为墨子弟子，则下及于孟子之时是完全可能的，故以梁启超之说为近。告子年长于孟子，当为稷下早期学者。关于告子的学派归属，赵岐认为他是“兼治儒墨之道者”，郭沫若则认为他“是黄老学派的一人”。[60]我们从《孟子》书中的记载来看，告子主张“仁内义外”，又主张“生之谓性”，其说近儒。[61]又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62]同于墨子“所染”之意。故以赵岐之说为胜。
接子：接子是稷下黄老道家的著名学者。《史记·田完世家》接子作接予，《汉书》、《盐铁论》亦作捷子，接、捷古字通，接子即捷子。[63]《史记·孟荀列传》曰：“接子，齐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关于接子的思想，《庄子·则阳》曰：“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议，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陆德明《释文》曰：“或与莫为对文。莫，无也；或，有也。”成玄英《疏》云：“季真、接子并齐之贤人，俱游稷下。[64]莫，无也；使，为也。季真以无为为道，接子谓道有为，使物之功，各执一家。”冯友兰先生对“莫为”和“或使”有这样的解释：“季真主张'莫为’，就是认为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地生出来的，不是由于什么力量的作为。接子主张'或使’，就是认为总有个什么东西，使万物生出来。”[65]《管子·白心》曰：“天或维之，地或载之。天莫之维，则天以坠矣；地莫之载，则地以沉矣。夫天不坠，地不沉，夫或维之而载之夫？……夫或者何？若然也。”其说大概是受了接子或使说的影响。战国中期，随着人们思维水平的深入，究竟是否存在一个支配自然和社会的力量或主宰的问题，已为人们所普遍关注，莫为和或使就是两种相反的回答。莫为说否定这个主宰，认为道是自然无为的，或使说则认为一切均由大道所规定和支配。钱穆说：季真的莫为“近于机械的自然论”，而接子的或使，“其殆主命定之论者耶？”[66]据《史记》，接子之学显于齐宣王时。据《盐铁论·论儒》，齐闵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接子遂亡去。《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捷子》二篇，已佚。
环渊：关于环渊，学界歧见颇多，主要集中在环渊这个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上。郭沫若和钱穆认为环渊就是关尹，[67]冯友兰和张岱年则认为环渊非关尹。[68]本书亦从此说。《史记·孟荀列传》云：“环渊，楚人，学黄老道德之术，著上下篇。”[69]《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蜎子》十三篇，班固自注：“名渊，楚人，老子弟子。”此蜎渊即是环渊，因为肙、瞏互通，可以彼此替代。《黄帝四经·经法·论》有“蚑行喙息，扇飞蠕动”之语，《新语·道基》作“蚑行喘息，蜎飞蠕动”，《淮南子·原道》作“蚑行喙息，蠉飞蠕动”，故蜎渊即环（環）渊。又《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有“楚王问于范蜎”一事，此事又见于《战国策·楚策一》：“楚王问于范环”，蜎直接作环，此乃蜎渊即环渊之确证。《蜎子》十三篇久佚，环渊的学术思想我们已不可知其详，论者多用上引《战国策》中范环答楚王问的材料来阐发环渊的思想，[70]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范蜎或范环并不是环渊。如前所论，环渊就是蜎渊，《史记·孟荀列传》司马贞《索引》引刘向《别录》，“环”作姓也，《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曰：“蜎，姓也”，环、蜎都是姓，而范环、范蜎之“环”、“蜎”却是名，岂能因前者之姓同于后者之名就认定是同一个人？且“范”作为姓又从何而来？有人举例证明范、环相通以圆此说，那么，范蜎、范环岂不成了“环蜎”、“环环”？姓与名相同已是难圆其说，更何况“渊”字又哪里去了？退一步说，就算范蜎或范环就是环渊，从他答楚王问的对话里也丝毫看不出有道家的味道，不过是就事论事、权衡利弊而已。总之，环渊的思想已难以考见，我们只好存而不论，不能强为申说。至于“娟嬛”、“便蜎”、“便嬛”、“玄渊”、“它嚣”、“范睢”、“涓子”乃至“太公涓”等，或因辗转通假，已失其真，或显系他人名字之误，或为神仙家的杜撰，以致越扯越远，越来越离奇，皆不足为据。
儿说：儿说是稷下名家的重要人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儿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稷下之辩者。”据此，著名的白马非马之辨是儿说首先提出来的。[71]这一著名命题后为公孙龙所接受和发挥，著《白马论》，成为其名辩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儿说在当时以“巧”著称，不少古籍都记有他的事迹。《淮南子·说山训》曰：“儿说之为宋王解闭结，此皆微眇可以观论者。”同书《人间训》曰：“夫儿说之巧，于闭结无不解，非能闭结而尽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夫以弗解解之者，可与及言论矣。”这里已透露出“以弗解解之”的倾向。《吕氏春秋·君守》记儿说之弟子为人皆闭结，最后也是“以不解解之”，这大概是从儿说那里学来的。儿说及其弟子避开闭结不可解的现实，只从概念上空谈闭结可解，开启了从概念到概念，玩弄文字游戏之端，对名家诡辩派理论的最后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惠施“连环可解”的命题，就是对儿说“闭结可解”的承袭和发挥。儿说的白马非马之辩，必也是这类概念游戏，而置客观事实于不顾。因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紧接着上文所引就说，儿说“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故籍之虚辞，则能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谩于一人。”尽管儿说能把白马说成不是马，谁也辩不过他，守关人可不听这一套，儿说还是不能蒙混过关，不得不为他的白马缴纳过关税，这是对儿说诡辩理论最有力的戳穿。
田巴：《太平御览》四六四引《鲁连子》曰：“齐之辩士田巴，辩于徂邱而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据此，“离坚白”、“合同异”的著名论题可能是稷下先生田巴首创。田巴之辩“离坚白”、“合同异”，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以他的滔滔辩才，虽可以服人之口，却不能服人之心。年仅十二岁的鲁仲连抓住田巴之辩脱离现实这一致命弱点，指出他的理论“危不能为安，亡不能为存”，从而轻而易举地击败田巴，田巴从此“杜口易业，终身不复谈”。田巴“离坚白”的命题被公孙龙所接受并展开，成为公孙龙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同异”的命题则对惠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惠施相对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稷下的名家学派中，儿说、田巴的学说同务实派尹文的学说分道扬镳，走上了脱离实际的诡辩之途。继其之后的惠施、公孙龙吸收了他们提供的思想资料，沿着他们开辟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最终完成了先秦名辩派的理论体系。可见，稷下名家儿说、田巴是先秦名家学派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应承认，他们提出的“白马非马”、“离坚白”、“和同异”等命题对于先秦逻辑学的发展，对于启发人们的思想，锻炼人们的思维能力，对活跃稷下的百家争鸣，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颜斶：颜斶的事迹见于《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齐策四》还记载了王斗的事迹，与颜斶雷同。《汉书·古今人表》中列有颜歜、王升、王歜三人，此王升显系王斗之误，钱穆疑此三人实为一人，[72]但没有说清颜歜是怎样变成了王斗。按《齐策四》云“齐宣王见颜斶”，吴师道曰：“《春秋后语》作王蠋”，[73]斶、蠋、歜皆可相通，可知颜斶、颜歜、与王歜、王蠋为一人。那么王歜又是怎样变成王斗的呢？原来，“斗”因形近而误为“升”，《太平御览》八一六引作“先生王斗”，而《初学记》三十四则引作“先生王升”，可见王斗已误为王升。朱起凤曰：“升字草书与叔字相似，故又之化升为叔”，《文选·竟陵文宣王行状》注引作“先生王叔”是其证。叔字又因声近而误为歜，故《太平御览》四五六引作“先生王歜造门而歌，欲见齐宣王。”于是王斗就辗转变成了颜斶，足见《齐策》的颜斶与王斗实为一人。从颜斶与齐宣王的对话看，他称引尧、舜、禹、汤、文王、周公之“圣”与“德”，说明他是儒家信徒。同时他又说“无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追求“形神两全”、“清静以自虞”、“归反于朴”，并称引老子之言：“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74]可见他又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史记·田单列传》载，“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即颜斶）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蠋之故”，并迫其降。他回答说：“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他不愿“助桀为虐”，遂自经其颈而死。这条材料表明颜斶是齐闵王时期的稷下先生，因闵王不听劝谏而退耕于家乡，最后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儒家的忠君主张。
鲁仲连：鲁仲连是后期稷下先生，据《史记》本传《正义》引《鲁仲连子》，鲁仲连是徐劫[75]的学生，十二岁时就因聪颖过人而被誉为“千里驹”，折服稷下辩士田巴。据《史记》本传，鲁仲连“义不帝秦”，指责秦国“弃礼义而上首功”，在“遗聊城燕将书”中称引三王（禹、汤、文王），可见他是儒家人物，故《汉书·艺文志》列《鲁仲连子》十四篇为儒家。不过鲁仲连的思想比起传统儒家来已是大不相同，他不仅大谈功、名、功名、功业，而且不像孔孟那样讳不言“利”。他“义不帝秦”，就是以利害关系来陈述帝秦之害；在“遗聊城燕将书”中，开头就讲“吾闻之，智者不倍（背）时而弃利”；他与孟尝君论“势数”，以门关为例，主张顺应情势、时势，以求事半功倍之效；[76]他强调人君应“知时”、“知行”、“知宜”，[77]亦是“不倍（背）时”、顺应“势数”之义。可见他受到了黄老道家的重大影响，既讲原则，又讲变通，因此不像孔孟那样不合时宜。这也是稷下儒家的一个特点，是儒家学说在稷下同其他学派长期共存、互相影响的结果，所以马国翰才说其学“未能粹合圣贤之义”。[78]
邹奭：邹奭是邹衍学说在稷下的唯一传人，有关他的材料保存下来很少。《史记·孟荀列传》说：“邹奭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又说：“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同传《集解》引《别录》曰：“邹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汉志》阴阳家有《邹奭子》十二篇，久佚，其学术内容已不可详知。但从上引“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等文字来看，他的学术是继承了邹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修饰。他善于雕琢文辞，大概把邹衍的学说发挥得相当详尽精致，只可惜没有传下来。《孟荀列传》论邹衍之术是“迂大而闳辩”，即是同传所说“怪迂之变”、“闳大不经“之意，难以施行之谓也；而论邹奭之术是“文具难施”，这同论邹衍之术是“迂大而闳辩”、“其后不能行之”是一个意思。“雕龙”之号也是说雕得再好也只能供人观赏，难以施行。一些学者把“文具难施”解释成“文辞已相当完备，难以再行雕琢”，乃是望文生义，未得其解。
（二）学术特点
同稷下之前和稷下之外的学术思想相比，稷下学术有自己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概括为多元、融合与创新。
1、多元
稷下学术首先是多元、自由和平等的。稷下学宫是战国中后期的学术文化中心，是诸子百家的荟萃之地，《史记·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所开列的六家或九流十家，都曾活跃于稷下。举办稷下学宫的田齐统治者具有一种难得的长远眼光和开放心态，对各派学者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一律平等相待，任其在学宫中平等竞争，自由发展。政府对学宫的学术活动从不干涉，也不根据自己的好恶抬高或贬低哪一派，因而学派不论大小，在学宫中都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有着平等的地位和均等的发展机会。
先秦时期，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背景的差异，各不同地域的思想文化逐步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类型。如南方荆楚之地是道家思想的发祥地和主要流传地带，三晋之地盛行刑名法术之学，邹鲁之地是儒墨的故乡，而燕齐海上之士则以五行数术见长。稷下学宫创立之前，各家各派的学说缺乏直接交流的机会和条件，影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稷下学宫的创立，为列国文化的交流融汇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于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各种学说迅速聚集于稷下来寻求发展，由此形成了稷下学术多元化的特点。
稷下学术以原本就比较发达的齐地文化为主体，兼容来自异国的百家之学。在著名的稷下先生中，齐国本地的学者最多，如淳于髡、彭蒙、田骈、尹文、邹衍、邹奭、接子、颜斶、田巴、鲁仲连等。来自异国的著名学者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慎到、荀卿是赵国人，宋钘、儿说是宋国人，环渊是楚国人等。稷下学宫兴盛时曾有先生学士“数百千人”，其中更多的是佚名的学者，他们中来自异国的学者应该是占有更多的比例。如此之多的异国学者来到稷下，带来了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异质文化，也带来了稷下学宫的兴盛和稷下学术的繁荣。稷下学宫中的先生们都是当时各家各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战国中期以后的著名思想家多数都曾在稷下讲学，很多人就是在稷下成名的。百家之学无论人数多寡、影响大小，无论是否受到君主的重视，在稷下学宫中都有着平等的地位，都可以自由地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议论时政，都可以平等地进行交流和辩论。
思想理论的多元、自由与平等是学术繁荣和发展的前提和重要条件。只有一家之言和一花独放就谈不上繁荣，政治高压下的学术是不自由的、缺乏独立性的，其结果只能是使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或扼杀学术的发展，没有学术平等也不会有真正的繁荣和发展。稷下学宫之所以获得极大的成功，稷下学术之所以有如此的辉煌，首先就在于思想理论的多元化，就在于高度的学术自由与平等。历史的经验早已证实了这一点。
2、融合
百家之学汇聚于稷下，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展开了充分的交流和争鸣，将学术思想的发展迅速推向了高潮。在稷下学宫创立之前，各学派之间彼此了解不多，更缺乏当面交流辩论的机会，因而学术思想的发展缺乏动力，发展的速度不快，真正意义的百家争鸣还未到来。稷下学宫汇聚了四面八方的学术文化，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类型的思想理论广泛接触，必然要发生冲突，百家争鸣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
百家争鸣首先带来了学术思想的分化。在稷下学宫之前，各派学说也有分化，但都是某一学派内部在传承上发生的自然分化，如“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等。它们或者是各自继承发挥了本学派创始人的思想的不同方面，或者是对创始人思想理论的理解有分歧，由此造成的分化纯是本学派内部的，与其他学派基本上无关。稷下学宫中发生的学派分化，情况与此就有所不同，它主要是不同学派的思想理论在广泛交流中互相影响、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结合所造成的，形成了许多犹如现代科学所谓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例如，同属于黄老学派，慎到的学说是典型的援道入法或援法入道，被后人称为“道法之转关”；尹文的学说则明显接受了名家思想而突出名法，主张道、法、名三结合，因而学术史上常把他划归名家；《管子》中的黄老学说则较多地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显得更为温和，同时还具有浓厚的齐学色彩，注重心、气、性的修养。再如，名家学说在稷下也发生了分化，有的受到了墨辩的影响，注重概念分析，热衷于揭示语言中的逻辑矛盾，并由此走火入魔，玩弄概念游戏而流于诡辩，此派被称为名辩派；有的则受到法家的影响，将形名理论同变法实践结合起来，以名论法，此派是名家中的名法派。这样的分化是一种高级的分化，它标志着稷下的学术思想比稷下之前有了长足的发展。没有学术思想的广泛交流和充分争鸣，这样的分化是不会出现的。
百家争鸣更带来了学术思想的融合。所谓融合，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以本学派思想理论为本位吸收别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趋同的局面。因而从这一角度来说，学术思想的分化同时也可以看成是融合。在稷下学宫之前，各学派之间要么不搭界，如道之与法、儒之与道，要么处于互为水火的状态，如儒之与墨、儒之与法。经过稷下的广泛交流，百家之学一方面在进行着激烈的争鸣，另一方面又在冲突中互相吸取，许多看法逐步成为共识，学术思想呈现出新的面貌。如儒法两家在稷下已不再是势如水火，而是在寻求联手互补；道法两家也不再是互不搭界，而是开创了道法结合的新局面。某些学说的价值被人们普遍认可，如儒家的德政文治教化的主张被人们普遍接受，道、法、名、阴阳诸家均吸收了儒家的主张；道家的深刻哲理和独特方法更为诸家学说争相采纳，使他们受益非浅；实行法治、富国强兵已是诸家学说的共识和主要论证目标。一些精彩绝妙的比喻也流行一时，为人们所共用，如前引《尹文子·大道上》引彭蒙之言曰：“雉、兔在野，众人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说的是“定分”的道理，在《慎子》、《商君书》、《吕氏春秋》等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比喻。[79]在稷下学术中，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普遍地存在互相渗透的情况，纯粹的某家之言已不复存在，以致我们在给某位思想家或某部著作进行学派划分时常常感到非常困难。事实上，在稷下学宫中，任何一位思想家都不过是以某家学说为本位而已，我们都可以在他的学说中找到来自别家的思想因素。最典型的是黄老道家，在稷下黄老之学的主要著作《管子》的部分篇章和《黄帝四经》中，都是在道法结合的同时兼容百家之学，“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80]稷下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慎到、田骈、尹文等人的学说也莫不如此。稷下元老淳于髡“学无所主”，[81]正表明他博通百家之术，表明他的思想的兼容性。著名的稷下先生宋钘是墨家的支裔，但也受到了道家的赞许。[82]与孟子进行过著名争论的告子是一位“兼治儒墨之道者”。[83]稷下后期阴阳家大师邹衍最初也是学儒者之术，其学之要归，乃不出仁义节俭。[84]
稷下学术的这一既分化又融合的特色，代表了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一般趋势。
3、创新
稷下学术与稷下之前和稷下之外的学术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在稷下之前，如儒、墨、道诸家之学术，基本上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彼此之间互相排斥、界限分明。在稷下之外，大致与稷下同时的庄子、商鞅、公孙龙等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学术思想从基本派别来讲都比较单纯，排他性较强，基本上与别家不杂。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交流。而稷下各派的学术主张虽也彼此不同甚至对立，又都自成体系，但这些体系都是开放的，排他性不强，相互之间的界限已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变得逐渐模糊化。长期的共存和充分的交流，使各家学说的短处暴露无遗，其长处也逐渐被大家所认可。诸子百家互相影响、互相启发、互相濡染，大家的眼界开阔了，心态也开放了，逐渐能够以比较客观和冷静的态度来对待自家之短和别家之长。于是，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就成为稷下学术的一种时尚或潮流。
我们可以以法家思想在稷下的变化发展为例来说明这种取长补短的情况。人们常将先秦时期的法家学说分为三晋法家和齐法家两大系，实际上，齐法家也就是后起的以《管子》为代表的稷下法家，在稷下学宫创建之前，法家只是在三晋之地活跃和流传。我们在稷下学术中看不到那种阴森森的三晋法家，不是因为三晋法家没有来到稷下，而是因为法家思想在稷下发生了变化。三晋法家是法家中的极端派，认为法是万能的，对其他学派的主张持简单的排斥态度。而在稷下百家互相濡染的环境中，法家思想却发生了变化，看到了自身的不足，认识到别家之长正是自家之短，遂对其他学派的长处均有吸取。稷下法家首先接受了儒家尊德礼、尚仁义、重教化的主张，使法家思想以比较温和的面目出现，改变了原来刻薄寡恩的形象。道家长于哲理，其思辨程度之高、城府之深为百家所莫及，稷下法家接受了道家的道论和处世艺术，用道家哲理来论说法家政治，变道家人生哲学为法家的人君南面之术，由原来的浅陋简单、疏于哲理变得高深难测起来。名家思想以逻辑严密、善察名实著称，这正是法家之短，稷下法家吸取了名家的形名理论，用于督责法治、严控名实，使短项变成了长项，后来人们将“形名”与“刑名”混用，恐怕不单是文字上的通假，思想理论上的名法结合以至于密不可分当是其主要的原因。
百家之学在稷下由于互相采撷、互相渗透而互相贯通，从而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使得学派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由于这种融合的情况在稷下是普遍存在的，致使我们在对稷下的学术划分派别时常常难于确定他们的归属。目前稷下学研究中关于学派归属问题的纷乱状况实际上就是稷下学术这一特色的客观反映。由于这种融合的趋势，稷下学者们的思想体系中，都同时兼有两种或多种不同学派的思想学说，因此严格来说，他们都不是纯粹的这一派或那一派，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其他学派的影响。
百家之学在稷下的迅速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学术思想的创新上。由于诸子百家的学说理论在稷下优越的条件下得以充分地接触和广泛的交流，从而使得一些新的组合、新的尝试和新的创造成为可能，这些新的尝试和组合所碰撞出来的思想火花经过一定的氤氲培育，就产生出一些新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流派，为学术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和新的方向。比如，黄老之学就是稷下学术的一个重要创造，也是稷下学术的一个重大贡献。黄老之学的学术特征是道法结合、以道论法、兼采百家，因而可以说是集中了百家之长，其中多有新的组合和新的尝试。这一新的学说体系具有其他学派难以相比的优势，它符合历史潮流，代表着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我们知道，变法图强、实行以法治国是战国历史舞台上的主旋律，因而法家学说最受列国统治者青睐；儒家思想在当时虽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85]但却符合封建统治者长治久安的长远利益；道家学说以其深邃的哲理、缜密的思辨、惊世的妙语、超然的人生态度征服了诸子百家，时人无不以高谈玄妙的道论来装点自己的学说。黄老之学是扬长避短的典范，它至少是集此三家的优势于一身，既适应时君世主的眼前需要，又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且不失玄妙深沉超脱之雅。黄老之学于是终能压倒百家，独领风骚，成为战国后期真正的显学，《史记》中记述的六国之末的思想家多为“学黄老之术”者。再比如，儒家在先秦可谓时运不济，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不能解列国君主的当务之急。稷下后期的儒家大师荀子受稷下学术的深刻影响，可谓善识时务，他不像孟子那样执着，而是采取变通的态度，以儒家为本位接纳别家思想特别是黄老思想。这一新的尝试为儒家学说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荀学之阳儒阴法奠定了以后两千年封建统治模式的根基。此外，精气理论乃是进入齐国的老子之学同齐地久已流行的行气养生思想相结合的新成果，阴阳五行思想是异地进入齐国的阴阳说和五行说同燕齐之地流行的方术三结合的产物。如此等等，不烦多举。
稷下学术可以说是充满了新的创造，正是这些充满创造性的新学说新理论，把先秦的学术思想迅速地推向了鼎盛，使百家争鸣迅速地达到了高潮。
（三）发展趋势
纵观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史，到了战国中期以后，诸子百家之间越来越表现出某种趋同性，大有打通学派壁垒之势。可以说，由多元走向融合，由分化走向统一，是战国中期之后学术思想发展的总的走向，稷下学术就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和促进了这一趋势。
我们的兴趣并不仅仅在于指出稷下学术的这一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探寻它的原因。我们认为，稷下学术的发展之所以出现这一趋势，主要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第一，政治上统一趋势的要求。战国中期之前，社会的政治变革还没有达到高潮，列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对比总体上尚处于平衡状态，兼并战争只是在相对盲目的状态中进行。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诸子百家只能是适应“天下大乱，圣贤不明”，“时君世主，好恶多方”的客观形势，各自开出不同的救世之方，纷然杂陈以取合于世主，从而出现“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诸子百家之学“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86]他们“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87]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最正确的而排斥别家，是以“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88]此时的各家学说，尚不具备融合的条件，没有出现合流统一的迹象。进入战国中期以后，各主要的诸侯国都相继完成了变法改革，列国的经济军事优势已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国，合纵还是连横[89]成为列国军事和外交活动的焦点。政治上实现大一统的趋势越来越明朗，实现统一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学术思想上“各引一端”，互相抵牾的局面已不能适应新出现的统一趋势的要求了，于是，如何“舍短取长，以通万方之略”，[90]总结提炼学术思想的成果，为统治者乃至未来的统一大帝国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就成为思想家们所关注的中心课题。这就要求思想家们以更广大的学术胸襟，打破学派间的门户壁垒，汲取别家学说的养料，补充和完善自己的学说理论。于是，适应政治上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大趋势的要求，学术思想就出现了融合统一的趋势。
第二，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要求。先秦时期的学术思想，从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末期到春秋战国之际。这个时期是古代的学术思想由合到分的时期，“学在王官”的统一局面被打破，是诸子百家的初创阶段，主要是儒、道、墨三大学派的创立，由此奠定了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格局。第二个阶段是战国初期到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儒、道、墨三大学派分化发展的时期，“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道家也发生了分化，有的发挥了老子学说中清静无为的方面，有的则发展了其中注重权术的方面。三大学派分化的结果，形成了隶属于这三大学派的不同流派、分支，他们“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91]并由此派生出名家、法家、农家等学派。[92]这时的诸子学说才初步成其为“百家”，把春秋战国之际儒、道、墨三大学派的分歧争论引向了纵深化、扩大化和激烈化。以上两个阶段是先秦时期道术为天下裂，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之学的必然结果，完成了古代学术思想由合到分的历史进程。然而，正如社会历史的发展要经过“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具体途径一样，学术思想的发展也要通过这种分与合的矛盾运动才能实现。当古代的学术思想经过了充分的分化，走完了由合到分的阶段之后，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就要求结束“分”的状态，在更高的基础上开始新的“合”，即通过学术思想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来达到更高的阶段。于是，由这种内在的逻辑所决定，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进入了它的第三个阶段——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这一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学，在经过了充分的争鸣之后，各派学说的优点已表现得很充分，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缺点也已充分暴露，为大家所规避。比如，墨家是两大显学之一，在当时影响很大，墨家的许多主张如兼爱、尚同、尚贤、节用、非攻、功利等都被其他学派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吸取和认同，唯独非乐和节葬的主张却不见有人赞同，而这两项主张正是墨家学说中最极端、最不近人情之处。同时，诸子百家的学说，本质上都是对同一社会现实的反映，都是为了解决相同的社会问题，达到相同的目的，因而它们之间除了存在着相互对立之外，也必然存在着统一的方面。《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93]班固亦云：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亦皆相成也。”[94]百家之学就是在这种“相灭相生”、“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并存和发展的。通过充分的交流与争鸣辩驳，彼此间都看清了各自的长处和短处，遂开始自觉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地丰富、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学说理论。这样，战国中期以后的学术思想就开始逐渐趋向一致，开始出现了各家各派之间的融合与统一。
第三，稷下学宫为学术思想的融合统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政治上的统一要求和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是战国学术思想走向融合统一的内在原因，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稷下学宫的建立和发展，恰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有过较多的论述，兹不赘言。这里要说的是，这种融合与统一不仅发生于稷下学宫，同时也发生在稷下学宫之外，这同稷下学术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肯定地说，若是没有稷下学宫，这个过程将会进行得十分缓慢，而且必然要影响到融合的广度和深度。稷下学宫的存在和作用，无疑大大加快了这一融合的进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融合是在稷下学宫中开始的，并主要地是在稷下学宫中进行的，稷下学术的这一发展方向代表了战国中后期学术思想发展的一般趋势。同时我们要指出的是，稷下各学派对别家的吸收融合是有一定的原则和立场的，即都是以我为体，以他为用。因此，无论他们怎样容纳别家的学说，却总是保持着本学派的基本面貌，他们的理论体系和治国方略仍有根本的区别，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都容纳了别家之长而看不到他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稷下诸子百家融合吸收别家学说的对象和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只吸收了某一家的学说，有的却吸收了不止一家；有的吸收了某家的很多思想，有的却只吸收了个别的观点；有的虽吸收了某家的某一主张，但对其他的主张却大加挞伐。这些纷繁复杂的情况都需要进行具体细致的研究，不能失之公式化和简单化。
（四）历史地位
稷下学术在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稷下学术促进了先秦学术思想的繁荣。首先，稷下学术丰富了古代学术思想的内容。在稷下，各家学术互相争鸣激荡，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引发了人们积极地思考新问题，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新方法，从而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命题。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以道论法这条新路的开辟和儒法结合政治模式的提出。前者的结果是黄老道家这一新学派的兴起和壮大，并最终压倒百家，成为战国中后期的主流学派；后者则摸索出一条适合古代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治国道路，并为之后历代王朝所遵循。稷下时期，人们探讨的问题更加广泛，如古今之辨、王霸之争、人性善恶等，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稷下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各家各派都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至于新提出的概念和命题更是不胜枚举，仅从名辩派提出的“合同异”、“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命题便可见其一斑。其次，稷下学术深化了古代学术思想的层次。这里仅举天人关系论为例。天人关系是与中国哲学共始终的重大论题，早在商周时期便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在稷下之前，老子、孔子和墨子的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天人关系论的基调。天人关系的讨论在稷下获得了极大的深化，取得了重要的认识成果。稷下黄老道家在继承传统道家天道自然无为观念的基础上，着重阐发了人在自然面前应如何作为的问题，提出了“因天时”、“尽天极”、“用天当”、“静作得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等极有价值的思想。这种积极辩证的态度影响了荀子，使他的天人关系论达到了先秦时代的最高水平。
第二，稷下学术是古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环节，它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先秦百家之学在稷下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争鸣和长足的发展，许多重要的学说理论都是在稷下出现和成熟的，以至于离开了稷下学术，我们就无法弄清古代学术思想变化发展的来龙去脉。比如，主导了汉初政治数十年之久的黄老之学是何时从老学中分化出来的，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分化，这一重要学派在先秦时期流传和发展的情况如何，其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与其它学派的关系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只有对稷下学术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到解答。再比如，儒与法这两种大体上互相排斥的思想学说或治国方案是如何走向联手互补的，这种联手互补的具体发展线索如何，由此形成的阳儒阴法或杂王霸之道而用之的政治理论模式的成熟形态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只有稷下学术才能说明。再比如，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气论，其成熟形态是元气论，而从原始的气论到成熟的元气论之间的过渡形态是什么，这一问题只有通过产生并发展于稷下的精气论才能得到解答。再比如，被称为中国人的思维框架的阴阳五行学说，原本是阴阳自阴阳、五行自五行的分离状态，是什么契机促成了这两大文化体系的合流，这一合流的具体历程如何，是哪一部著作完成了阴阳五行合流这一重要的理论创造，其标志是什么，这些问题也只有在稷下学中才能找到答案。如此等等。以上这些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甚了解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化，稷下学术的历史地位以及开展稷下学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节选自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注释：
[1] 《诗经·大雅·板》。
[2] 《国语·齐语》。
[3] 徐干《中论·亡国》。
[4] 《史记·田完世家》。
[5] 《盐铁论·论儒》。
[6] 《孟子·告子下》。
[7] 转引自戴望《管子校正》。
[8] 《尚书·尧典》曰：“帝尧曰放勋”。
[9] 《论语·季氏》。
[10] 《孟子·滕文公下》。
[11] 《商君书·更法》。
[12] 《慎子·佚文》。
[13] 这里牵涉到稷下学宫的地理位置。关于稷下学宫的地理位置，历来是众说不一，但都认为学宫因齐都临淄城之稷门而得名，“稷下”即稷门之下或之外。然而稷门的具体位置何在，却长期聚讼不下。笔者曾到临淄齐国故城遗址进行过实地考察，知古临淄城由大城与小城组成。小城即宫城，位于大城（郭城）的西南一隅。关于稷门所在位置，一种意见认为是小城的西门，主要以《史记》、《别录》、《水经注》等古籍的记载为根据。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小城的南门，主要以考古资料和地理学等方面的常识常理为依据。《管子学刊》1989年第2期刊载的《稷下学宫遗址新探》一文，认为稷下学宫所在的稷门，既不是小城的西门，也不是小城的南门，而是大城偏北的西门，亦可备一说。稷下学宫的确切地理位置是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故仅于此做一简单的介绍。
[14] 孙开泰《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威王初年考辨》，载《管子学刊》1994年第1期。
[15] 《史记·滑稽列传》。
[16] 《史记·田完世家》。
[17]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8] 《孟子·梁惠王上》。
[19] 《史记·田完世家》。
[20]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1] 同上。
[22] 《盐铁论·论儒》。
[23] 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
[24] 说见孙以楷《稷下学宫考述》，载《文史》第23辑。
[25] 说见胡家聪《稷下学宫史钩沉》，载《文史哲》1981年第4期。
[26] 说见蔡德贵《稷下学宫盛衰原因论》，载《济宁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又见刘蔚华、苗润田著《稷下学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3页。
[27] 据《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之父靖郭君田婴乃齐威王少子，孟尝君乃威王之孙，田婴死后，孟尝君承袭了封地薛。又据杨宽《战国史》，孟尝君承袭薛地在宣王晚年，闵王即位后，孟尝君专权，闵王七年，发生了“田甲劫王”事件，孟尝君被迫出奔回薛。故田骈奔薛当在闵王七年之后。对照上文所引《淮南子·论儒》的记述，此事亦当在闵王之时。
[28] 《史记·燕世家》。
[29] 《荀子·王霸》。
[30]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31] 《新序·杂事》。
[32] 《风俗通义·穷通》。
[33]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34] 《战国策·齐策四》。
[35]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36] 《盐铁论·论儒》。
[37] 《战国策·齐策四》。
[38]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39] 《荀子·正论》。
[40] 《太平寰宇记》卷十九引《史记》曰：“髡死，诸弟子三千人为缞绖。”今《史记》无此语。
[41] 《战国策·齐策三》。
[42] 《战国策·齐策四》。
[43] 《史记·滑稽列传》。
[44] 《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
[45] 见蔡德贵《论稷下学宫的性质》，载《齐鲁学刊》1983年1期。
[46] 齐威王时所铸“陈侯因次月敦”上有这样的铭文：“皇考孝武桓公（即桓公田午），恭哉，大谟克诚。其唯因次月（即'因齐’，威王名。），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转引自民国九年修《临淄县志》。【次月——此字上“次”下“月”，属金文，请造字】
[47]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48] 《战国策·齐策一》。
[49] 《礼记疏》卷四十三引。
[50]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六辑。
[51] 参看本书第九章第三节。
[52] 郭沫若等著《管子集校·弟子职篇第五十九》云：“《弟子职篇》当是齐稷下学宫之学则。”参看《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7册第3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3]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集解引。
[54]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55]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正义引《鲁仲连子》。
[56] 《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
[57] 《史记·滑稽列传》。
[58]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59] 《庄子·天下》篇成玄英疏云：“姓彭名蒙，姓田名骈，姓慎名到，并齐之隐士，俱游稷下，各著书数篇。”
[60] 说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名辩思潮的批判》一文，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
[61] 《荀子·正名》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同于告子“生之谓性”的主张。
[62] 《孟子·告子上》。
[63]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钱大昕曰：“接、捷古字通”，可见接子即捷子。
[64] 成玄英谓季真与接子俱游稷下，恐未必。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接子考》中指出：“季真事迹多在梁，其一时交游亦以梁为盛。成氏谓之齐人，游稷下，未审所据，岂以接子而连类说之耶？”可见，据成玄英之言难以断定季真也是稷下先生，他说季真游稷下，很可能是由于季真与接子连称而致误。季真与接子的争论很可能并不发生在稷下。
[65] 转引自张秉楠《稷下钩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65页注3。
[66] 钱穆《接子考》，载《先秦诸子系年》。
[67] 参看郭沫若著《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和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
[68] 参看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和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69] 《风俗通义·姓氏》曰：“楚有贤者环渊，著书上下篇。”显然系根据的《孟荀列传》。
[70] 参看周立升《环渊考辨》一文，载《齐鲁学刊》1983年3期。
[71] 《吕氏春秋·君守》曰：“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全国，有巧者皆来解闭，莫之能解。儿说之弟子请往解之。”宋元王即宋王偃，其国为齐闵王所并。儿说的弟子当闵王之时，儿说则当宣王之时，早于公孙龙。
[72] 见钱穆《田骈考》一文，载《先秦诸子系年》。
[73] 转引自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中册第609页注1。
[74] 此段见于《老子》三十九章，原作“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
[75]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徐子》四十二篇，不少学者认为是徐劫所著，其实未必。孟子有弟子徐子名辟，《孟子·滕文公上》和《离娄下》两次提到徐子，焉知此《徐子》不是徐辟所著？
[76] 《太平御览》卷一八四引《鲁仲连子》。
[77] 《艺文类聚》卷九十九引《鲁仲连子》。
[78]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鲁仲连子》序。
[79] 《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李贤注引《慎子》曰：“兔走于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吕氏春秋·慎势》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商君书·定分》亦曰：“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
[80] 《史记·论六家要旨》。
[81]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82] 《庄子·逍遥游》称道宋荣子（即宋钘）“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表明宋钘思想与道家相通。
[83] 《孟子·告子上》赵岐注。
[84]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述邹衍之学曰：“然其要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盐铁论·论儒》也说：“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
[8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86] 《庄子·天下》。
[87] 同上。
[88] 同上。
[89] 《韩非子·五蠹》对合纵连横做了简捷明确的解释：“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90] 《汉书·艺文志》。
[91] 同上。
[92] 说见郭沫若《十批判书》，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集。
[93] 《汉书·艺文志》引。
[94] 《汉书·艺文志》。
END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