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上期）
第八节 南征北战
上期聊到孙权开发江南，将广袤的蛮荒之地变成富庶之乡，如此坚实强大的经济基础，给孙权开疆拓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保有江东是孙权的基本国策，但并不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孙权头脑里依然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一旦有机会就会迅速出击，开疆拓土。
黄武七年（228年）孙权大战曹休时，朱桓请求率兵潜伏夹石，截断曹休退路时曾说，如果能够战胜曹休，就可以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进逼许县、洛阳，这是万世难逢的大好时机，不可失去，说明东吴君臣仍然有进取中原之心。
夷陵之战时，孙权曾拜刘璋为益州牧、周泰为汉中太守，明目张胆地表示出有谋夺益州之志，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吴（蜀）汉建立起反曹联盟，孙权放弃向西扩张的企图，把战略目标转为南北方向。
南方交州、海上夷州、亶洲、珠崖、儋耳（今海南岛）都成为孙权南征的目标。
征交州和夷州、亶洲的事情前文已讲过，此不赘述。主要谈谈征珠崖、儋耳的事情。
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和儋耳二郡，下设十六个县，这是中原王朝在海南岛设置的最早行政机构。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儋耳并入珠崖。珠崖郡成为当时海南岛的最高行政机构。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废除珠崖郡，设置朱卢县，隶属交州合浦郡。两郡都属交趾刺史部。
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求夷洲及亶洲时，就打算同时取珠崖，征求陆逊意见时，陆逊认为取夷州风险太大，又容易水土不服，取珠崖则“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两者都没有求取的必要，后来孙权征求全琮的意见，全琮也认为不可取。孙权放弃了取珠崖的计划。
赤乌五年（242年）秋七月，孙权旧事重提，派将军聂友、校尉陆凯带兵三万征讨珠崖、儋耳。控制两郡后，将珠崖郡治迁移至徐闻（今广东省徐闻县），方便管理。
孙权在南方的战略拓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北方与公孙渊的交往中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可说是大败亏输。这件事情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不再赘述。
第九节 注重教育
除了政治、军事、经济外，孙权在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也颇有建树。
三国类似于战国时期，乃大争之世，四方征战，开疆拓土成为三国的主旋律，史家记录也主要以战争为主，因此，有关三国在教育、文化、宗教方面的资料就特别稀少，只能从一些只言片语中找到一些证据，简单地叙述一下吧，普通人对这些也没多大兴趣，稍微了解下就好。
黄龙二年（230年）春，孙权称帝一年后下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这几乎是《三国志·吴主传》里唯一能找到的孙权在教育事业上采取的措施。
从这则诏书上可以看出孙权时期的教育体制沿袭于东汉。都讲，是东汉太学里的讲师；祭酒，是太学校长。也就是说，孙权按照汉时太学规制在朝廷设置了一个教育机构。
太学生的来源按惯例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官僚贵族豪门子弟；二是地方推荐；三是殉职将领遗孤。孙权教育机构招收的学生应该是来自于这三个方面。
“教学诸子”是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广泛。这和孙权本人学习兴趣广泛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孙权少年时读过《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儒家经典，唯独不读《易》经。到掌权以后，主要是读史书和兵书，其推荐给臣下阅读的书也以史书、兵书为主。
孙权从自己的学习经历中总结出来广泛学习诸子百家之说“大有所益”，因此在太学中设置诸子之学的教育内容也是顺理成章（有学者认为“以教学诸子”是指这个教育机构只是孙权为教育自己的儿子设置的，但都讲、祭酒都是政府官职，不是皇室内官，应该不只针对孙权的儿子）。
孙权一生主要精力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其教育方面的成就究竟如何难以判断，但从吴国居于庙堂的文臣武将的身世来看，主要是承袭家学的世家子弟，很少有出自太学的后起士子，这个现象除了说明江东世族和北方士族人才辈出势大力强外，也可以反证出孙权的教育制度没能培养出十分优秀的人才。
吴国的第三任皇帝孙休于继位后的第二年，即永安二年（259年）下了一道有关教育事业的诏书，首先说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其次说当时吏民不重视教育，最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防止伤风败俗，提出了具体措施：一、设立学宫，立五经博士，并给予优厚的待遇；二、官吏子弟“有志好者”一律入学；三、每年考核，列出名次，给予官职爵位的赏赐。
此时孙权去世才七年，如果孙权时期的教育体制比较完善、教育成果比较丰硕的话，孙休不可能不在这道诏书里提及，诏书的内容里也不会有不满和批评。
除了太学以外，吴国还有“私学”“家学”“官学”等办学方式，太学成就不够显著，私学、家学和官学却硕果累累，特别是私学和家学。
私学自然是指私人办学。如虞翻被贬徙到交州后自己讲学，门徒数百人。丹杨儒者唐固讲授《国语》《公羊》《谷梁传注》，学生数十人。河南人征崇专攻《易》《春秋左氏传》，也懂道家内术，学生不多，只有几个，但一定要他们学有所成。吴郡钱塘人范平也招徒授业，卷入二宫之争的孙和属官、孙皓时为太常卿的姚信和孙休时为吴郡太守的贺邵都是其学生。
家学是指江东世族和北方士族家传儒学，如会稽虞氏世代传承孟氏《易》学、贺氏世代传承《礼》学等，这点下面要讲，此处从略。
官学是指地方官员所办的学堂。如孙瑜以奋威将军领丹杨太守时，聘请济阴人马普办学，有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学。孙奂以扬武将军领江夏太守时，命部曲子弟读书受业，这些人中后来入朝廷为官者数十人。顾邵为豫章太守时，府内年轻的低级官员只要资质好，就让他们就学，其中的优秀者还提拔为官。豫章太守孔冲，亲自在郡内传授《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
无论是私学、家学、官学，都是功利性很强的，私学是“欲令其业必有成”；家学更不必说，就是“通经致仕”；官学对象以将吏、部曲及其子弟为主，也是为朝廷输送人才。其中，能出仕为高官的还是以家学为主的世家子弟。私学、官学中除了姚信、贺邵等极少数人进入吴国中高级官员行列内，其他的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吏。
第十节 文化多元
诸子并重，不光是孙权教育制度里的重要内容，也是孙权文化思想方面的重要内容。这点非常重要，由于受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孙权与以儒学传家的江东世族和北方士族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甚至直接影响到太子废立，动摇了吴国国本，后面会讲到这点。
汉末时期形成了豪门世族，几乎是清一色的儒学世家。受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汉武帝以后直到东汉末的历代皇帝，都崇尚儒学，官吏任免也以儒生为主。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官僚贵族纷纷以儒学传家，以求“通经致仕”，陈寅恪先生对这种崇儒之风作过分析，指出：“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
至汉末时形成的豪门大族，最显赫的就是世传《孟氏易》的汝南袁氏和世传《今文尚书》（亦称《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两家都为四世三公的望族，特别是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成为汉末政治势力最为强大的家族。
孙权出身寒门，并无家传儒学的身世，但年幼时也学过《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儒家经典，从其十九岁接替孙策前的经历来看，有过入学的经历，与朱然、胡琮等为同窗。
但因父亲孙坚长期在外征战，每次征战前都需要先安置家眷。孙权出生在下邳，史书上还记载有孙坚安置家眷在寿春、舒城等不同地方。孙权随母亲多次搬迁，居无定所，学习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与朱然、胡琮为同学时，也是在孙策领会稽太守后的事情。
从朱然当时十四岁、胡琮十三岁的年龄来看，孙权也应该是在十三、十四岁，而在十五岁时就被吴郡太守朱治举为孝廉，同年出任阳羡县长，行奉义校尉。
由此推论，孙权对儒学顶多是接受了点启蒙教育，知其皮毛而已，没有多少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受儒学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从孙权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在成长过程中，他更喜欢阅读史书、兵书等书籍，认为这些书对自己“大有所益”。
曹丕称帝之初，孙权投效曹丕，派中大夫赵咨出使魏国，曹丕嘲讽地问赵咨：“吴王颇知学乎？”赵咨回答说：“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间，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也表明孙权对儒学并无特别的偏好，而是博采众书，讲求实用。
如果非要说孙权对哪家学说有偏好的话，应该是历史。从他的自述，推荐给吕蒙、蒋钦的书籍中可以看出。他还要求太子孙登专门学习历史，为了让孙登能够更好地学习历史，指定张昭为老师，担心张昭年老不便，又不厌其烦地安排张昭先在家教给儿子张休，再让张休转授给孙登。
孙权的另一个儿子孙休曾说：“我博览群书，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没有不看的。”这显然指的是历史书，其注重对历史的学习应该是受到孙权的影响，甚或也是孙权要求的。
孙权也不干涉和禁止朝廷大员研习诸子之学。因此有虞翻作《老子训注》、严峻作《管仲论》、薛琮定《五宗图述》、《二京（赋）解》，陆绩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等。
但北方士族和江东世族却沿袭了汉末注重儒学之风，仍然以儒学为主。北方士族以张昭、诸葛瑾为代表。张昭以习学《左氏春秋》、《论语》等为主；诸葛瑾以《毛诗》、《尚书》、《左氏春秋》为主。
江东世族以曾担任过丞相的顾雍、陆逊为代表，二人皆是江东儒学世家。还有一个担任过丞相的儒学大家步骘，本是北方士族，因同族有女是孙权宠爱的夫人，政治立场逐渐转与江东世族一致（江东世族与北方士族有统一也有矛盾）。
诸子并重的文化开放政策与孙权出身寒门的身世有很大的关系。寒门子弟在文化上不偏重儒学，甚至有反儒学的倾向，比如曹操。在学习上表现出博览群书，兼收并蓄，重视实用；比如诸葛亮就和孙权一样，读书只观大略，不寻章摘句；在行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表现，曹操和孙权都有这样的特点。
第十一节 宗教宽容
汉末最为盛行的宗教是道教，主要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太平道创始人是钜鹿人张角。五斗米道，也称天师道，产生于汉中，其创始人为巴郡人张修。孙权时期，道教已进入江东地区，孙策时曾有杀道士于吉的事情。从于吉信众之众、声誉之高中就可以看出道教在江东地区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
孙策杀于吉，是因为江东基业尚在草创之期，地位不稳，当于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可能超过自己，危及自己的威望和统治时，孙策毫不犹豫地将其杀掉。
孙权时江东基业基本稳固，统治地位也没人能够撼动，对道教和道士就宽容得多了，更关键的是，孙权本人信奉道教的神仙之术。封建皇帝最大的愿望就是长生不老，孙权也不例外，特别是晚年更是迷信神人。
孙权支持道教，礼遇道士，修造了许多道观，如天台山的桐柏观、富春的崇福观，建业的兴国观，茅山的景阳观，据《历代崇道记》记载，曾“都造观三十九所，度道士八百人”。
孙权晚年笃信神仙学说，虞翻因直言世上没有神仙被孙权流放交州，老死异乡。赤乌十三年（250年）有“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孙权立即将年号改为太元，并一改从不立后的态度，于称帝二十二年后首次立潘夫人为后（步夫人是死后追封）。
改元当年，又派中书郎李崇带着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去迎接临海罗阳县一个自称叫王表的神仙，专门在苍龙门外为其建了房屋，经常派近臣带着酒食去看望，极尽尊崇。
第二年又改元为神凤，但这并没给孙权带来好运，仍然身染重病，不久潘皇后去世，朝中诸将吏到王表那里为孙权祈福，还没等到结果，这个自称神仙的骗子已经逃之夭夭了，与曹睿时的神女如出一辙。
孙权和所有追求神仙术的帝王一样最后都不可避免地失败。孙权称帝后的年号有黄龙、嘉禾、赤乌、太元、神凤，每个年号几乎都和所谓的祥瑞或神人指引有关，也表现出孙权一直有迷信图谶神仙的思想，这些都是历史局限的原因，不足为奇。
胡孚琛先生《魏晋神仙道教》一书对孙权在江南地区成为全国道教发展中心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了一个分析评价：“孙权信仙好道的政策，使北方和巴蜀的道教传人陆续流入江南，左慈等著名方士也到东吴避难和组织道团，为六朝神仙道教的兴起打下了基础。特别是西晋灭亡后北人大批渡江，上层社会的一大批天师道世家移居江南，使江南成为全国道教发展的中心。”
孙权除了信奉道教神仙术外，对占卜、术数等预测术也十分感兴趣。在荆州争夺战打败关羽后，孙权叫虞翻卜卦，得到兑下坎上的卦象（周易第47卦，困卦），有爻变，虞翻据此得出关羽不出两天，必定会断头，后来果然如虞翻所言。
会稽人吴范，精通术数，很早就跟随孙权，凡事预测得十分准确。孙权任命吴范为骑都尉，领太史令，经常去找吴范，想知道吴范术数的诀窍。吴范只教给孙权一些皮毛之术，没有把诀窍告诉孙权，孙权因此非常痛恨他，本来要封他为都亭侯的，诏书都准备发了，结果孙权愤恨他爱道胜过爱己，将他的名字剔除了。
河南人赵达，也精通术数，孙权也想学，和吴范一样，赵达也不传授，下场自然也和吴范一样，从此受到冷落，侯也封不到。赵达死后，孙权听说有书传下来，就把赵达的女儿抓来追问，不清楚是不是真有书留下，还是女儿不愿意告诉孙权，反正孙权没得到。
孙权断不了拥有这部书得到念头，怀疑赵达把书带到坟墓里去陪葬了，竟然丧心病狂地叫人挖掘了赵达的坟墓，可还是没找到。这种行为太流氓。
吴范、赵达死后，孙权还不甘心，下令全国有能推荐术数水平如吴范、赵达这样的能人，封千户侯，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人对占卜、术数（现在统称为算命）的痴迷，源于对未来的好奇和恐惧，大耳朵老百姓如此，皇帝老倌也如此，都是人，人性即如此，只是大耳朵老百姓的痴迷仅危及自身与家庭，甚至家族，皇帝老倌的痴迷则会危及政权和全社会。
佛教于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到东汉末已经比较盛行，前面曾经讲过笮融在下邳修寺建塔浴佛的事情，笮融后来带着部众和大批信徒流窜到秣陵，与孙策交战。后流窜到豫章，帮助朱皓赶走诸葛玄，又杀朱皓占据豫章，最后被刘繇赶入深山，为山民所杀。其信佛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不在江东留下痕迹，产生影响。
但这些只是民间的佛教活动，没有专业的佛教高僧，也没有正式的佛经，没有专门的佛寺，因此，还不能据此就说佛教已经正式传入江南地区并为吴国政权和江南地区民众所接受。
一直到黄武元年（222年），精通汉文、梵文等六国语言的大月氏人优婆塞（汉语居士之意）支谦从洛阳来到吴国，孙权闻其博学有才，十分器重，拜为博士，并让他辅导太子孙登。
支谦就留在建业传授佛教，翻译佛经，佛教由此开始在吴国正式传播。
《出三藏记集》卷七《合首楞严纪记》称，支谦“以汉末沸乱，南渡奔吴。从黄武至建兴中所出诸经，凡数十卷”。《高僧传》卷一《汉洛阳安清传》亦称，安清（世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洛扰胡乱，乃振锡江南”。
高僧的到来也引入了专业的佛经，如支谦所译佛经《大般泥洹经》《维摩诘经》《微密持经》等，在后世广为传播，对江南佛教诸宗的形成都有影响。
赤乌十年（247年），西天竺沙门康僧会到金陵营建茅庵，设立佛像，进行传道。康僧会是西域康居国大丞相的儿子，是所谓的“胡人”，长相和穿着都让吴国人感到十分奇异。
孙权得知后，立即召见康僧会，询问他所传之道有何灵验？康僧会说了一通佛舍利的灵异之处，孙权就让他去求取佛舍利，约定如果取来的佛舍利真有他说的那么神奇，就专门为他建造佛寺，不然就处以刑罚。
康僧会求取佛舍利的过程有些神秘怪诞，不是其事先有佛舍利在身，就是另外找了一个坚硬无比晶莹闪亮的东西冒充，反正孙权让大力士使劲敲打都打不碎，于是兑现承诺为康僧会造建初寺，并建阿育王塔，据传系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中之一。
敦煌壁画初唐第323窟就是记载的这件事。江南由此有了佛寺，既成为举办佛事的专门场所，也为初来江南的僧人提供生活起居之地，加速了佛教的传播。康僧会所译《梵皇王经》《六度集经》《阿难念弥经》等佛经也得以传世。
严耀中先生《中国东南佛教史》引用了木田知生从地方志中摘录出的68座自两汉到西晋所造佛寺中，东吴时期有43座，占总数的63.2％，由此可见吴国佛教之盛。
吴国佛教的兴盛对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成为中国佛教中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后世佛教的影响也十分深远，赵朴初曾说过:“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
从以上几期内容中可以看出孙权的文治武功确实可圈可点，但这并不是说孙权是个完人，没有犯过错误，恰恰相反，孙权执政期间犯下了很严重的错误，给吴国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可以说吴国灭亡的种子正是孙权自己亲手种下的。有哪些错误呢？下期再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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