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大上海的娱乐活动，除了电影，就要数评弹了。他是旧上海评弹界“四响档”成员之一，他师从一代评弹宗师蒋月泉，师徒二人拼档，“蒋王档”红极一时；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演出队，曾为周恩来、叶剑英、陈云等中央老首长演出；他是发起成立今上海评弹团的9位老艺人之一，因在评弹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获得浙江省文联颁发的“浙江省有突出贡献老文艺家”大奖。他就是王柏荫先生，当年“四响档”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艺人之一。
乾隆年间，苏州艺人王周士奉召入宫说书，后得了个“御前弹唱”的名，苏州评弹自此名声大噪。当年的苏州，随便在哪里都能听到醒木拍响、三弦拨动的声音。评弹界道中（评弹界特指同行）和广大听客也对评弹艺术上有成就的艺人评头论足，他们将这些人称为“名家”或“响档”。
直至民国，经过百多年传承，苏州城内已经聚集了大量优秀的“名家”和“响档”。这些艺人们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提高行业社会地位，建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光裕社”，取“光前裕后”之寓意，是苏州评弹界成立最早、成员最多、影响最大的行会组织。社中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素有“千里书声出光裕”之美誉。
《我的评弹人生》上集
书场少年郎
王柏荫先生1923年出生于苏州，原名根寿。在他念小学的时候，父亲在苏州城里最热闹的观前街上开了家戏院，因为在玄妙观的东面，所以命名“观东大戏院”。当时戏院里上演的剧种很多，有昆剧、南方歌剧、方言话剧、独脚戏，也有评弹。
当年“观东大戏院”请来“普裕社”男女档说书。普裕社由男女拼档合作的艺人以及部分女艺人组成。据王柏老回忆，当时有沈丽斌、沈玉英，醉霓裳、醉霓仙，徐雪行、徐雪月、徐雪人三个档来演出。不久光裕社出来干涉。这样大的行业公所，订有严密的章程：“外道”（光裕社外的艺人）不得到苏州城里的任何一家书场去说书，男女不得同台说书，若要说也行，演员不许上高台，只能平地演唱。王父未予理睬，结果光裕社与王父代表的普裕社打上官司。最终，法院判王父胜诉。这样一来，男女同台演出也合法化了。
过了不多久，王父又在苏州北局的大光明电影院三楼开了家“中央书场”。在这里演出的都是“光裕社”的名家，如夏荷生、沈俭安、薛筱卿、杨莲青等，都是“大响档”。那时候的王柏荫才十二、三岁，白天念书，晚
上就在书场里帮着收票子，闲下来就听书。就这样，王柏荫的整个童年时期，便一直沉浸在弦索叮咚的书场里。可以说正因为父亲没有门户、流派之分等守旧观念，使得幼年的王柏荫有了得天独厚的接触评弹的机会。
后来，父亲到上海发展，王柏荫也就跟着来了上海。母亲想替他找一门手艺学，想到当说书先生有出息，加上家里开过书场，于是1940年上半年，母亲就让王柏荫拜了住在同一幢楼里的弹词名家汪佳雨先生为师。虽然拜了老师，可是王柏荫并不喜欢汪老师说的《描金凤》、《双金锭》这一路书的风格。他虽不喜欢，可汪老师却教得严格。唱弹词最要紧的就是琵琶，于是老师让他每天学练琵琶。
当年学琵琶用的还是工尺谱（中国传统记谱方式，因用工、尺等字记写曲调而得名），汪老师先让他学“三六”（又名“三落”，是江南丝竹八大曲之一），并要求在百日内拿下。王柏老回忆当时学琵琶，学生要自己做一个小工具练习。先将竹片削薄，然后弯曲成弓形，再用丝弦把两头系住，这样就可以开始练习了。王柏荫很用心，平常将小弓带在身边，随时随地弹，练习指法。有空就练，结果两个多月就把“三六”学会了。
除了琵琶这门功课之外，就是唱了。王柏荫特别中意蒋月泉先生的“蒋调”，那旋律婉转、韵味醇厚的唱腔一响起，就让王柏荫如痴如醉。于是，他暗暗开始学唱“蒋调”。当年王柏荫每天下午和晚上都要去郑家木桥（现今延安东路、福建路区域），那一带开的都是桂圆店，也有卖檀香的。最吸引他的是每家商户门口的大喇叭。原来蒋月泉先生当时在上海国华电台有两档节目，都是下午、晚上的黄金时间，那些商户每天都播这两档节目。于是一到时间，他总是在那里来回逛。现在王柏老还记得，喇叭里放的有蒋老师的《男哭沉香》、《女哭沉香》、《离恨天》、《灯下劝妻》、《宝玉夜探》等开篇（弹词开说前加唱的篇子，也是弹词的一种）。他一边听、一边记，一句句学，听完就哼着走回去。
最要紧的是，“蒋调”是要三弦伴奏衬托，才会唱得有劲。可是他一练，汪师母就阻止，因为汪老师的曲调无须三弦。后来见他不听，还在偷着练，师母就索性将三弦藏了起来。王柏荫只能和母亲商量，自己买了个三弦。刚买的新三弦，弹起来声音比较“亮”，“蒋调”三弦的音色要稍柔和些。于是，为了能接近“蒋调”的音色，王柏荫居然拿了把剪刀，在新买三弦的背后戳了两个洞，虽然有点心痛，可是他也顾不了许多了，果然三弦音色倒是柔和了。从此，王柏荫就一头扑在三弦练习上，琵琶也就扔在了一边。
如今89岁的王柏荫先生还常自嘲：“我呃，琵琶功夫到现在还是搭僵（不好）。”
《我的评弹人生》中集
“蒋树开花”
也是机缘巧合，父亲的一个朋友得知王柏荫酷爱“蒋调”，他和蒋月泉先生又极熟，为了一偿他的心愿，1940年下半年，由他居间介绍，王柏荫拜在了蒋月泉先生的门下。当年的拜师金要80元，说好先付一半，还有40元等徒弟出道时再付，评弹界称其为“树上开花”。
拜师当日，父亲的朋友带了红毡毯，自己请了香烛，来到蒋老师家。很郑重地点上香烛，红毡毯在地上铺好，就对着先生和师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蒋老师问了艺名，因之前汪老师已提过“王柏韵”，蒋老师认为改“韵”为“荫”即可。王柏荫便成了蒋门大弟子。
说起蒋月泉先生，王柏老称他是一位“开明”老师。有两件事是他记忆很深的。
自己前一天拜师，蒋老师第二天就把脚本给了他。要知道民间艺人保留下来或新创作的剧目，绝少得到刊行流布的机会，脚本是靠老伶工口耳相传抄录下来的，有了脚本就等于有了说书的本钱。旧时民间艺人为了挣钱糊口，在脚本上花足了工夫，有的更是不传之秘。而蒋月泉先生一下子把脚本拿出来，可见其思想解放，不受羁縻。
满师后，王柏荫一人单档去跑码头。一个长篇《玉蜻蜓》，有好几十回书，王柏荫记得蒋老师说的框架，明白那个意思，但总觉得其中几回太空，缺少细节，只怪自己学艺不精。一回上海就硬着头皮和蒋老师说想再听两回书，谁知蒋老师说：“奈要听就来，两遍、三遍也可以。”一个满师的学生，已经在外演出了，还要再向老师学艺，作为老师不但不怪罪他，而且没有任何条件，真的是难能可贵。
在王柏荫的印象中，蒋月泉老师虽是名家，但是一点没有名家的架子。就说年关学生们去他家拜年，当时上海流行推牌九，打二十一点娱兴，蒋老师和学生们一起玩，还输给了王柏荫40元钱。王柏老说笑道：“40元拜师金输拨我，还欠40元让我扯皮又扯掉了……不过现在想想也不太好意思！”虽然蒋老师业余时间和学生们嬉笑在一起，可是在专业上要求特别严。
说书苦，学艺更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冬天手都冻僵了，还要弹三弦，直弹到手指恢复灵活为止；夏天汗流夹背，口干舌燥，还要练唱。作为未来的说书先生，最主要的功课就是听书。有一次他在书场里听蒋老师的书，桌上摆着零食小吃，他无意间吃了起来，又与一旁的老听客闲聊。演出结束，蒋老师下来一顿训斥。
打那以后，他进书场就一心只听老师说书，钻研老师的说书技巧。晚上散书场后，回家还要记书情和书路，每每弄到十二点多，才能睡下。蒋老师一天跑四个场子，王柏荫一天听四遍。当时脚本只有唱词，没有说白，全凭自己边听边记。听书学问很深，要仔细分析哪些是好的，哪些是适用自己的。王柏老很严肃地说：“现在青年演员不能单靠录音录像，一定要到书场去听书，这样学书效果才好。”
《我的评弹人生》下集
跑码头
跟着蒋月泉先生学了一段时期后，王柏荫先生便告别老师，一个人出去跑码头。旧时说书先生为了谋生和提高说书技艺，要在各地乡镇演出，称之为“跑码头”，一如流动杂技团，一个月的长篇演出结束后，打包所有的行李、道具，奔向另一个书场。王柏荫也为此受了不少“背包囊，走官塘”的风霜之苦。
当时有个道中叫范寄舟，说张云亭老先生正缺个下手，想问他去不去。张云亭老先生是蒋月泉先生的开业恩师，相当于王柏荫的太先生，擅说《玉蜻蜓》，在评弹界素有“翡翠玉蜻蜓”之誉。这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二话没说马上答应了。他们跑的第一个码头是浙江湖州，接下来是苏州、巴城。王柏老现在体会，太先生为何被大家称为“翡翠玉蜻蜓”，那是有道理的。
首先，张云亭太先生说书生活气息浓郁，听客感觉“看得见，摸得着”，就如同自己的生活一样亲切。跟着太先生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平时他上书场从不坐车，一直是走着去的。其中的好处，除了锻炼身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观察生活，深深庭院、浅街小巷、茶馆酒楼、闹市码头，各种人物口头有着鲜活的语言，这些他都会记下用到书上。《玉蜻蜓》中有好多已然成为经典的折子，如《问卜》、《关亡》等，其原由就是这些市井百态的东西在起作用。
其次，太先生是个特别有心的人，他平时很喜欢动脑筋，一想到某个好的噱头或句子，或者今天在台上即兴说了一个噱头，得到大家的称赞，下了书台，马上抄在烟盒内的白纸上面。他的床头有个小竹篓，这些平时积累下的绝妙好词，都放在这里。刚出道的王柏荫也不太明白，后来慢慢在实践中发觉，这些都是特别好的习惯。跟着太先生几个月的时间，跑了好几个码头，真是获益匪浅。
跑码头令王柏荫先生最得意的，是年关会书。会书是指说书艺人在年关时，把自己最拿手的书目拿出来亮相，与同道切磋技艺。会书的形式有时也要玩花样，比如唱弹词的去说评话。码头上几番会书下来，王柏荫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记得有一次，上海东方书场的经纪人高尚德，亲自来请王柏荫唱一次特别会书。东方书场（今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被评弹界称之为“考场”。只有在东方书场站住了脚，才可以称之为“响档”。那次特别会书被安排在大年夜，共有九档书，一档大约20分钟，王柏荫被排在了第五档。开始演出后，前面四档平平而过，台下没有什么反应。他暗暗担心，一旁的道中还说，这样的场子里，听客都是老资格的，书说得不好，被当场喊下来，也是常有的事。王柏荫理了理长衫，调整一下情绪，慢慢跺上书台。按照预先准备好的内容，他上场先放了个“噱头”，居然赢得“满堂彩”。这样一来，气氛一下子热了，等书场内人气活跃，行话叫“发松”、“戳开”，然后王柏荫开始说正书。书越说越放松，最后又即兴来了个“冷落回”（一档书演出结束名为落回，冷落回是指出其不意没有明显结束痕迹），又是个“满堂彩”。等到说完下场，后台众多道中也啧啧称赞。
虽然王柏荫有了点小名气，但他相信艺无止境这个道理。当时说《玉蜻蜓》个中翘楚的，还有一位就是周玉泉老先生。周玉泉先生所创“周调”，官正飘逸，韵味醇厚，说书平稳恬静，以“阴噱”著称，人称“阴间秀才”。其书艺已到炉火纯青境界，有人打比方说：“听周老的书，六月里穿丝绵马甲也不会出汗。”
得知周老在苏州单档演出，王柏荫就赶到苏州，停了自己的日场演出，早上在察院场的“中央书场”，下午在苹花桥“声苑”，一心听书学习。因为两副场子说同一回书，印象就格外深。晚上王柏荫就在父亲开的“乐乡书场”，将白天听到的原样再说一遍。周老第一句开场白说什么，他也说什么；最后怎么结束，他也依样画葫芦地结束。就这样，王柏荫细心揣摩，仔细分析，学习周玉泉先生的“阴功”，将蒋调与周调融会贯通。
“蒋王档”
对于一直在上海周边小码头放单档的王柏荫先生来说，想进上海这个大码头，没有人帮是不可能的。他一直感念的，就是弹词名家姚荫梅先生。
早在王柏荫来之前，以刻画人物、描摹世态细腻生动及语言诙谐为特点的姚先生，已红遍上海滩，被人誉为“巧嘴”。王柏荫来上海的书场，全是姚先生帮他安排的，而且都是一顶一的大书场，如沧州书场、大陆书场、汇泉楼、湖园、南园、富春楼等。就说汇泉楼，它是家茶楼书场，来的全是有经验的老听客，任何书目在他们心里都有数，所以能进汇泉楼，老听客通得过，就算在上海已站稳一半脚跟。
王柏荫先生对当年第一次进汇泉楼的印象还蛮深。当时是四个单档，自己的《玉蜻蜓》是头档、第二档是杨振雄的《描金凤》、第三档祝逸亭的《三笑》、送客是钱雁秋的《西厢》，四位均是青年才俊，在上海斩露头角。当时演出完，那些老听客报以热烈掌声。王柏荫从而一炮打响。
等上海书说完，他又回苏州演出。一日在“中央书场”说书，突然发现蒋月泉老师坐在下面听书，等到说完下来，见面寒暄后，蒋老师提议他来上海拼双档。对于这样的好机会，王柏荫当然满口答应。这样王柏荫就进了上海。刚来时王柏荫为了上书场方便，买了一辆加拿大产的自行车，但是后来蒋老师开上了“哈雷”摩托，这辆自行车就再也没用过。平时师徒上书场或者去电台，王柏荫总是坐在老师的后面，一路开过，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可以说风光得不得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前后，上海民间电台如雨后春笋，达50多家，许多电台开设了空中书场，播放评弹节目，街头巷尾收音机里弦索叮咚，昼夜不辍。1945年，23岁的王柏荫先生与29岁的蒋月泉先生正是红极一时的时候，师徒二人日夜要赶四个书场、五个电台，还有一个长堂会（私人邀请到家演出，时间在一个月，称之为长堂会）。师徒二人从中午12点40分，要演到晚上12点40分，就这样一拼就拼了五年多。
1950年，蒋月泉、王柏荫，张鉴庭、张鉴国，周云瑞、陈希安，唐耿良去香港演出，连演三月，轰动香江，于是就有了个“四响档”美称。而“蒋王档”也从此成为当时评弹界数一数二的“响档”之一。
“说噱无伦比”
1951年春，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了。对于“四响档”所说的《玉蜻蜓》、《珍珠塔》等传统书，属于“斩尾巴”的老书，已经不能再说了。于是蒋月泉、王柏荫编说了《水浒》、《宋十回》、《林冲》，唐耿良编说了《太平天国》，周云瑞、陈希安编说了《陈圆圆》，张鉴庭、张鉴国编说了《红娘子》。
1951年上半年，“四响档”自发办了两次学习班。之后，“四响档”联合了刘天韵、谢毓菁等9位著名艺人，写信给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要求成立国营评弹团，自愿放弃高额收入，拿固定工资。先后打了两个报告后，才得到文艺处的同意。1951年11月20日，经市领导批准，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后改称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今上海评弹团)与京剧团、杂技团同时成立。第一批自愿入团的共18人，由刘天韵任团长，唐耿良、蒋月泉任副团长。
1951年8月22日，蒋月泉、王柏荫等名演员为支援抗美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演出队，简称“抗保队”。当时穿改良中山装，戴着八角帽，进行巡回演出，从苏州开始，至常熟、无锡、南京，最后到北京。在北京宣传演出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蒋月泉和王柏荫去唱了开篇《王贵与李香香》。开始只知道是对外演出，直到回来拿到稿费，才知道是录制唱片了。这张唱片也就成了解放后出的第一张评弹唱片。如今这个开篇，已经成为“蒋王档”的经典之作，也是评弹学员的必学曲目。
1959年，浙江省文化局要建立一个浙江曲艺队，到上海邀请演员支援。在浙江省发往上海文化局的公函上，王柏荫先生是第一个被提名的。当时吴宗锡团长征求他意见时，王柏荫先生说：“从感情上来讲，我是不愿意离开上海的，我的老师、好友、家人都在这里，但是如果工作需要，我服从组织分配。”于是，王柏荫先生被调到浙江省浙江曲艺队（今浙江曲艺团）。为此，蒋月泉老师一度落泪，足见他们师生感情之深。
到了杭州之后，王柏荫先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中央首长演出。记得第一次招待首长演出，是1960年的元旦。那次是中央三级干部会议在杭州召开。令王柏荫先生印象最深的，就是演出后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当时周总理亲切地跟他说：“你是老行家了，要多培养学生啊！”中央首长中喜欢评弹的，还有叶剑英元帅。叶帅挺特别的，别看他是广东人，可他确是个评弹迷。他听王柏荫先生的书，还会点开篇，如《志贞描容》等，有时他边听还边小声地唱，可见他对评弹的熟悉。在为众多中央领导表演中，最多的还数陈云同志。陈云老首长最喜欢听他的《白蛇传·投书》一回。每次演出前，先要向他请示表演哪些书目，他每回必点。陈云同志风趣得很，因为这回书最经典的桥段是“吃馄饨”，于是他总说就来一个“吃馄饨”吧！
1985年，王柏荫先生退休。但是他退而不休，还常常编创书目，并以单档形式，自编自演现代题材长篇《箭杆河边》；1989年参加排演《孽海姐妹花》。除此之外，他还培养了杰出的评弹演员苏似荫（君贻）、张君谋、蒋君豪，以及自己的儿子——上海评弹团的王玉立，他们应该是蒋派艺术第三代中的佼佼者。为表彰王柏老为评弹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2002年，浙江省文联颁发其“浙江省有突出贡献老文艺家”大奖。
2009年，王柏荫先生在上海政协礼堂公开演讲《玉蜻蜓》的艺术特点。这开创了评弹演员公开演讲《玉蜻蜓》这一传统书目艺术特点的先河。那天，面对几百位听众，这位18岁拜师学艺，说了近70年《玉蜻蜓》的老先生，却讲起自己在艺术上的遗憾来：“我真佩服尤惠秋，他把蒋调、沈调捏起来，创造了尤调；我呢，在唱腔上只想摹仿，可你唱得再像蒋月泉，到底不是蒋月泉啊，所以，讲起来是失败的。”这一番话，说出了艺无止境的追求，也表达了老先生高尚的人格。
词坛名宿、画家、版本目录学家吴藕汀先生，曾经在《书场陶写》中这样写道：“虎丘搬进城中摆，迁移玄妙城墙外。开了保和堂，气昏王永昌。最难平淡味，说噱无伦比。恬静少波澜，继承周玉泉。王柏荫与高美玲双档，恬静幽美，台风独绝，有'天下第一档’之称。”“天下第一档”固然是极誉之词，我相信谁也不会自称“天下第一档”。但是在目下这个“大师”漫天飞的时代，像王柏荫先生这样，从艺近70年，已有相当成就，而晚年再回首自己的心路历程，还如此虚怀若谷，拳拳赤子之心，这是“天下第一档”应有的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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