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战乱极大地损耗了社会财富，汉高祖刘邦刚刚登基的时候，国内一片凋零，丞相、大将上朝都只能坐牛车。当时全国四十五郡，有三十个郡在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韩王彭越等十七个异姓王手中。虽然这些异姓王每年都向皇帝缴纳供奉，但他们供奉的铜钱重量统统缩水了90%。古人给这种钱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荚钱”，“荚”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意思相近。
荚钱
异姓诸侯通过给货币减重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在诸侯喂饱了自己的同时必然就得让皇帝饿着肚子。看着国库这些破烂的荚钱，刘邦或许意识到了自己离皇权一统还差距很远，但若是断然剪除异姓王，必将再次惹得天下大乱。于是刘邦选择以“经济战争”来代替“武力战争”，他重申秦帝国的铸币标准，要求帝国臣民使用重十二铢的秦半两，包括异姓诸王。然而这些秦半两在诸侯手中不到半天就统统回炉重造，再次成为“荚钱”，人们即使拿到足值的秦半两也会藏在箱子底而不是拿出来使用。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如果良币和劣币同时流通，良币会逐渐减少，市面上流通的将都是劣币。
当时的汉帝国内货币流通一团糟，粮食价格也一飞冲天，汉初每石粮食从五千钱暴涨到一万五千钱。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在万般无奈之下宣布官方货币减重为三铢，实际上承认了荚钱的合法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大通胀，为争夺财富，皇帝和诸侯竞相对货币减重，结果对帝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为重建帝国经济，刘邦在实行货币减重的同时，推出了自己的土地政策：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将秦朝王室公田、官田、池林分给自己的士兵：普通士兵每人大约能获得一百亩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此后数年，刘邦自己的十五个郡已经俨然是四海升平之相。
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自认条件成熟的刘邦再次推行货币改革，颁发《盗铸钱令》，明文禁止诸侯再缴纳荚钱。然而荚钱依旧风行各地，诸侯在封国之内拥有自己的军队、税收权和官吏任免权，并不怎么卖刘邦面子。史书上对于刘邦击杀跟着他浴血沙场、劳苦功高的功臣们有诸多讨论和推测，但如果单从诸侯们对刘邦货币政令的阳奉阴违来看，还是很可以理解皇帝动机的。
不服从政令的异端，在以皇权为天的封建王朝，就是行大逆不道之事，皇帝不灭了你，怎么树立中央权威，怎么号令群雄、坐享天下？
于是在刘邦的默认下，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韩信被吕雉（汉皇后）和萧何（汉丞相）谋杀。韩信死后，刘邦紧接着又击杀了英布、彭越等异姓王，到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除长沙王吴臣外，异姓王全部被消灭，刘邦终于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梦想。
异姓王被消灭之后，刘邦并未仿效秦始皇强化郡县制，而是选择分封兄弟子侄为王，并与诸王约定，此后非我子孙称王，天下人都可以杀了他（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其击之），为他的后继者带去了不小的麻烦，但这个政令也确实是在吕后掌权期间确保了西汉刘氏的汉祚地位。
要评判历史的对错，有些时候即使是站在后世来看，都很难给予一个绝对中肯的评价。
汉初艰难，刘邦仅仅是开了个不好不坏的头，就在公元前195年平定南诏国叛乱的过程中死去，将“烂摊子”留给了他的皇后吕雉。刘邦刚刚死去的时候，吕雉收到过北匈奴的一封国书。在国书中，匈奴单于冒顿轻佻地向她求婚：“我虽然是生长在牛马群中的粗人，也曾数次游历（其实就是抢劫）中国。听说你们的皇帝刚刚死去，你现在成了寡妇，恰好我也是单身，不如我们互通有无吧（嫁给我吧）。”
这是一封带有羞辱意为的国书，然而吕雉这位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因为当时的帝国经济根本无法支撑对匈奴的战争。然而从吕雉之后仅仅不到一个世纪，汉帝国就一跃变成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直接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匈奴骑兵赶到西欧，间接让罗马帝国吃尽了苦头。吕后末年，西汉单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已经突破3400斤，这不仅是西欧1500年后的劳动生产率，也远高于197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2240斤）。应该说，中西文明争霸就是从汉帝国驱赶匈奴开始的，此轮交锋中，中化文明无疑完胜。
那么作为一切辉煌的起始，吕雉——这位在中国千年历史上背负了无数骂名、以残酷冷血而闻名的第一位女性掌权者究竟做了什么呢？
这个答案在尘封的故纸堆里找不到答案（因为中国史书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经济事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但1983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出土的汉代竹简《二年律令》（意即吕后称制二年，公元前186年）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从未在史书中出现过的吕后。
二年律令
吕雉继承发展了刘邦的土地政策，帝国中央政府把授田范围扩大到全体臣民。各级政府先统计刘邦时代得到天地的退役士兵，对未得到土地的人登记造册，长期没有土地的人排名在前。最后，县令根据名册给无地之人授予土地。
全体国人被划分为六等，最高一级的“侯”可以获得田地九十顷，最低级的“庶人”可以获得田地一顷，就连犯有轻罪的犯人也能在释放后获得半顷田。
“侯”与“庶人”所获土地面积的差异是90:1，看起来贫富差距似乎蛮大。
但是汉帝国的“侯”是战争时代的功臣，全国只有113个“侯”，其他五等中最高级的“大夫”（正部级）也只能获得二十五顷田。
与此同时，吕雉执行了一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税收政策——“十五而税一”，换算一下，吕雉时代庶人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只有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
《二年律令》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秦人以军功授田，刘邦以服兵役为代价授田，只有到了吕雉这里才真正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均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位最普通的庶人都获得了土地，整个社会实现了无数先贤追求的大同世界梦想——“耕者有其田”。
后世，无数帝王都想模仿吕雉“均田”，却无一不铩羽而归。不是吕后比别人聪明，也不是吕后有多么灵活的手腕，而是因为在汉初，从六国贵族到刘邦分封的异姓王都被剪除，旧有的既得利益者已经被消灭，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还不成熟，任何官僚都不知道如果不按《二年律令》分配土地会造成什么结果。
对包括吕雉在内的所有人来说，未来都是一片模糊，所以大家只能按照相对公平的方法来平均田地，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模糊面纱”，“模糊面纱”条件下，利益集团不可能剥夺普通人财富，一旦平衡被打破，任何利益集团都可能成为剥夺者。
吕后二年（汉惠帝去世后的第二年），吕雉下令禁止民间铸荚钱，由朝廷统一铸“八铢钱”，八铢钱模仿秦半两，在货币史上被称为“本秦钱”。吕后规定，荚钱此后在帝国境内不得流通，而且诸侯向朝廷纳贡时要缴纳八铢钱，此目的和刘邦相同，都是为了制衡诸侯——吕后VS诸侯=八铢钱VS荚钱。
想法很好，效果很差。
废荚钱，缴八铢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诸侯自然不愿意。
封建中央集权其实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遗憾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匈奴再次进犯。吕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匈奴直接派兵攻占汉帝国的阿阳城。吕后可以隐忍匈奴对自己的侮辱，但却不能坐视帝国领土被侵蚀，因为一旦获得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匈奴骑兵就会一步步纵深进入中原腹地。是年，汉帝国出兵云中，后攻阿阳，一打就是一年，吕雉完全没有精力推行她的货币新政。
拒匈奴于国门之外，必须有强盛的经济作为支撑；要想建设强盛的经济，必须不能有大的战事，好让国人休养生息。这对于当时的吕雉来说，完全是一个悖论，她最终选择的解决办法是：战争经费全部来源于货币减重。
吕后三年末，官方铸币从“八铢”改为“五分”。所谓“五分”，就是“二铢四系”，相当于八铢钱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货币贬值接近75%。
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匈奴主力退回大漠，吕雉终于松了一口气，再次下令禁止“铸伪钱”。
然而时不我与，吕后五年汉帝国再次发生了一件大事：南部边境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拥立一个叫赵佗的地方官为“南越武帝”。可怜北部边境尚未肃清，又要远征南越，那是一个瘴气满山、气候暑湿的地方，一点不比对付匈奴少花钱。
为了筹集军资，吕后只好继续让货币减重。据史书记载，吕后五年，吕雉将铜、锡合铸的“五分钱”改为铜、铅、铁合铸。铅和铁要比锡重很多，铸币含铜量急剧下滑。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则证明，实际情况可能比史书记载的还要严重很多，铸币的重量已经从“三铢钱”变为“一铢钱”，为官方铸币标准八铢钱的三十分之一。
三年内货币贬值三十倍，正常推断下汉帝国经济恐怕早就要因为通胀而崩溃了吧。
然而并没有，因为吕雉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边疆战事最紧张的时候，汉帝国都依旧维持了对小农“十五税一”的政策。正是这一点挽救了帝国经济。
对民生来说，“高税收”、“高通胀”是两难选择，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只能选择其一。农耕时代，最主要的财富生产手段是种地，普通人对货币的需求量远低于诸侯和封建官僚。大通胀给帝国带来的伤害，更多是对工商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农人而言，低税收才是最重要的。
尽管吕雉与民生息、轻徭薄赋，但历史并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公元前180年，吕后薨，南诏国随即自去帝号，同年刘恒登基称帝，是为汉文帝。汉文帝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吕后的统治思想和理念，中国自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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