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苏轼同为“唐宋八大家”，诗赋文章纵横天下针砭时弊，扫除了文坛浮华文风，开风气之先河，为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这两位大宋王朝的风云人物，为何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呢？且听我一一道来！
苏洵的一篇《辨奸论》，王安石与苏轼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要说王安石与苏轼的友谊的小船为何说翻就翻，还得从苏轼的父亲苏洵说起。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
由于苏洵的缘故，王安石与苏轼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政见不合，王安石和苏轼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王安石自神宗朝推动变法以来，苏轼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王安石的批评。苏轼参加制举，在制策中全面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将其列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却斥责苏轼之文为“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早在熙宁变法开始之初，苏轼就已表明了态度。写出《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并结合实际极论新法之不便。如：要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等，说新法将会招致国家的败亡。他劝神宗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循循渐进的主张。熙宁二年，苏轼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欣赏其主张，当天接见后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而王安石则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担当此任。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还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由于王、苏二人政见不合，友谊的小船就这样说翻就翻了！
苏轼奇葩策题，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在王安石提出科举新法，神宗下诏讨论时，苏轼又独持异论，公开加以反对。熙宁二年，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亡之事为问，直接影射王安石变法独断专行，这让王安石大为不悦。我们来看看当年苏轼做考官时出的两道考状元的策试题：
第一题是写关于君王独断专任的，用白话文大意是：
过去做君主的，忧患不能独断。然而有的独断能够兴邦，而有的却使国家衰落。晋武帝平定东吴，因独断而胜；苻坚南伐东晋，却因独断而亡。过去做君主的，忧患不能信任其大臣。然而有的信任使天下安定，有的却出现了危机。秦穆公宠信孟明，因为专任而克敌制胜；但是燕王哙却因为宠信子之，因为专任而败亡。事同而功异如此，难道不应该寻找它的原因吗？
请举此数位君主，谈论得失之源，独断专任虽同而其效果相反的原因。
另一题是关于两汉治乱衰亡的，题大意为：
古之君子，见礼而知俗，闻乐而知政。请借汉而论之。
西汉十二世，有道的君主有六位，虽然成帝、哀帝二帝失德，但祸不及于百姓，其立国之势，强固不拔。但是王莽却以斗筲穿窬之才，谈笑而取之。东汉自安、顺二帝以后，日趋于衰乱，而桓帝、灵帝的暴虐，天下共知。其国势似乎是很容易变动的。但是，董卓、吕布、二袁，皆以绝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盖天下，其才百倍王莽，尽其智力，终身莫能得。天下治乱相绝，而安危之效竟如此相反！愿考其政，察其俗，谈论一下之所以这样的原因。
这样的两个策论题，你让王安石情何以堪呢？就这样，王、苏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同朝为官，互相调侃，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王安石和苏轼同朝为官，二人时常见面就掐，相互挖苦、互相调侃。比如有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见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轼当即反唇相讥道：“当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让，由此可见一斑。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轼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轼。当时，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字说》一书，王安石高兴地说：“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吾以为 ‘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苏轼反问道：“如此‘滑’字乃水之骨也，有谁听过水有精骨呢？还有‘笑’字，岂不成了以竹鞭犬了吗？”王安石听后心中不快，只能勉强解释道：“‘鲵’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
苏轼则说：“鸠字九鸟，君可知道有何典故？”王安石信以为真，欣然请教。苏轼得意道：“《诗经》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王安石不解而问：“分明七只鸟，怎能说是‘九鸟’呢？”苏轼不紧不慢地回答：“七只小鸟加上它们的父母，不就是‘九鸟’吗？”如此玩笑使得王安石十分尴尬，因苏轻薄自己而拂袖离去。就这样，王、苏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乌台诗案，王安石为政敌说情，友谊的小船没有翻
北宋元丰二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因苏轼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这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并对苏轼严刑拷打，“诟辱通宵不忍闻”，几至于死亡。后来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最难能可贵的是，刺史已经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宋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王安石在苏轼生死关头摒弃前嫌，仗义执言，救了苏轼一命成为佳话。这次，王、苏友谊的小船没有翻！
王安石和苏轼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是因为政见不合，但他们都是一心为了天下苍生，人民的福祉；在苏轼的生死关，他们友谊的小船没有翻，更显示了王安石的博大而磊落的胸襟！同样，苏轼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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