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咸丰帝去世
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继位的六岁同治帝的生母那拉氏与皇后钮钴禄氏都被尊称为皇太后，即慈禧与慈安皇太后。慈禧对咸丰帝遗诏以肃顺等八位辅政大臣十分不满，便联合恭亲王奕訢等人发动政变，处死了肃顺等人，夺取了最高统治权。[7]
咸丰的去世，慈禧的当政，导致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咸丰帝认为西方列强“居心叵测”，无论何事都不愿求助洋人，唯恐列强借机要挟，得陇望蜀。咸丰帝为了保持封建经济和政治的稳定，用闭关自守的方式抵御西方列强于国门之外。[8]慈禧上台后，设法援引各种力量，采取各种措施来极力挽救大清帝国的危局。她重用主张学习西方以自强的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并发布“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购买外国船炮……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等上谕，为洋务运动的兴起吹响了号角。[9]
内忧——太平天国运动
19世纪中期的清王朝已经危机四伏。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在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期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10]
太平天国战争历时14年，波及18个省，它给旧有的封建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在这场全国规模的阶级斗争中，清朝原有的军政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根本无力阻挡。清朝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暂时摒弃民族的纷争，重用有能力的汉族地主阶级中一批官僚来力挽危局，其中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典型代表。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等人切身体会到洋人船坚炮利的威力，为清朝的长治久安计，他们跳出了死守传统的窠臼，积极“师夷”，以求得“长技”。这种举动一经付诸实施，很快就演化成一股潮流。[11]
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进一步加深。1854年，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清政府同意了。1856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这次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找到借口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在俄、美支持下，英、法两国借“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在1856-1860年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因为这场战争的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12]
1859年6月25日，英法联军突袭天津大沽口炮台，第二年10月，北京被攻陷。咸丰帝留下恭亲王奕訢在北京与列强谈判，自己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由于西方列强的压迫，统治集团为了寻求对策，洋务运动就此诞生。[13]
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求富”，指导思想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师夷制夷”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中体西用 ”表明了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14]
洋务派将师夷制夷这一思想贯彻到洋务运动的各个方面，派生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他首先提出了大致思想。但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是《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中体西用”不仅是洋务派处理中西学问关系的原则，也是洋务派用于同顽固派斗争的武器。这一思想原则贯穿于洋务运动始终[15]
总理衙门
咸丰十一年（1861年）就在北京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又称“总署”或“译署”。虽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最高外交事务的机构，但它事实上不是一个正规的政府部门，而更类似军机处的下属机构及目是较临时性的机构，因此它没有正式的官品和编制。[16]
总理衙门属官有：由亲王或郡王担任总理大臣；下设大臣数人，一般由军机大臣担任；再下设大臣上行走数人，一般由内阁部院的满族、汉族大臣担任。总理衙门按照负责事务不同，分设五股。分别是：英国股，负责与英国、奥地利两国交涉的相关事宜，及各国通商、税务之事。法国股，负责与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各国交涉的相关事宜，及传教和招工之事。俄国股，负责与俄罗斯、日本交涉的相关事宜，及陆路通商、边防疆界之事。美国股，负责与美国、德国、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等国交涉的相关事宜，及华工之事。海防股，负责海防、水师建设，建造沿海炮台、船厂，购置轮船、枪炮，建造铁路、电线及各省矿务之事。除此之外，总理衙门还负责管理同文馆、驻外使节和派遣留学生等事务。[17][18]总理衙门的建立促进了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变，使清政府开始抛弃传统的外交体制而步入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行列，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19]
直接因素
十九世纪中叶，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和太平天国起义内外双重压力下，其统治集团中一部分贵族官僚主张学习西方，把西方的武器制造、技术生产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先进成果引进中国；效仿西方，实行部分改革，以达到求强求富挽回清朝统治的颓势。这批参与的官僚、地主、买办就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中央洋务派、地方洋务派和洋务知识分子。中央洋务派由思想开明的王公大臣构成，他们支持洋务，但一般不参与具体洋务活动。代表人物有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文祥等人。地方洋务派由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崛起的地方军事行政官僚构成，是洋务派的核心和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洋务知识分子是洋务理论的建设者，对洋务理论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发展。[20][21]
洋务派虽在思想上仍固守传统，但在行动上能因时而异，注重实效，制枪炮，造轮船，开矿山，修铁路，兴商政，以图自救。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轮船、火车、机器、枪炮、报刊、学校等，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22]这个政治集团在外由于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在内则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用，从而逐渐掌握军政实权，后来居上，成为晚清当权派中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它的产生和发展和中国向半殖民地道路转化有关，也和资本主义列强势力侵入中国的政治领域有关。[21]
发展进程
洋务运动从1861年1月清廷开始筹设专事与列强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开始，到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而宣告结束，历时 35 年。[23]洋务运动分两个阶段，19 世纪 60-70 年代是洋务运动的前期，以“求强”为主，主要是编练新式军队与创办军事工业阶段。19世纪70-90 年代，是洋务运动的后期除继续进行“求强”外，又提出“求富”口号，强调“富”“强”并重。[24]
前期
这个阶段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军事工业，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即议院以及外交问题。[25]洋务派主张将练兵、制械、加强海防、以图自强作为立国的“一件大事”。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则多次上疏呼吁亟筹自强之策。最终奕訢等人的建议立即得到清廷批准，开始倡导和推动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26]
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开始，到1890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为止，先后共创办了24个近代兵工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将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立的福州船政局；1867年由崇厚在天津创立的天津机器局；1888年由张之洞在湖北汉阳创立的湖北枪炮厂。除此之外，还有左宗棠创办的西安机器制造局、兰州机器制造局；丁宝桢在济南建立的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另外，云南、吉林、山西、湖南、广东、台湾等省也都建立了制造军火的机器局。[27]
洋务运动的前期，其主要功效发挥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上，且在客观上助成了一些新的政治和社会因素产生，如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体制，开始了清朝传统军事制度的变革，拉开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序幕，引进了一些先进的西方文化，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新式知识分子。[23]
后期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遇到了资金、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这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从19 世纪70 年代至90 年代，在继续经营军事工业的同时，大力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这类民用企业约有 20 多个，其中主要的有：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1878年李鸿章创办的开平矿务局；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79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电报总局；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兴建的汉阳铁厂。除此之外，还有：张之洞在 1888 年以后相继创办的湖北纺织四局，1880 年左宗棠在兰州开设的兰州机器织呢局，1889 年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恭合开的黑龙江漠河金矿等。这些民用企业，主要采用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三种形式，其中官督商办为主要经营方式。[28]
除了创办民用工业，海军建设也是该时期洋务运动的重点之一。新式海军的筹建开始与19世纪70年代，到1884年，清政府已建立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三支海军。[29]
为了适应建设近代化工业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以学习外国科学技术为主的各类学堂。至1894年，共建立各类新式学堂20余所。[30]除了兴办新式学堂，从1872年起，清政府还开始向外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向美、英、法等国共派遣留学生二百余人。[31]洋务运动时期，新闻报刊由缓慢发展向快速发展转折，近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报刊几乎都产生于这一时期。[32]
洋务运动还带来了清政府外交观念的转变。除了专设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南洋、北洋通商大臣外；还向外派驻使节、建立使馆。至1885年，清政府已经在12个国家设立使馆、派驻了使节。[33]
取得成就
军事工业
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是从 1861 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和 1862 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三所洋炮局开始的。从 1865 年到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洋务派共创办了二十多个军工厂。有的规模较大，能够制造轮船、枪炮、弹药等，并附设炼钢厂。有的规模较小，只能制造子弹、火药等。其中规模较大、比较典型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34]
江南制造总局
同治四年（1865）五月，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大型新式军用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亦称“上海机器局”、“沪局”。江南制造总局所造枪炮弹药，无论在量或质上堪称可观，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沪局已产各种前膛枪7000余支，各种后膛枪约5万支。至光绪二十一年，共生产劈山炮及各种西式大炮300尊左右。80年代末以前，主要生产黑色火药，此后即改制栗色火药和无烟火药。到光绪二十一年，共产各种火药450余万磅，各种炮弹130余万发，此外还有地雷和水雷1000余具。[35]
金陵机器制造局
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苏州洋炮局亦随其迁往南京，经过扩充，改称金陵机器制造局，简称“金陵机器局”、“宁局”。宁局自动工建厂到投入生产，仅用1年多时间。到同治八年（1869）已能制造大炮、炮车、炮弹、枪弹及多种军用物资，但数量较少。从同治十二年起逐渐扩建，最大的一次扩建是在中法战争结束后。[35]一年可以造出后膛枪180支、后膛炮48尊、各项炮弹65800颗，各种枪的子弹131500粒。[36]
福州船政局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办起中国第一个、也是洋务派所办唯一的近代化专业造船厂，称福州船政局，或称马尾船政局，一般简称为“闽局”或“闽厂”。同治八年（1869），生产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至同治十三年，共造轮船15艘。鉴于中国匠徒已能自行制造轮船，福州船政局首任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按约期辞退洋员。在中国技术人员的努力下，造船技术和质量日渐提高。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华工自行设计制造木胁兵船9艘、铁胁兵船9艘、钢胁兵船6艘，共用银430万两。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朝已拥有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4支力量不等的舰队，其中闽局制造的船只占着很大比例。[37]
天津机器制造局
同治六年（1867），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办“军火机器局”，后改称“天津机器制造局”，简称“天津机器局”、“津局”。这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兵工厂，有“洋军火之总汇”之称。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后，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由于李鸿章有办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的经验，在他的主持下发展很快。[38]李鸿章称其为“北洋水陆各军取给之源”。[39]
光绪元年，在人力没有增加1倍的情况下，军火生产数量比前两年多3至4倍，其他方面的生产也是这样。从同治九年至光绪八年，共造各式洋火药610万磅，枪弹1600余万发，炮弹40余万枚，铜帽近3亿颗，各种地雷、水雷约3000具。[38]
湖北枪炮厂
从70年代起至80年代末，各省地方当局几乎都办起新式军工企业，但规模都较小，惟有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创办的湖北枪炮厂比较突出，是新式军事工业中设备最新、规模最大的兵工厂。[40]
湖北枪炮厂自光绪十六年（1890）筹办兴建，到光绪二十年耗时4年多才建成。该厂建成后，仅就产品质量而言，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所制造的枪炮，均采用德国技术，且数量也可观，枪月产50支，炮月产8尊。枪弹最大产量每月造130万颗，平时维持60万颗。炮弹每月造7000颗。当时较先进的无烟火药，其产量也很大，最大产量每月达600磅，经常维持200磅。可是，湖北枪炮厂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却没有发挥其作用。[40]
编练新军
训练新式陆军
编练新军从京营八旗兵开始。1861年底，俄国赠送给清政府第一批洋枪，京营八旗派少数官兵向俄国人学习演放之法。第二年，首批八旗京兵赴天津接受西法训练。1864年，总理神机营事务的奕譞在北京设立“威远”对，练习洋枪洋炮和阵列。1866年，总理大臣奕訢等在直隶组建“练军”，共15000人。除了八旗兵，地方兵也开始使用洋枪洋炮，编练新军。1862年，上海的淮军开始装备洋枪洋炮，并雇用洋人担任教习；至1865年，使用洋枪人数达到三四万人，炮队四营。左宗棠所部的湘军也开始装备洋枪，至1867年，使用洋枪的比例达到六成。[41]
筹建新式海军
清政府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筹设新式海军。从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福建水师开始，至1894年，清政府已拥有舰船六七十艘，分别建成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其中势力最强的为李鸿章控制的北洋水师，共有舰船二十余艘，包括铁甲舰两艘，及巡洋舰、鱼雷艇等比较先进的船只。其次是由湘系控制的南洋水师，有五艘巡洋舰；舰船多是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的产品。[42]
民用企业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兴办军工的基础上，又大力发展民用企业。至1894年，大约举办了20多个民用企业，涉及航运、采矿、冶炼、纺织、电讯、铁路等行业。比较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43]
航运业与上海轮船招商局
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委托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具体筹办轮船招商事宜。经短暂运作，同年底，轮船招商局正式于上海组建。在那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李鸿章等人竭力支持招商局与外轮公司竞争，很快就使招商局在与外轮的对抗中立稳了根基。轮船招商局除设总局于上海外，还在天津、牛庄（今营口）、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局，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基础。[44]
轮船招商局自身虽然缺陷很多，但其业绩可称斐然。营运仅3年，即使中国的钱更少的流入洋商的口袋，大约有一千三百余万两。至光绪十三年（1887），中国商民享受到了航运运费降价的好处，外商的航运的运费收入也大量减少，航运的权力也大多被收回。[44]
采矿业与开平矿务局
随着新式军事工业的次第兴建，煤、铁需求日益增大，而洋商往往挟货居奇，高价出售，这使洋务派认识到，自采煤、铁以免受洋人牵制，已刻不容缓。在洋务派的推动下，光绪元年（1875），清廷准许开采煤、铁。此后的20年间，采矿业发展很快，计有煤矿16座，铜矿8座，金矿6座，银矿、铅矿各4座，铁矿2座，共有40座之多。这些矿产的开采，在经营方式上多以官督商办为主。开平矿务局，又称开平煤矿，是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于光绪四年（1878）筹建的，系官督商办。两年后投产，主要使用机器开采，日产煤至五六百吨之多，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产量已逾25万余吨。[45]
电信业与电报总局
70年代后期，自架电线之议忽又鹊起。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再奏架设电线之事，并建议设线经费先由淮军饷项内拨款开办，此议获得清廷的批准。同年九月，李鸿章设电报总局于天津，委盛宣怀为总办。中国近代电信事业由此诞生。电报总局开办后，首先架设天津至上海的干线，继而又贯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省延至广州，开通运营后影响极大。此后，长江线、广梧线、广九线和汉渝线等干线相继架成，并逐渐伸至边远地区，至光绪二十年（1894），基本上形成全国规模的电信网。[46]
上海机器织布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与1878年开始筹建，由于负责人几经变动，进展十分缓慢，至1890年才开始投产。因能享受税费的优惠，所以投产后获利颇丰。1893年10月，因失火全厂付之一炬。同年11月，李鸿章派盛宣怀负责恢复织布局。1894年9月，在原址重新设立的华盛纺织总厂开始投产。
冶炼业与湖北铁政局
80年代以后，随着军工企业、民用企业的发展与海军的创建，钢铁需求量日见增大，自办冶炼业已成当务之急。光绪十六年（1890），贵州青溪铁厂建成投产，开创了近代中国专业冶炼的先河。但由于钢铁冶炼耗费成本太高，洋务派真正办成的只有2处冶炼企业，除了青溪铁厂外就是湖北铁政局。[47]
湖北铁政局是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创办的。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时就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湖北铁政局成立后，张之洞正式开始将他的“自强”蓝图付诸实施。值得注意的是，湖北铁政局集采铁、掘煤、冶炼于一体，可称为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此湖北铁政局成为规模最大的新式民用重工业。[47]
隶属于湖北铁政局的汉阳铁厂于光绪十七年（1891）动工兴建，至光绪十九年基本竣工，共建成大小工厂10个。光绪二十年，汉阳铁厂正式开炉炼铁，所产生铁除内销外，还外售美国、日本等国。炼铁所用铁矿，均来自铁政局隶下的湖北大冶铁矿；所用煤炭也大部分来自张之洞于光绪十七年开办的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47]
文化教育
开办新式学堂
清政府为了适应中外交涉和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于1862 年在总理衙门内附设了同文馆，次年又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 年在广州也设同文馆。开办这些学校旨在培训外语人才。[48]为了适应建设近代化工业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以学习外国科学技术为主的各类学堂。[30]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新式学校。专习“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1862年创建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创建的上海方言馆，1864年创建的广州同文馆，1893年创建的湖北自强馆。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1867年创建的马尾船政学堂，1869年创建的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1879年创建的天津电报学堂，1881年创建的天津水师学堂，1882年创建的上海电报学堂，1886年创建的天津军备学堂，1886年创建的广东陆师学堂，1887年创建的广东水师学堂，1892年创建的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1893年创建的天津军医学堂，1895年创建的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等等。[49]
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需用英文书写，所以清政府急需翻译人才。1862年，恭亲王奕訢上《奏设同文馆折》，主张设立同文馆，京师同文馆由此创建。第二年，李鸿章也奏请建立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于是，上海和广州分别于1863年和1864年建立同文馆。同文馆开设的课程有英文、数学、科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同文馆一度解散。第二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50]
马尾船政学堂
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1866年，左宗棠在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第二年，学堂开办，分为前后两学堂。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船制造，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后学堂注重英文，专习管轮驾驶，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前后学堂学制都为五年，学成后成绩优异者派往英法两国留学。据沈葆桢于1872年、1873年上奏朝廷的奏章中报告，学堂共有学生300余人。[51]
天津水师学堂
天津水师学堂是由李鸿章于1881年创建。该学堂突破了就近招收学生的办法，规定13岁至17岁的良家子弟都可报考。这使天津水师学堂成为了全国性学校。[52]
派遣留学生
1872年起，清政府开始向外派遣留学生。8月12日，第一批赴美学习的幼童30人离开上海。之后，又相继派遣了3批。1877年3月13日，福州船政局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35人启程；之后又派出两批，分赴英、法诸国学习。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共向外派遣留学生二百余人。[31]
外交改革
在外交上，首先是设立了外交机构。1861年，在北京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中国专设外交机构的开始。1866年、1870年先后设立的南北洋通商大臣是清朝设立的最重要的区域性、专门性外交机构。其次是设立了外交使节和驻外机构。至1885年，清朝廷已经向英、法等12个国家派遣了外交常驻使节。各国也纷纷在中国建立使馆，派驻外交使节。[33]
创办报刊
近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报刊几乎都创办于洋务运动时期，如：《万国公报》《申报》《格致汇编》《字林西报》等。[32]
《万国公报》
其前身是《教会新报》，创办于1868 年，由基督教美国南方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主编。1874 年9月办报宗旨改为：突出政治性和文化性，大力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变革史，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力图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它以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所好的言论，采用赠阅的手段，在政界和知识分子中拥有相当多的读者。[32]
《申报》
该报由英国商人美查等人于1871 年创办，具有较浓商业色彩。它的办报方针是：力图使自己的风格、立场、内容和言论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以期扩大发行量，获取盈利。[32]
《格致汇编》
该报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常识为主要内容的科普杂志，1876 年在上海由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创办。所刊登的内容，一是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二是工艺技术，三是科技人物传记。[32]
《字林西报》
其前身是《北华捷报》，与英国驻上海外事机关和上海租界当局有密切联系，编辑人员大多在中国从事外交、经济、传教和文化活动，是一份近代影响面最广的英文报纸。[32]
运动结局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不宣而战的日本宣战，“甲午战争”爆发。至1895年3月，在淮军、湘军相继惨败后，“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此战中，北洋舰队在统帅丁汝昌自杀殉国后，洋员浩威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军投降，北洋舰队尚存的11艘战舰和刘公岛炮台及大量弹药皆归日军之手。北洋舰队全军覆没。[53]甲午战争是对洋务运动的一次检验，由于战争的失败，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给中国社会的多个方面带来的变化与影响是巨大的。[54]
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仍在继续，主要体现在军事、工商业、教育和政治等方面。军事上，洋务派通过对甲午战争的反思，致力于重建海军、编练新军、整顿军事教育。工商业方面，洋务派提出“恤商惠工”的方针，扶植民用企业的发展。甲午战争后，民用工业取代了军事工业的主体地位，商办企业也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教育方面，洋务教育走向多元化，建立了各式学堂；洋务派还改革科举制度，将中国政史和西洋政艺加入考试，为彻底取消科举制奠定了基础；此外，派遣留学生的规模也较站前有所扩大。政治方面，洋务派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的政治主张，广泛推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教育等政策。[55]
事件影响
洋务运动是迈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在当时复杂的中国社会环境下， 要想完全实现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洋务运动自身存在封建性和腐朽性等局限特征， 但是这次运动学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的经验及最后失败的教训给后世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中国近代化跨出了第一步。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 其他志士发现了此次洋务运动的弊端， 并且积极寻找解决办法， 进而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56]
政治层面
洋务运动促进了旧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洋务运动孕育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扩大，这两个阶级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并随着社会潮流的推进而不断壮大，为新政权的产生和旧王朝的瓦解做了深厚的铺垫。洋务派的失败直接推动了戊戌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开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57]
经济层面
洋务运动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 50 年间，中国总共创办了 300 多家近代企业，资本额达 1.2亿元；这些企业的创办，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此外，洋务派创办这些企业还打破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经济越来越严重的渗透，是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与保护。[58]
军事层面
开启了近代强军目标的先河。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 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 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如安庆内军械所， 江南制造总局， 福州船政局， 天津机器制造局，生产大量武器， 子弹， 火药， 为军队提供了许多先进武器装备， 进而建设国防， 中国军事实力也大大提高。即使在洋务运动的军事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贪污腐败问题，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外国侵略， 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57][56]
文化层面
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早期的思想解放。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洋务派创建了许多新式学堂，用来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此外，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远赴海外学习，培养现代化人才，使洋务运动的推进有人才保障。这对当时的洋务运动乃至此后中国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当时社会的潮流，很多人逐渐更加关注新式学问，潜移默化地学习西学，民心和民智逐渐开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开启。[57]
事件评价
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评价洋务运动：“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洋务派“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图末也。”[59]
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评价洋务运动：“（洋务派）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其封建统治。”[60]
学者徐泰来在《洋务运动新论》一书中说：洋务运动的主要历史作用，就在于它首先开始“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并且还开始为新生产方式的建立开了一个头。因此，我认为洋务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61]
学者郭大松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评价洋务运动：综观整个洋务运动，既有镇压人民反抗，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反动、消极作用，又有促进中国社会发展，抵御外来侵略的进步、积极作用。[62]
清史专家李治亭认为：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这场洋务运动是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的产物。[63]
学者王立新认为：一百年前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积极影响是不可抹杀的。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一场自救运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其历史局限性。[64]
《中国近代史纲要》一书中评价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是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中上层官僚，其主要内容是学习外国工业制造技术，宗旨为自强求富、挽救清朝危机。[65]
学者赵党留认为：，洋务运动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它实现了自己的首要目标，开启了中国的军事、文教和经济近代化进程，在提升国力、军力和反对外来侵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6]
学者刘俐宏认为：洋务运动是由中国统治阶级中具有开明意识的精英发动的一次自救运动，一次自发的改革尝试，它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无法承担起挽救中国的重任，还是以失败而告终。[67]
失败原因
洋务派的保守性
领导洋务运动洋务派是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他们虽然思想观念较为开明，但本质仍属于传统封建官僚。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其不可能抛弃自身的阶级利益和封建特权，因而其所办企业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学者杨悦认为：洋务派的思想“外新内旧”，本质上还是固守中国传统价值取向，严重阻碍了新兴的军事、民用工业企业和军事国防现代化方面的发展。[68]
指导思想的局限性
“中体西用”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根本，在此基础上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这强行将中国封建的三纲五常旧伦理与近代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结合起来，从文化角度看，背离了中国“体用一源”的文化精神；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角度看，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学者黄国耀认为：试图通过吸取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之“用”来捍卫中国传统之“体”的“中体西用”割裂了体用之间的关系，自身具有无法解决的局限性，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69]
民众现代化缺失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格尔斯认为：人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和先决条件。[70]洋务运动期间开设的新式学堂虽然教授的是西方先进的知识，但是学员大多来自贵族和官僚知识分子。洋务派不情愿让被统治的广大民众掌握科学技术，接触工业文明。这也直接导致了洋务运动现代化尝试的失败。[68]
农业现代化的忽视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的农业人口人数众多。晚晴时，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当时的工业无法容纳过多的剩余劳动力。洋务派只顾工业现代化，忽视了农业现地化。学者杨悦认为：洋务派在农业方面缺少改革措施，造成了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失去作为社会基础的广大农民的支持，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68]
影视作品
影视名 | 出品时间 | 类型 | 相关内容及评价 | 海报 |
《走向共和》 | 2003年 | 电视剧 | 《走向共和》中与洋务运动相关的事件是甲午海战和拯救濒临倒闭的汉阳铁厂。[71]学者傅宁认为《走向共和》是一部思想艺术水平较高的历史剧。将它和以往创作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太平天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林则徐》相比，《走向共和》有一种更现代、更开放的历史观。[72]但学者龚书铎认为：该剧把真正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边缘化，占据了全剧的中心地位却是封建统治者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73] | |
《船政风云》 | 2007年 | 电视剧 | 剧中讲述了以左宗棠、沈葆桢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慈禧太后、倭仁为代表的保守派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斗争，他们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福州马尾建造了造船厂，开设了船政学堂，造出我国第一艘具有当年先进水平轮船，培养出我国第一代海军的故事。[74]《船政风云》的创作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正确认识这段颇有争议的历史和相关人物[75] | |
《大龙脉》 | 2008年 | 电视剧 | 《大龙脉》讲述了清末洋务运动期间，实业家唐廷枢挺身而出，成功创建中国第一座煤矿（开平煤矿），中国第一台机车（龙号机车），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的故事。[76]该剧在展现历史史实、叙述中国第一个煤矿和铁路建设过程的同时，塑造了一位真正令人钦佩、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奇才形象[77]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