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与丘处机怎
么成了好基友？
王如晨07月04日 20:58
(转自：百度百家)
成吉思汗1219年邀丘处机跑到西域跟他会面，史料里说是为了询问治国和养生方法。
问询一个金国的全真教老大治国方法，有点勉为其难，不合情理。询问养生方法倒有说头。
说起邀请的动力，我认为可能有三重：
1、成吉思汗当时58岁，在古人心目中，这也是容易让人思考生死的阶段；
2、那年，成吉思汗被花拉子模杀害蒙古商人与正使惹怒，动了西征世界的雄心；
3、四个儿子三个已经长大，继承人选择提上日程。
将三点结合，成吉思汗面临着人生难题：个人意志与帝国梦想的实现；帝国未来的人事安排。这个年龄段，大概他对自己的肉身产生了怀疑。
不远万里，邀请全真教老大前去西域聊天，如果不是出自内心的危机与恐惧，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要知道，这至少要花几年。
丘处机当然去了。让人纳闷的是，身在金国地盘，他怎么敢接受。要知道，金国最初待他不薄，烟台的昊天观就是金宣宗下令为他修的。而且，丘处机与一帮弟子经常接受金国政府恩赏。
那一周期，他也收到过金国与南宋的邀请，要他去讲讲课。他都拒绝了。
大概他看到了金与宋的命运。金国内外交困，西、南、北都有敌人围绕。宋已濒死。
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邀请，可能有借力拓展全真教地盘的用意。当然，他也可能只是源于内心触动。就是这成吉思皇帝不远万里派来侍臣刘仲禄邀请他，中间历尽艰辛，应该是比较诚恳的。
他的出色的弟子之一李志常，记下了他的西行过程，即《长春真人西游记》。史料、文学价值都很高。我看的是收录于《金元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里的版本，见P41-87。
书里，丘处机显然被皇帝的特使感动了：“兵革以来，此疆彼界，公冒险至此，可谓劳矣。”（P42）
刘仲禄详细描绘了6个月艰辛路程，遭遇了种种磨难，终于见到长春真人：“钦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禄今年五月，在乃满国兀里朵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宁，得羽客常真谕。七月至德兴，八月抵京城，道众皆曰：师之有无，未可必也……冬十有二月，同至东莱，传皇帝所以宣召之旨。”他说。(P42-43)
丘处机说：“此中艰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当遣十五骑来。”
随后，丘处机率领尹志平、赵道坚、宋德安等19名得意弟子并4名蒙古随侍西行。两年有余，波折多多，但并不那么艰辛地到达成吉思汗行宫（今阿富汗境内）。
李志常的这本西游记，他们似乎享受更多：几乎每到一城，都有许多安排好的官员、骑兵接待，给钱给礼品。他吃了很多上等的瓜果，比如葡萄、胡桃、喝了很多上等的葡萄酒。当然他还拿了不少礼品，后来拿不了，就地建立了道观，让弟子留守。
沿途，他经常听少数民族女粉丝唱歌，看她们跳舞。欣赏美景当然少不了的。他写了很多诗。
丘处机的粉丝确实很多。书里有多处，粉丝们接送很远。就引一句：“蒙古人喜曰：前年已闻师父来。”
途中，成吉思皇帝经常派骑兵慰问，表达关切，一路免税。
李志常文笔轻松、优美。显然，他们的西游记，比当年玄奘要自在、舒服多了。当然也有一例悲剧，弟子虚静赵九古病死在途中。
流行的说法是，丘处机见到成吉思汗，留下一个“一句止杀”的轶事。但《长春真人西游记》里根本没有这回事。在此前的一道传诏圣旨中，皇帝说，“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而事实上，更多是生死之事。
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之后，“馆舍定，即入见，上劳之曰：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踰万里而来，朕甚嘉焉。”（P62）
丘处机说：“山野奉诏而赴者，天也。”（P62）真会拍马屁。
然后成吉思皇帝就直奔主题了：“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P62）
丘处机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P62）
整个游记，李志常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丘处机给皇帝提供长生不老药方的话。没过多久，丘处机就开始准备回程了。
李志常的书当然未必确切。在据说是成吉思皇帝要牛逼大臣耶律楚材记录的《玄风庆会录》里，开头写道：
“钦奉皇帝圣议，宣请高道长春真人。岁在己卯正元后一日，敕朝，官刘仲禄资韶寻访，直至东莱，适符圣意礼迎仙驭，不辞远远而来。逮乎壬午之冬十月既望，皇帝畋于西域雪山之阳，是夕御行在设庭燎，虚前席延长春真人以问长生之道。”
同样没有什么治国安邦的诉求，只有“虚前席延长春真人以问长生之道”一句。是啊，一个马上民族的皇帝，在即将启动蒙古军历史上第一长途西征、大开杀戒的时刻，也是一个个人命运充满动荡、波折、风险的时刻，从万里的山东拉来一个牛逼道士，还能问候什么呢？要是直接问治国安邦，北国也有大批儒士，这些公知们的经略不要太牛逼。
丘处机显然没有神奇的长生不老之方。不过，与《长春真人西游记》里直接否定有所不同，《玄风庆会录》里，他就像春秋战国时代的策士一样，尽是绕弯子说话，先是大侃道德、性命，然后说如何延年益寿，中间偶尔援引上古贤君轩辕以及金国初统山东、河南等地时的治国经验。
确实，这里面他建议成吉思皇帝要“去声色以清静为娱，屏滋味以恬淡为美……但能节色欲，臧思虑，亦获天祐，死全戒者邪”、“修身之道，贵乎中和，太怒则伤乎身，太喜则伤乎神，太思虑则伤乎气，此三者于道甚损，宜戒之也”。
他认为，活20-30岁属“下寿”，40-50岁为“中寿”，60-70岁为“上寿”。他建议已入上寿的成吉思皇帝“修德保身，以介眉寿”。
“余万里之外，一召不远而来，修身养命之方既已先言，治国保民之术何为惜口。余前所谓安集山束、河北之事，如差清干官前去，依上措画，必当天心。”他显然也显摆了一下治国策略：“初，金国之得天下，以创起束土，中原人情尚未谙悉，封刘豫于束平，经略八年，然后取之，此亦开创良策也，愿加意焉”。
这样就满足了后代文人的诉求，好像皇帝跟一个道士见面，都会谈国家大事。虽然这与李志常的记载并不一致。常理来说，如果真是谈了经国方略，身为资深弟子的李志常，不应该遗漏这么重要的信息，这信息完全能把乃师形象给拉高到帕米尔高原或者喜马拉雅山顶，日月同耀。
不管怎么说，让我感到踏实的是，当丘处机说他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时，成吉思皇帝竟然没有杀他，而是“嘉其诚实，设二账于御幄之东以居焉”。
如果猜测合理，我觉得这里体现的成吉思皇帝之伟大，甚至远较他的雄才大略、军事武功更动人。因为，这里是一个具有世俗精神的皇帝。无论他最初拉丘处机多么期望长生不老，当确信没有药方后，他大概也放心了。
大概这与成吉思皇帝信仰里世俗性有关。蒙古人信仰佛教、萨满，当然也有其他杂交的宗教文化。这个皇帝幼年命运曲折，他经历过优渥的生活，也经历够世间惨象。他是通过部落沙伐、肉搏登上了草原的权力宝座。这种经历应该能够给他的内心注入更多世俗信念，而不是某种血统的底色，易姓革命的种子，建立在他原始的肉体基础之上。而且，多年征战，他对南部儒家文化的现实性、实践性，应该也有认知。
也许，他拉丘处机到西域，只是为了确认他的思考，消除、缓解内心的怀疑与焦虑，加快自己的决策使命，尤其是安排接班人，确定西征的空间。这种心理，日常生活中确实常常看到。
如此，也就可能更容易促成一个辽阔帝国的诞生：或许，正是因为生之短促，当这个蒙古皇帝生发西征西域的意志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才会敢于用尽自己的智慧，全力以赴力，与生命赛跑，完成一个潜在的伟大梦想。
如此，帝国的骑兵在欧亚大陆纵横掳掠、往来奔突，一幕幕焦土式的杀戮，大概也就是一种时间悲剧与命运悲剧的交织了。
这么一次帝王与道士的历史性的聊天，于帝王产生的混沌而隐秘的结果，于道士未必那么清醒。
花了两年多到达西域的丘处机，在成吉思皇帝那里待了大约5个月后，便央求回到中原了。他确实曾答应道众3年往返。他到达西域时，“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马皆肥”(P68)，回程时，则是盛夏。
成吉思皇帝真是一个极为厚道的基友。在完成第一次西征后，他想跟丘处机顺路东行一段。但因一次东山行猎，打野猪，马受了惊，他摔了下来。丘神仙劝他少出猎，毕竟“圣寿已高”，坠马是“天戒”（P68）。成吉思皇帝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并且要神仙再待几天，以便赐他一些礼物。
年迈的丘神仙确实非常不易。与来时相比，他身体常有不适。但他回程之壮观，确实也比去程表面舒服。固然“临别，众挥涕”（P69），劳顿多多，但成吉思皇帝绝对称得上一个厚道的朋友。
这皇帝安排所有关卡都开绿灯，免除所有税负，不得违抗。沿途关键节点，都有牛逼的官员前来问候。当然更是常有大批骑兵护送，吃的喝的玩的不在话下。他依然写了不少诗。跟去程一样，清和大师尹志平等一帮弟子，也没少将一些沿途异象归于伟大的师父。丘神仙几次为沿途祈雨，都灵验了。
读《长春真人西游记》，你会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生发感动。固然，成吉思皇帝拉丘处机是为了印证、确认生之有涯，他知道生命终有一日会消失于苍茫大地，这是一件挺痛苦的事。但就像当初派遣侍臣星夜兼程、半年到达烟台邀请丘神仙感动了他一样，老迈的神仙回绝金庭、宋庭应诏，而不远万里、花费两年多到达西域，而今又要踏上万里征途，这一定也感动了他。
抛开社会身份之特殊，两人不远万里的相遇，称得上汉文明与蒙古草原文明的一次因缘际会。就算没有产生人类历史上隐秘的力量，于世俗情感上，都是一次饱含世俗深情的美好交汇。
丘处机去程中，成吉思皇帝每隔几天就会遣使发来急诏，表达慰问，可能有功利心。回程中，他不但常常下诏慰问，更是亲自写过信。我相信有功利心，但我认为更有世俗的关爱。要知道，成吉思皇帝那时一直活密集的征战中。也许，征伐与杀戮，让他常常想到心理平衡，而慰问丘神仙是他某种难以言说的移情。
《长春真人西游记》P73-P74，丘神仙8月初，连过多城，跨越浑河，不久到了宣德。写下这么一首诗：
“万里游生界，三年别故乡。回头身已老，过眼梦何长！浩浩天空阔，纷纷事杳茫。江南及塞北，从古至今常。”
写得一般，但感情真实。尤其第二句“回头身已老，过眼梦何长”，带有一种伤时之感。这放在一个全真教的老大身上，还是有些让人震动的。
次年11月，丘神仙在德兴龙阳观摆设道场，济渡孤魂，结束时收到成吉思皇帝的信。
“宣差都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你身起心里好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皇帝说。
癸未年就是1223年。你能看到，成吉思皇帝没谈什么国家大事，也没问什么长寿，也没摆什么架子，谈的都是日常俗事，问候丘神仙道途累不累，吃的好不好，驿站的马好骑不好骑，宣德那边的相关部门对驻军就食是否上心，下面的人是否好使。
“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这一句里，隐含着丰富的韵味，它传递了成吉思皇帝动人的世俗感情。就像两个朋友之间的美好感情，考虑到男性，甚至更深。
当然，就像上面我提到的几句，我相信，他可能也是在通过与丘处机保持关联，平衡杀戮与征伐带来的灵魂不安，以求长寿。
（另，你能从成吉思皇帝的信里体会到当年蒙人汉语的风格，这里面一定有他对中原文化的认知。希望以往能有机会分析一下他的口语风格。）
1223年冬天，丘处机到达蔚州，即今河北省蔚县，住在龙阳一带，看到周围村落萧条，写下这一首：
“昔年林木参天合，今日村坊遍地开。无限苍生临白刃，几多华屋变青灰？”颇有些《诗经?东山》与《奥德赛》里，诗人描绘的主人公回乡之后的苍凉与感伤。但他的身份马上做了一种掩饰：“豪杰痛吟千万首，古今能有几多人？研穷物外闲中趣，得脱轮回泉下尘。”
我从中体会到丘处机内心依然有着出世与入世的纠结。
1224年2月，丘处机回到京师。25日，他又接到成吉思皇帝的信，内容这么说：“神仙至汉地，以清净道化人，每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外住处住。”信里叮嘱沿途照顾丘处机甚多的阿里鲜说：“神仙寿高，善为护持，神仙无忘朕旧言。”
这信里透露出丘处机前次回信中的部分信息。就是说，他每日为成吉思皇帝诵经祝寿。而皇帝这次在好田地怎么住都可以。而叮嘱阿里鲜的话里，分明透露着他的关爱：丘神仙年事已高，多加照顾。而丘神仙没忘记他的提醒，应该就是为他祈祷祝寿。
季夏望日，也就是1224年6月15日，丘处机再度收到成吉思皇帝的信：“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诵经祝寿则佳。”
这封与前两封的内容基本类似。最后一句透露的心理比上面更直白。就是希望丘神仙随意停留，如果门人道众为他祝寿就更好了。我相信语义的重心在后面。
回到中原的丘处机，展示了他的道行与修为，为民祈祷，做了许多善事，多次祈雨，依旧灵验。其他不赘述。
1227年，丘处机多病。7月7日午后，留颂云：死生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没水长闲。微光见处跳乌兔，玄量开时纳海山。挥斥八紘如咫尺，吹嘘万有似机关。狂辞落笔成尘垢，寄在时人妄听间。”（P81）
归真而去，据说异香满室。侍者张志素、武志据公布了丘处机的遗言，让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任副手，张志松又其次，王志明继任原职，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议教门事。终七，宋道安以自己年老无法维持教门而让与尹志平。
这是皇帝与道士的因缘际会。表面关乎长生，其实更是关乎一个新兴王朝的信仰。
另补几段可能有关联的后续。上面说了，蒙古人以及许多北方民族都信仰佛教，也有萨满。成吉思皇帝与丘处机的相遇，大概也有他对中国道教的某种认同。
元朝确实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保持宽容的朝代。它的国号，本身也是对汉家文化的一种融合与继续。元代对那个孔老二也是很崇拜的。
但这里面有均衡、制衡的用意。它继承汉文化，并不意味着彻底安于其中。这个帝国毕竟是通过血腥战争完成的易姓革命，带有不安。它同样期望有新的力量能够对眼前强大的汉文化形成制衡。
成吉思皇帝对道教的推崇，促成了一幕生动局面。但当蒙古国真正号“元”后，元帝国对汉文化土壤里生发出来的道教却有了很多谨慎。在一次关键的释道论辩中，当局明白地表达了对佛教的支持。就连藏传佛教的势力，都波及蒙古草原。
不止如此。随着蒙古人的势力扩张至遥远的欧洲，帝国对基督教文明开始有了引入、借力的用意。元世祖忽必烈早在任大汗时，就已经显示出对基督教的宽容。
《马可波罗行纪》第七章“大汗命波罗弟兄二人使教皇所”记载说， 马可波罗弟兄接受忽必烈觐见后，为他讲述了拉丁人的事情，忽必烈很喜欢。于是命令他们担任使臣，欲遣往教皇所。二人答应。忽必烈让人修书一封，让兄弟二人带去，呈赍教皇。
在信中，忽必烈希望教皇遣送100个熟知基督教律，通晓“七艺”的人过来。他们须知辩论，并用推论，对于偶像教徒及其他共语之人，明白证明基督教为最优之教，他教皆为伪教。如能证明此事，忽必烈将同其所属臣民，将为基督教徒，并为教会之臣仆。此外，忽必烈还让马可波罗将耶路撒冷救世主墓上之灯油携还。
当时是1268年，距忽必烈成为元代第一个皇帝仅两年，以一个帝国锻造者身份向异域宗教表达皈依之意，说明了当时基督教的影响力以及忽必烈在文化上的胸怀。
所谓“七艺”，不是古代中国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而指欧洲中世纪的文法、论理学、修辞学，算数，几何学，音乐，天文学。
忽必烈想把基督教与欧洲主流学术传统移植中国，但又对它保持一点距离，即如果能证明它是最优的宗教，才会投身基督，成为它的教界子民。
当时忽必烈已53岁，对中原文明早已谙熟。早在他担任藩王时，就一直思考“大有为于天下”，热心中原文化，先后任命许多汉人学者。当时的中国，佛教最普及，道教也大行。
当忽必烈成为真正的元帝国君王后，大概他对汉文化就担忧起来。 是的，喜欢汉文化，不等于会让渡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在四大社会等级中，汉人其实只排在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民族总称）之后，仅列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其他各族人）之前。
欢迎光临木柳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