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刘墉是一个

怎样的人？

2017-01-15 10:02:51思享会

(本文转自：北京时间)

刘墉

刘墉（１７１９－１８０５）字崇如，号石庵，出身在高密县逄戈庄，属诸城人。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

刘氏家族从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开始，就是官宦世家，其家训严谨。祖父刘棨，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

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一身为官，到去世的时候家产淡薄，仅有数间房屋，十余亩薄田。

自清顺治初年刘必显步入仕途算起，至道光末止的六个朝代中，刘氏家族七品以上的官员就出了７３位，接近男丁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出任的官职，从知县、知府、到尚书直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各个级别的重要官职都有。

出身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的刘墉，自然秉承书香，学富五车。然而青少年时代的刘墉并没有走科举之路，直到三十岁前，没有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乾隆十六年（1751），三十三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三年漫长的仕途，直到八十六岁去世。

刘墉为官数十载，从其为官风格来看，明显的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可以这样评价：清正刚直的地方官刘墉和圆滑事故亦不失清正的京官刘墉。

１７５５年乾隆二十年１０月，刘墉的父亲，时任陕甘总督的刘统勋以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当时正担任翰林院侍讲，亦被株连遭逮捕，不过没到两个月就被释放了，官位却被降为编修。好在第二年，好运又一次眷顾了刘墉，他被被提升为安徽学政，放外任做了地方官。当时的学政权利很大，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奏章。在当了３年安徽学政以后，刘墉又调任江苏学政。在做地方官期间，刘墉秉承了其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的句子，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又有诗相赠，对其厚望可见一斑。刘墉也不辱使命，在任期间严肃认真秉公办事。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虽然他为官处事风格早已由雷厉风行边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时，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1762年，刘墉又获出任山西太原府知府，三年后升至冀宁道台。就在刘墉仕途顺畅之际，却因为在太原知府任内失察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公帑，被牵连革职、拟了死罪。后来还是乾隆帝看在老臣刘统勋的面子上下诏免了刘墉的死罪，但活罪是免不了的，于是刘墉被发配军台-----就是清皇朝设在边疆的邮驿效力赎罪。但边关虽苦，倒也没有把刘墉怎么样，因为他第二年被赦了回来，依旧回翰林院，做他的编修。

这两年刘墉应该说是在郁闷中度过的。但是到了第三年，刘墉的官运又一次亨通起来：乾隆三十三年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七十大，乾隆皇想起刘统勋一生忠谨，于是亲自书匾额派人前取致贺，被感动的刘氏一足涕泪滂沱。在此气氛感染之下，乾隆皇帝一时动了感情，于是恩外加恩，特批了刘墉为知府候补。

在那个时代候补的官员比在职的多得多，往往不会专营或是没有门路的，就是候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等上一个缺。不过皇帝钦点的就不同了，第二年，刘墉就获授了江宁府知府。刘墉十分珍视这次机会，卯足了劲要大干一翻。本来刘墉就是天资聪慧、学富五车之人，加上大权在手，哪有办不成的事！于是就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刘墉的江宁知府就政绩、政声鹊起，在老百姓中的口碑可以与包青天相提并论了。这一翻辛苦没有白费，赢得了贤能官吏之称。就连清朝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其官声之好由此可见。

此后，刘墉的仕途畅通起来，先后做了江西、陕西、江苏等地的父母官。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时候，刘墉被授湖南巡抚，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又是政绩斐然。就连《清史列传》上面也评价刘墉道：“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这在当时是难得的殊荣。

但是进京以后的刘墉行为处事，却和在任地方官时候的他的判若两人了。他不再是那个做地方官时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刘墉，而是“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在静默中中庸起来，收起了自己的锋芒。

其实，这种现象的形成也不奇怪，这与当时的乾隆皇帝有很大关系。由于乾隆皇帝太聪明而获好名声，手下的臣子们只好装糊涂，只能”平庸”。他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因此，他甚至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万民伞。到了老年时的乾隆皇帝更是志得意满，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权力欲和虚荣心膨胀到了极点，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办事、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

于是当时的京都，就是笼罩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再加上乾隆帝宠爱的和坤炙手可热，刘墉”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其实也是保全自己的手段而已。

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

因此，也可以说：刘墉任京官以后“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实在是情非得已，但真正在涉及大事大非的时候，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刘墉作为官场中人，深知必须取悦皇帝才能仕途无忧。早在乾隆四十二年秋天，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就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并在江苏全省流布，还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让乾隆皇帝极为高兴。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升迁很快。

刘墉不失其刚正的事例，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

其一是在做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上书房总师傅的时候，处理了一件惊动全国的案子。

那是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结党营私、贪脏舞弊案，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皇妃的伯父，国泰的父亲是四川总督文绶。他是刘墉的老上级，国泰的后台就是和珅。国泰是满洲镶白旗人，姓富察氏。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让国泰做好准备。在赴山东途中，和珅甚至出言威胁钱沣。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

刘墉至山东境内，化装道人，步行私访，终于查明事实：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开征时，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９名。

到山东历城县后，和珅拒绝全面查库，说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却坚持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

在这件事上，刘墉对钱沣的支持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支持钱沣，如实报奏朝廷，奉旨拿国泰回京，并开仓赈济百姓。当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从旁附合。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 同时也得罪了和珅。

还有一件事正史上似乎少有记录，就是乾隆六十年的“夺大宝”事件。

乾隆皇帝在乾隆六十年的时候准备禅位于嘉庆，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却不肯交出印玺，于是刘墉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在那样一个封建朝代能有如此壮举，实在不易！

但是，做了京官的刘墉更多的时候，是“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其间大错也犯，小错不断，不过总的来说，官运还不错。

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而刘墉对于这长达七天的旷工事件却置若罔闻。乾隆皇帝得知后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又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

刘墉入京任职之后，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并没有和权势遮天的和坤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在对和坤的处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坤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坤，要求将和坤凌迟处死。这时刘墉对嘉庆新帝说：和坤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能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赐令自尽，保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坤案打击报复，使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坤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坤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能做到如此胸襟与手段，历朝恐怕也没有几人。充分表现了刘墉的名臣风范。

和坤之案结束后，刘墉即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刘墉曾赠给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也题此砚说：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除了诗词互答往来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最后再说说刘墉是否真的“罗锅”。

在清皇朝，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刘墉绝不会是“罗锅儿“。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

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民间所谓“刘罗锅儿“的传说只是野史笑谈罢了。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 ，也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一代名臣刘墉，在官场宦海沉浮数十载，受过革职发配之苦，更多的还是在权利斗争的颠峰周旋，在青史留下一段佳话。功德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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