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少年英雄可谓比比皆是，如秦国甘罗十二岁就被拜为上卿，西汉时十岁淳于缇萦上书皇帝要求代父受刑，霍去病不到二十岁就带兵抗击匈奴，三国时曹植十岁就能七步成诗等等。在我们的印象里，每个时代似乎都有自己的少年英雄代表，但是，一大批少年英雄集体出现则不多见。三国魏正始年间就是这样一个少年英雄群星闪耀的年代，而我们这里讲到的主人公王弼则是其中最璀璨的一颗。汉魏之际自由的学术氛围，催生了一批早熟的哲学天才，以正始元年来算，王弼是十五岁，钟会十六岁，裴秀十六岁，嵇康十七岁，卫瓘二十岁。这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很快就占领了玄学清谈的高地，给正始时期的思想舞台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我们知道，王弼号称清谈场的第一人，这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好口才和机敏的反应，脑袋里容易产生许多奇思妙想，难倒他人。就像当时有位名叫刘陶的人，在清谈界很有名气，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发怪论，提出了很多类似孔子非圣人的激进观点。思想界其他人，虽然难以认同他的这些观点，却又对反驳他的观点感到非常棘手。刘陶的奇谈怪论常常弄得思想界主流的人很尴尬被动。但是，自从刘陶遇到王弼之后，就像遇到了生命中的克星，刘陶开始在清谈场走背运，每次同王弼论辩，都败下阵来。难能可贵的是，王弼的胜利不是以奇谈怪论来“以牙还牙”，而是兼顾当时人的思想感情认识，不单纯追求观点的新奇，而是对主流思想的创新，由此才能为思想界主流所认同、接受。
王弼清谈场战无不胜的关键在于他有着一套系统的玄学思想体系。清谈论辩都是其已有思想的展示，这是王弼同当时大多数玄学名士不同的地方。或许有的玄学名士也提出了独特的理论，但多是就专门问题的理论，如关于才性关系问题，在当时就存在四种基本观点，即著名的“才性四本论”，其中，傅嘏持“才性同”，李丰持“才性异”，钟会持“才性合”，王广持“才性离”。可见，他们四人围绕着才性关系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识，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也各自得到了一部分的认同。但是，他们都没有由此建立起一套思想体系，以面对所有问题的解决。玄学前辈何晏即是如此。何晏较早地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玄学课题，也著有不少论著，但是，何晏的玄学思想是不成熟的，本身存在矛盾。这就使得他在论辩的时候，容易让对手找到致命的攻击处。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为依托的王弼，则可以从容地应对来自对手的各种问题。
清谈是王弼最重要的生活娱乐，王弼在清谈场的论辩，只是其深邃思想的展示，其思想体系的创建，仍然是主要依靠著书立说。我们之所以称王弼为少年奇才，他之所以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年仅二十三岁就病逝的王弼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玄学理论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如果再拿其他与王弼同级别的思想家来比较，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朱熹、王阳明等，或许就能更加清楚地理解王弼的天才。孔子等人的思想或思想体系的成熟完善，无不是在中年以后。照常理，成人之前，一般是学习积累的过程，思想起步阶段，“十有五而志于学”。王弼在二十岁左右就已经思想成熟，并以此为指导注释了《老子》、《周易》、《论语》三本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儒、道经典，并著《老子指略》和《周易略例》，表达了自己对于《老子》、《周易》主旨的理解及注释的指导思想。这些著作构建了正始玄学的理论体系，也成为日后研读这些经典的必读书，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思想史的发展方向。
王弼的哲学天才，还体现在他17岁就解决了当时思想界面临的普遍难题——儒道关系问题。在汉魏之际，两汉经学思潮已然崩溃，难以再独立承担起意识形态的重任。在反思经学思潮弊端的过程中，以无为本的玄学思想理论逐步建立起来，成为士人信奉的时代性思潮。问题在于，经学思潮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经学的崩溃，儒道关系问题，就成为摆在当时思想界的现实难题，其集中体现在如何妥善安置孔子与老子的地位。当时存在否定儒学的倾向，当时比较极端的是荀粲的“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的观点，史称荀粲鄙薄儒学而独好道玄之学。对于儒道关系问题，首先提出“以无为本”玄学理论的何晏也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他既认同于孔子的“圣人”地位，老子不是“圣人“，又坚守老子的思想，未能妥善解决儒道存在的矛盾。可以说，儒道关系问题，孔子与老子的地位问题，是当时思想界的最根本、最迫切的大问题。以何晏为代表的那么多玄学大家都没有解决的难题，却被一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的一个简单的回答解决了。
这一难题的解决，源于正始四年王弼与当时玄学名士裴徽的一次哲学交谈。裴徽在当时已经享有盛名，王弼是以晚辈的身份去拜访裴徽的。或许是裴徽之前已经听说过王弼的名字，或者是考验一下这个后生，刚一见面，裴徽就向王弼抛出了一个大难题，他问道，“宇宙本体'无’的确是万物赖以存在的依据。但是，为什么圣人（是指孔子）对此没有论及，而老子却反复解释它呢？”裴徽的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儒道的关系问题，是当时思想界普遍关注而又没有得到很好解释的难题。裴徽提问王弼的时候，或许并没有指望王弼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出人意料的是，王弼迅速地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圣人以'无’作为自己人格的内在本体，但是，'无’又不可能用语言去解释，所以不多说它；老子没有达到圣人体'无’的高度，仍以'有’作为自己人格的内在本体，所以总是议论自己不足的东西，即'无’。”王弼的回答，消除了当时思想界关于儒道关系的普遍困惑，成功地将儒道融为一体，也就奠定了玄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王弼在玄学理论上的非凡成就，一方面要归于他本身的才华，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正始清谈所造成的学术自由空气十分有利于哲学家的诞生。
这里面既有积极地支持者，首要就是何晏。何晏对于王弼的首创精神是极度包容和大力扶植的，可谓是王弼的“伯乐”。在王弼之前，何晏已经注释过《老子》，但是，当他见到后生王弼的《老子注》之后，坦然承认王弼的注解更加高明，自叹不如，于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注本，改写《道论》和《德论》两篇文章，宣传王弼的新说。何晏十分推崇王弼，认为王弼真正揭示了宇宙的奥秘，即“道”，“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何晏等思想界前辈、权威对于王弼的思想挑战行为也多以宽容相待。何晏在王弼出名之前，何晏已然是当时思想界的权威和正始名士的领袖，提出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观点。如何晏曾经提出圣人无情论的观点，他认为圣人没有喜怒哀乐情感，他的情感世界是空无的。对于何晏的这一新说，许多玄学青年表示赞同，像钟会、王黎等都是何晏这一新说的追随者。钟会就著论来阐发宣示何晏的新说。王弼则不迷信学术权威，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与何晏圣人无情论不同，王弼鲜明地提出了圣人有情论。王弼认为，圣人超越常人的地方是其精神，但他仍与常人一样拥有感情。由于圣人具有超常的精神，所以能平衡各种感情使之化为中和虚无的状态，进而与宇宙本体“无”相互感通；同时，由于圣人与常人有着共同的情感，所以就不可能没有喜怒哀乐的情感与外物相互感应。但是，圣人的感情尽管与外物相互感应，但不会被外物所累。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圣人不为外物所累就认为圣人是没有感情的。身为学术领袖的何晏这种奖掖后进的胸怀和接纳新说的学术宽容，营造了一种公平、自由的良好学术环境，是王弼能够脱颖而出，进而超越何晏等学术前辈的重要因素。
思想异见者的挑战，也是王弼能够迅速提高和完善自我理论的重要途径。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王弼与荀融在《周易》“大衍义”问题上的争论。王弼在注解《周易》时，标新立异，自然容易遭到持传统观点者的责难。王弼除了著有《周易注》和《周易略例》之外，还曾作《大衍义》一文。文中王弼否定了两汉以来的象数理论传统，而不被《周易》的追随者所接受。荀融出自颍川荀氏家族，一向以《周易》象数学传家，就对王弼的新说不满，著《难王弼<大衍义>》一文，公开找上门来。为了回应荀融的挑战、质疑，王弼专门写了一封信来答复，王弼在信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讽刺才能，狠狠地奚落了荀融一顿。王弼抓住荀融某次“相思”而没能忘情无情的把柄，在信中写道：即使聪明智慧达到了通晓宇宙奥秘的高度，也无法摆脱自身天然情感的制约。像孔子这样的圣人，遇到颜回这样的好学生，不能不感到快乐；颜回死了，孔子也不能不感到悲伤。过去我常因此而看低孔子，因为生死聚散都属于我们无法抗拒的规律，而孔子作为圣人，自然是明白这些道理的。那么，孔子为什么还是不能去掉这些情感累赘呢？我总是想不通，然而，后来见到像您这样聪明过人、气量宏大的“圣人”，也会陷入相思之情中，才恍然明白人的自然情感是无法革除的。由此可知，孔子在颜回身上表现出的快乐与悲伤的感情变化，也是正常的，不算是什么缺憾的了。但是，或许是过于年轻的缘故，王弼之于思想异见者的态度，就与何晏等对他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对他人过于苛刻，不留余地。这种性格既成全了王弼在思想学术上取得非凡的成就，也导致其生活、政治的失败，逐渐迷失于人际关系泥潭之中。他仕途的不如意也与此有密切的关系，空有一番政治抱负，也难以获得施展的空间，最终郁郁而终。
原载：《儒家故事》
作者：潘波涛，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校对：李静
编辑：孔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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