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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原创] 我欲乘风归去----苏轼:水调歌头?中秋
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是千古罕见的绝唱之一,大家也都非常熟悉,我前几日无意间看见百度的许多的赏析,大都非常的精彩,可惜却在一个小的方向上有所偏差,导致了对词的整体把握不够。我试着以自己的理解,来分析一下这首词。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基本的意思大家都能理解,在中秋之夜,举杯问月,思念自己多年不见异地为官的兄弟。
我们先看看《全宋词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版)的的精彩赏析:
这词作于丙辰(宋神宗熙宁九年即公元1076年)中秋,苏轼四十一岁,时为密州(现在的山东诸城)太守。题说“兼怀子由”,当时苏轼与其弟子由已经六七年不见了。
这首词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本来甚为明显,苏轼因政治处境的失意,以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不无抑郁惆怅之感。但是他没有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旋即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除忧患,终于表现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的矛盾过程。而前人却多妄解,说神宗读到“琼楼玉宇”两句,叹云:“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此说与事实不符。苏轼移汝州在黄州之后,不能说因这词而“量移汝州”。
词的上片主要抒发自己对政治的感慨。开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两句,是从李白《把酒问月》诗:“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两句脱化而来。同时点明饮酒赏月。接下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表面上好像是赞美月夜;也有当今朝廷上情况不知怎样的含意。《诗经》中“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并非问今天是什么日子,而是赞美的语气:“今天是多么好的日子啊!”的意思。下面“我欲乘风归去”三句,表面是说“我本来是神仙境界中来的,现在想随风回到天上神仙住的‘琼楼玉宇’中去,但是又怕经受不住天上的寒冷”。这几句也是指政治遭遇而言,想回到朝廷中去,但是又怕党争激烈,难以容身。末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两句是说,既然天上回不去,还不如在人间好,这里所谓“人间”,即指作地方官而言,只要奋发有为,做地方官同样可以为国家出力。这样想通了,他仰望明月,不禁婆娑起舞,表现出积极的乐观的情绪。
词的上片叙述了他的身世之感和思想矛盾,下片抒发对兄弟的怀念之情。苏轼和苏辙,手足之情甚笃。据苏辙《超然台记叙》说:“子瞻(苏轼字)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苏轼抛掉湖山秀丽的杭州,由南而北,原为兄弟之情。但到密州之后,仍不能与弟辙时常晤对。对弟弟的思念,构成这首词下片的抒情文字。
下片开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三句,“转朱阁”,谓月光移照华美的楼阁。“低绮户”,谓月光照着有离愁别恨的人,使其不得安眠。“朱阁”“绮户”,与上片“琼楼玉宇”对照。既写月光,也写月下的人。这样就自然过渡到个人思弟之情的另一个主题上去。“不应有恨”两句是用反诘的语气、埋怨的口吻向月亮发问。“不应有恨”而恨在其中,正是“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意思。下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三句,转为安慰的语气;既然月有圆缺,人有离合,自古皆然,那是没有什么可悲伤的了。惟愿兄弟俩彼此珍重,在远别时光里共赏中秋美好的月色。“蝉娟”,月色美好的样子。此句从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句蜕变而来。理解到远别的人可以“千里共婵娟”,也就能做到“不应有恨”了。以美好境界结束全词,与上片结尾“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一样,是积极乐观的。一方面是对兄弟不能团聚的安慰,同时也是对自己政治遭遇的安慰。
这首词的上、下片都带有人生哲学的意味,如上片结语“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与陶潜桃花源诗所说:“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心闲偶自见,念起忽已逝”诸句约略同意。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凡境、圣域、清境、浊境。当一个人思想开朗、胸怀坦荡的时候,就是在圣域、清境里,反之,清境、圣域便都不见了。同时这也就是儒家“无人不自得”的思想。有了正确对待事物的思想,那么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有所作为,心安理得。在人间也可以得到快乐,何必定要到天上去?在外面做地方官同样可以做一番事业,何必一定要回到朝廷中去呢?下片的“此事古难全”含有这样的意思:世界上不可能有永远圆满的事情,人生有欢聚,也必然有离别;这正是与月亮有圆时、也总有缺时一样,原是自然界的规律。
五代北宋士大夫的词集中,也有一些包含人生哲学意味的词,到苏轼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首词虽然包含人生哲学,然而它是通过一个完美的文学意境来表现的。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那中秋之夜美好的月色,体会到的是作者丰富的感情,而不是枯燥的说教。同时,词里虽有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情与理的矛盾,但最后还是以理遣情,不脱离现实,没有悲观失望的消极思想,情绪是健康的。同时,这首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它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赞美所称赞的名作。
百度上还有许多的精彩赏析和点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这里只是挑出不一致的地方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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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柳五公子随风 提交日期:2010-12-31 11:52:57  1#
目前能见的赏析基本上都以《全宋词辞典》中的上述文字为基础(里面也注释有很多的典故和出处),再根据不同作者的不同的情感和心态添加了一些自己的感触,既然说到情感,而且每个人的感触还不一样,那么很明显,词的下片思念兄弟的感情是不用多解释的,主要的分歧集中在上片: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从目前的各个版本的赏析来看,分歧主要是在:“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句话上。
这个地方的分歧在于,苏轼的意思到底想表达什么?是光字面上的他想嫦娥奔月,又怕月宫寒冷凄清?或是泛泛而谈的出世入世?还是《全宋词辞典》里说的因为惧怕党争才产生的朝廷官员和地方官员的纠结?
很明显,嫦娥奔月肯定不对,后面的出世入世的太空泛了,《全宋词辞典》的见解,我一样的不认可!
为什么会出现了偏差和分歧呢?溯本追源,恰恰就是因为《全宋词辞典》的赏析在这里也出了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全宋词辞典》的赏析对此处的分析:
下面“我欲乘风归去”三句,表面是说“我本来是神仙境界中来的,现在想随风回到天上神仙住的‘琼楼玉宇’中去,但是又怕经受不住天上的寒冷”。这几句也是指政治遭遇而言,想回到朝廷中去,但是又怕党争激烈,难以容身。末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两句是说,既然天上回不去,还不如在人间好,这里所谓“人间”,即指作地方官而言,只要奋发有为,做地方官同样可以为国家出力。这样想通了,他仰望明月,不禁婆娑起舞,表现出积极的乐观的情绪。
注意看,分析里面既然说:表面是说“我本来是神仙境界中来的,现在想随风回到天上神仙住的‘琼楼玉宇’中去,但是又怕经受不住天上的寒冷”。这几句也是指政治遭遇而言,想回到朝廷中去,但是又怕党争激烈,难以容身。
那么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分析就可以发现里面的问题:苏轼说的“乘风归去”到底想要去哪里?按上面的分析,苏轼是想要回朝廷去,且住!你一个外放的地方官员,想回中央就回中央?苏轼你真的太牛了!封建王朝地方官员擅离职守都是要治罪的,就是王公亲王等朝廷大员和皇亲国戚要想回京城都要中央下文,你一个小小的州太守就敢随意往返中央?你若是私底下以私事偷偷回京倒也罢了,看这语气似乎还要风风光光大摇大摆的回京任职哦!
这真是不可理喻的事情!若真是如此,后来的“乌台诗案”就不必费心费力的断章截句去诬陷苏轼,直接这一句就可以治苏轼对神宗和朝廷大不敬!若要上纲上线就是死罪!
那么我们再反过来说,是不是苏轼想要回地方?也不对!苏轼本来就在地方,你还要飞去哪里呢?再说了,就算你说的愿意呆在地方上,这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什么事呀?唯一的解释是因为害怕朝廷党争,所以我就在地方吧,那么这句话就要用倒装来解释了: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所以)我欲乘风归去。这还是别扭!首先回京不是你说了算,其次你已经在地方,还要归去什么?第三,你去便去了,关朝廷什么事情?苏轼你太矫情了吧?
很明显,《全宋词辞典》的赏析在这里肯定是出现了偏差的,这导致了对词的上片的情感把握不准确,也无形中削弱了本词的内在的思想内涵。
作者:柳五公子随风 提交日期:2010-12-31 11:54:03  2#
那到底苏轼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我们仔细看看《全宋词辞典》的赏析里面,有一句话:
而前人却多妄解,说神宗读到“琼楼玉宇”两句,叹云:“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此说与事实不符。苏轼移汝州在黄州之后,不能说因这词而“量移汝州”。
事实上,《全宋词辞典》里关于此处的论断肯定是错误的,自然影响了对文字的判断。
我的理解,和《全宋词辞典》理的论断恰恰相反,苏轼的意思就是爱君!
这需要从苏轼的年代和经历相结合来理解。
“苏轼终是爱君”的文字大致是出自清朝沈雄的《古今词话》。
沈雄[约公元一六五三年前后在世]字偶僧,江苏吴江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清世祖顺治中前后在世。生平亦未详。工词,有《柳塘词》及《古今词话》传于世。
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上卷:【苏轼东坡词苏过 苏伯固】
尧山堂外纪曰:东坡备历危险,中秋作水调歌头以怀子由。神宗读至“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乃云:苏轼终是爱君。量移汝州。
只看这段文字,结合苏轼的政治生涯和人生经历,确实,《全宋词辞典》说的苏轼移汝州在黄州之后,不能说因这词而“量移汝州”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仔细看下。
注意了,沈雄《古今词话》里是引用别人的文字:尧山堂外纪。
《尧山堂外纪》是类似于史记的纪传体通史,起上古黄、虞、三代至明初,附录秦汉至宋元的历史平价。作者是明代蒋一葵,字仲舒,号石原,明代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进士,历官灵川知县、京师西城指挥使、南京刑部主事。有书斋曰“尧山堂”,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刻有王崇庆《山海经释义》。作品有《尧山堂外纪》、《尧山堂偶隽》、《长安客话》。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五十二?宋【苏洵】:
熙宁丙辰中秋,东坡欢饮达旦,大醉,作《水调歌头?兼怀子由》,其词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元丰间,都下传唱此词。神宗问内侍,因以上尘乙览,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句,上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
(注:又恐琼楼玉宇有版本也做唯恐)
仔细看看原文:
元丰间,都下传唱此词。神宗问内侍,因以上尘乙览,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句,上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元丰是接着熙宁后面的年号:
熙宁:1068年-- 1077年,共计10年。
元丰:1078年-- 1085年,共计8年。元丰八年二月宋哲宗即位沿用。
苏轼于1071年任告监管,随之自请外放出任杭州通判 ;1074年38岁任密州太守;1076年 40岁任徐州太守 ;1079年 43岁任湖州太守;因乌台诗案入狱三月,蒙神宗的恩赐年底出狱后于1080年谪居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不过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子(1083年,王朝云生下了第四子苏遁)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一时恩宠无两”,结果因为反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苏轼再度自请外放杭州太守,从此又几番浮沉,飘零在外。
这就是涉及到熙宁和元丰年间的苏轼的政治和人生经历。
由此可知,奉召量移汝州是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时间上“元丰间”完全没有问题!
作者:柳五公子随风 提交日期:2010-12-31 11:55:46  3#
唯一的逻辑问题是,为什么这首1076年写的词,会到几年后才被神宗看见?而且神宗还是苏东坡的文学发烧友!
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和政治环境来理解。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渴望改革富国强兵的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负责变法事宜。
经过五年的变法历程,民不聊生,熙宁七年(1074年),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宋神宗:“从去年以来,蝗灾大作,秋冬二季均无雨干旱,致使麦苗干枯而死,粟、麻等农作物无法播种,民情汹汹,老百姓不得不四处逃亡。而官府却大肆聚敛钱财,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而辽国却趁机落井下石,屡屡派使者要求宋朝割让领土。这些现象都是执政大臣多行不义而造成的。”郑侠还将民间老百姓卖儿卖女、典当妻子、拆毁房屋、砍伐桑柘等悲惨的景象画成了一幅《流民图》。结果,这幅真实生动的《流民图》给宋神宗极大的震动。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知府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十个月后,重新回京复职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从此退居金陵,潜心于研究学问,再也不过问政事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宋神宗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并特意改年号为“元丰”。
改革一直坚持到了宋神宗驾崩,期间都是王安石以及其手下把持朝政,直到神宗驾崩高太后垂帘听政,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才结束了这次改革,旧党重新掌权。
这关苏轼什么事情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苏轼的恩师是欧阳修,欧阳修也是旧党领袖人物之一,当时的政坛风云人物,比如司马光,韩琦,富弼,吕晦,曾公亮,文彦博,范纯仁,张方平,范镇等都是旧党的中坚,遵从“祖宗之法不可废弃”,坚决反对改革,甚至连王安石的两个弟弟都反对王安石的变革。
但是年轻气盛的宋神宗锐意改革,大胆启用王安石执政,王安石既然得不到旧党人物的支持,自然需要另选贤良来支持自己的改革,他上得神宗支持,下有曾布,吕惠卿,李定,舒曼,章谆,吕嘉问等人协助。
两大阵营,新旧之争,从现在来看,旧党这些人尽管政治保守,却大都是品行贤良之辈,毫无疑问苏轼肯定是旧党,而新党人物除了王安石本人忠贞可鉴以外,大都是政客!
在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下,守旧老臣纷纷被贬斥离京,王安石带着神宗的渴望开始变法,而手下政客需要的是利益(最后王安石罢相便是手下吕惠卿等人的出卖和背叛),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改革的执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而当时中年气盛的王安石也有些不顾及客观的情况,只管大力推行新法,即便出现了巨大的民生问题,王安石依然认为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相信随着改革的推进一定会获得期望中的结果,比如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名不聊生,面对被郑侠《流民图》所大受刺激的宋神宗的责难,王安石依然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实际上改革也确实获得了一些成就,这个必须客观承认。
但是,苏轼天纵奇才,却又不完全受缚新旧之争,而且,苏轼和王安石在文学上也是惺惺相惜的,王安石大苏轼十多岁,王安石执政的时候苏轼已经崭露头角了,关系也不错。新党执政的时候,苏轼敏锐的发现了新法的问题,自然遭到新党排斥打击,等历尽艰难旧党重新执政,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不同意这样的矫枉过正,因为确实有许多的新法条令也是有益国家社稷的,结果反过来又被旧党打击,从此飘零在外!
就是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导致了苏轼一生的政治悲剧!
在改革的初期,苏轼就已经发现了新法的很多问题,也曾和王安石交流过多次,奈何王安石不听,此时的苏轼不愿意卷入党争之中,自请外放通判杭州,三年后政绩卓著,调任密州太守,这首中秋词就是在密州太守的任上所写。此时的变法已经接近于失败,怨声载道,而把持朝政的新党人控制了言路,宋神宗完全被蒙在鼓里,所以,苏轼“爱君”的心声完全可以理解。
苏轼是宋神宗的文学偶像,居然写的诗词不能到达天听,由此可见当时的言路控制多么的严密!就拿最后的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郑侠的《流民图》来看,就能知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几年以后宋神宗才看到这首中秋词的原因所在!
郑侠,王安石的得意门生,家庭、学习、出仕都得到了王安石的大力扶持,王安石执政后立即提升郑侠在去地方任职,出任光州司法参军,就是在地方任职的时候,郑侠政绩卓著,同时也亲历了许多的民生问题,亲眼目睹了许多的新法的弊端,任满回京后几次找恩师进谏,不受重视,转而直接上书朝廷抨击新法,同样音讯皆无,最后郑侠无奈之下冒着杀头的危险直接谎称秘密紧急边报,发马递直送银台司,终于到了神宗皇帝手上(北宋时边关紧要,宋,西夏,辽常有战事发生,一有战事,情报文书由快马递送直送银台司给皇帝亲阅,任何人不得私自拆阅),宋神宗立刻召集大臣商议,结果是王安石担责请辞宰相,由手下新派继任。为民生立下大功的郑侠依旧逃脱不了交付新党控制的御史台审查,“治其擅发马递罪”, 若非神宗恩赐,差点治死罪,最后远徙英州(今广东英德)。
由于不知道朝廷境况如何,苏轼非常忧心,唯恐朝中群奸蛊惑神宗,但是所有的文字但要提及朝政,便不得传于神宗,只能在这里暗自发问: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即便如此的含蓄,朝中多的是文人,一看便知苏轼的含义,自然不可能任由这首词往内庭传播。
其实,从后来的“乌台诗案”,也可以清晰的感觉出这一点,苏轼在地方上声明显著,也常根据自己的治理经验和政治理念发表了许多的对新法的看法和批评,由于他名声太大,诗文四处流传,给新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新党控制的御史台为了打击苏轼,愣是在苏轼的诗词文章里收集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说是攻击朝政,攻击神宗,结果苏轼下狱。在那个时候,如果神宗看到过这首中秋词,难道宋神宗不会说,这些文字或许有罪,也有些文字终是爱君的嘛!没有!因为媒体被控制和封锁,神宗只能看见那些被过滤过的文字送上来。最后是依靠宋太祖立国之初便立下的“非谋逆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加上神宗还是关爱苏轼,再加上王安石自己都看不过去手下的所作所为,极力进谏替苏轼说情,苏轼才最终得以出狱,谪居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就是当官没有半点权力,还限制离境,相当于被半监视的状态!终于在几年后神宗看到了这首中秋词,感慨苏轼的忠君爱君,才结束了黄州4年的安置,“量移汝州”!
【注:量移,唐、宋公文用语。指官吏因罪远谪,遇恩赦迁距京城较近的地区任职。
唐白居易《自题》诗:“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随例未量移。”《旧唐书?玄宗纪上》:“﹝开元二十年﹞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宋史?钦宗纪》:“﹝靖康元年七月﹞詔:‘ 蔡京子孙二十三人已分窜远地,遇赦不许量移。’” 清顾炎武 《日知录?量移》:“ 唐朝人得罪贬窜远方,遇赦改近地,谓之量移。”】
作者:柳五公子随风 提交日期:2010-12-31 11:57:01  4#
在1079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雄心勃勃,忠贞爱国,勤劳王事,“乌台诗案”之后的文字风格大变,开始寻求出世解脱,因此,在1076年的时候,苏轼依旧是时刻关注朝政的,他一来不知朝政如何,二来更不知神宗的意图和状态,三来确实新法弊端尽显,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奇才,怎么可能不忧虑不郁闷?对天长叹,“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又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呢:
我想从此远离朝廷,不去理会朝政党争,又怕神宗你一个人独自在高处,身边没有能人志士辅佐,高处不胜寒呀!
既然从时间逻辑上也完全可以解释,那么就可以肯定《全宋词辞典》中的论断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来源于对史料的勘察不够准确,或者说对二手的史料过于信赖,没有详加审查。
所谓文史不分家,便是如此!若没有足够的史料辅佐,一段普通的文字也一样可以有五花八门的解释和理解!
我们现在就能知道苏轼的词意了:
苏轼对月饮酒,思及朝政,不知道朝廷境况如何,自己在地方上倒也是自得其乐,终究放心不下国家大事,却又郁郁不得志,想要从此不管朝政,又担心神宗无人辅佐,内心纠结!
只有从这个意思出发,才能圆满的解释前面的问题:对于一个忠贞爱国爱君的志士而言,不在朝廷辅佐君王,便是归去!甚至就是说里面或许有一点点辞官不做的想法也是正常的。苏轼少年得志,三代君王(仁宗、英宗、神宗)倍加赏识却始终不能执掌朝政大施拳脚,观其一生未能得偿所愿,反倒是才华远逊于他的弟弟苏辙后来出任过执政。。。
有人说,以苏轼的才能,没有执政是他的一生的悲剧,反过来说,若是真的执政了,我们还能看到现在的苏轼么?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上天或许还是公平的!只要你不放弃。。。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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