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我和共和国同龄，大概民以食为天吧，能记事起，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饭。
1958年农民大食堂开办起来了，大人小孩开心得很，因为从此家家户户不用做饭了，只要时辰一到，人人可去大食堂。大食堂围墙上写着鲜红的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一开始，吃饭是免费的，管饱，餐厅墙壁上，写着：''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子吃饱饭''。但我因人小，当时生产的劲鼓得怎么样不清楚，只记得很多农民伯伯叔叔被抽去大炼钢铁，还不时传来某地粮食亩产突破万斤甚至十万斤的好消息，墙上的宣传画，猪背上坐着好几个彪形大汉，农民种出的南瓜，大得一卡车只能装一个，棉花堆得上面站着人伸手可摘月亮……老师教我们唱：''星期六，乘火箭，大卫星，飞上天，跃进跃进再跃进，共产主义万万年。''
我们情绪高昂地唱着，唱着，每天时间到了就到食堂吃饭，可食堂的饭却慢慢地不能放开肚子吃了。我很疑惑，不是亩产十万斤了吗？怎么饭反而吃不饱了？
先是早上改成了吃粥，后来晚上也只能吃粥了，且粥越来越稀，中午的饭也越来越软（为提高米的成饭率多加了水）。再后来，开始对每个人发饭票定量供应了。定量一个月比一个月低，一段时间后，饥饿开始惩罚起了人们，餐厅内出现了吵架声，食堂掌勺者打饭时勺子的满浅，菜的多少，往往成了导火索。
食堂里老是乒乒乓乓的吵架，都是为了打饭的勺满勺浅，为解决这一问题，不久后上面来了新规定，食堂一律采用陶罐蒸饭，按老秤十六两制量米入罐，分为四两、六两、八两三种。
再后来，食堂里的主粮食物越来越少，发给每个人的饭票，只有一半能买到米饭或粥，另一半只能买到番薯糊、青菜……
那时我亲眼看到过老师在上午最后一节课，饿得扶着讲台吐黄水。而下课铃一响，我们最快冲出教室，一窝蜂涌向食堂，路上叫着：''冲、冲、冲，读书装头疼，吃饭打先锋''，很有韵律，很有气势，因为饭香对我们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当年我在学校读书，母亲要下田劳动，吃饭时间与我们放学不一致，因此把十天的饭票，提前由我自己保管。那时的小孩，因饥饿而营养不良，都精瘦精瘦的，印象中，大人中也没有啤酒肚。每天一下课，冲到食堂，饿极了的我，老秤四量饭只拳头大一块，还没吃出味就已下肚了，实在嘴馋，忍不住就寅吃卯粮起来。
于是，每十天的最后一两天，没饭票了，就瞒着大人上山吃野果。有一次野果吃多了，拉出来的大便是黑的，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然后拉出了一大堆白晃晃的死蛔虫。原来，野果可能有杀虫效果，蛔虫死前剧烈挣扎，所以肚子疼得厉害。
那时候的每家每户，每个月发到的饭票菜票，等于一家人的命根子，谁要是遗失了，那是没法补的。我听到过有人因丢失了一个月饭票，凄惨地哭。这种哭声，现在不忍猝忆。
还有一次，一个农民付了饭票买了饭，也许是卖饭的食堂人员大忙记错了，说这个人还未付饭票。于是两个人就口角起来。买饭的情绪激动，''扑''地跪在地上，指着天，口中连续地叫：''天在头上！天在头上！'' ——饿急了的人，顾不了尊严……
当时的农民，饿极时吃糠、薯藤、蕨根、榆树皮。我们人小，就偷未成熟的地作货（豆荚、萝卜等），现摘着生吃，甚至钻进生产队仓库去偷吃榨出油后当肥料用的油菜籽饼（渣）。我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经常看到上了年龄的农民，饿得浮肿着脚和脸，但仍坚持着劳动。
这就是难忘而恐惧的1960年前后，持续时间大约两年多。这两年多，我的记忆中，亲朋之间也没有什么往来了，大概因为人人有定粮，自己也不夠吃，哪有余粮招待对方。所以，两年我没有去外公外婆家，估计大家都一样，人之间几乎断了六亲。
1961年年底，农民公共食堂解散了，国家规定可以分给农民少量自留地。自留地以宅边旱地为主，按人口分，人口少的一分两分，人口多的能分到半亩以上。人们马上在自留地上种满了青菜、番薯、土豆，这在当时救了很多人。一段时间后，蔬菜杂粮开始多起来了，路上因饥饿而浮肿的农民也随之减少，代之以大多数人面有菜色。
分到了自留地，农民的饥饿得到逐步缓解。生产队收工后，勤快的农民，在自留地上还须劳作数小时，家里需要什么，就种什么，青菜、番薯、小麦、甚至有的筑渠引水种上水稻。再后来，政策进一步放宽，允许农民分点水田种芋艿。从此，家家户户的锅里，能煮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农民自留地种出来的地作货，满足了自己需要后，开始有了剩余，于是，城市集市上农民的菜摊也多了起来。
那些年，农民收工回家揭开锅，锅底是米饭，米饭上面是番薯或土豆。家长先用镬铲捣碎番薯和土豆，与米饭混在一起后，才允许小孩去盛，否则，小孩子会专拱底下的米饭吃。——这时期，吃''纯米饭''，是奢望，每年只有重要的客人来了或过年，才能吃上几餐，平时，吃的是番薯、土豆和米的混合饭。吃''纯米饭''，是当时人们衡量这家人家富不富的标准，论及某家家境很好，就以''每天吃的是纯米饭''来表示，足见纯米饭在当时的奢侈。
1963年起，国家下文，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思想指导下的公社核算制，改为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经济核算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核心，是把土地分到生产小队，明确完成交纳公粮任务后，各小队自负盈亏，余下的粮食归生产小队全体社员。这一举措，使本来吃惯大锅饭的农民，改变成吃小锅饭，十几家农户为一队，自选队长，大家都为生产队劳动，自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较大调动，粮食产量也提高了。
劳动力强的农户，粮食开始多起来了，家家都有谷仓，把生产队分来的口粮谷，贮存在家里。家中有粮，心里不慌，于是，家家户户吃''纯米饭''的概率就高了起来。每年年底，这些农户，还能做些年糕酿点米酒，农村的年，也有点过年的气氛了，亲朋之间，恢复了往来。
但是劳动力弱的农户（吃口多劳力少），仍没有解决饥饿和穷困问题。他们在年底，往往成为生产队分红中的''倒掛户''，即劳动了一年的收入还抵不过口粮谷应扣除的钱，所以只能欠生产队。
欠生产队等于间接地欠劳动力强的农户，于是，劳动力强的农户很有意见。''倒掛户''只得把口粮谷私下到''黑市''卖掉一些（六七十年代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不准私人买卖，所以只能偷偷交易，故称为''黑市''），以补缴''倒掛''的钱。口粮谷卖掉后，''倒掛户''仍没有摆脱饥饿，每年青黄不接时，又须向人家再借粮，还要付很高的粮息。
当年也很奇怪，大概由于肚子里缺少油水，人们的食量特别大。七十年代初我已成壮劳力，有一次拉了车自留地西瓜上宁波卖，夜里2点钟出发，沿着沙石公路，朝万灯闪烁的宁波城一步一步地挨，挂在车把上的水壸，一路''咣噹咣噹''地漾着（不舍得吃瓜，带着水路上喝）。拉到宁波后，卖了好价，高兴之余，用自带的米（那时农民没有粮票，到城市去吃饭直接带米，用米兑饭或馒头），兑了十五个馒头（新秤一两制，每个一两），意在犒赏''自己。馒头装进口袋，挂在车把上，离了宁波城回家，路上边走边吃。邱隘刚过，手伸进车把上的袋，摸不到馒头了，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第十六次''探囊''——唉，我那时胃口真好，越饿越会吃，越会吃越会饿，不过，这也是当时农民们的普遍现象，因为人们的肚子里，太缺少油水了。
那时的农民，是靠天吃饭的，有几年因旱涝而收成不好时，国家的公粮不能少缴，但交足了公粮之后，仓库里就所剩无几了，自己的口粮就得打折扣，于是只得多吃杂粮。六七十年代，农民家里，都堆着几百斤番薯，粮食紧张时，烤番薯，番薯汤饭，番薯干饭，番薯干粥，往往吃得使人倒胃口，只要有白米饭吃，菜是可以不讲究的。
吃饭问题，直到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应用了农业科技，提高了亩产粮，才彻底解决。可惜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的吃饭琐忆，肯定会感到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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