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几年前看电视连续剧《历史转转中的邓小平》，其中处理知识青年问题时，邓爷爷在百般为难中，终于心疼而果断地说''让娃娃们都回来了吧''。
我鼻子一酸，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从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到邓爷爷主张让他们回来，前后十几年，数千人的命运，从此得以逆转，我的眼泪，曾数次为之婆娑。——当年曾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宁波知青及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决计把他们写出来，意在提供当年大量插队在南方农村的知识青年劳动、生活的一份实况标本。
''咚咚锵，咚咚锵，'' 1964年，中国南方某乡村——互星大队（现名林头方村），敲锣打鼓迎来了第一批宁波知青，村东、村中、村西各安置5-6名。我居住的村东，共有四个生产小队，每队安置1-2名。
''知识青年来了！知识青年来了！''人们新奇且兴奋地互相传告。
''哪里来的？''
''宁波人''，消息灵通者回答，''都已由队长领回家了。''
那年我14岁，刚辍学，还未下生产队劳动，队长家在隔壁，于是也过去看热闹。只见一大群人围着一个稚气未脱的大男孩，正在七嘴八舌问着话。大男孩坐在生产队长家门口的太师椅上，双脚尚不着地，悬着，一脸羞涩。
''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队长微笑着问。——其实队长早已知道，他是替众人问话，好让大家熟悉。
''我叫王小财，16岁了。''男孩回答。''家住宁波灵桥北薜萝巷。''
''你这么小，妈妈怎么舍得你来？''好心的女人问。
''没办法，我两个哥哥已在工厂工作了，街道说我必须下乡。''
''…………''
直到生产队长妻子叫大男孩进屋吃晚饭了，众人才带着余兴散去。——当年的这批宁波知青，晚饭都在各安置队的队长家吃。
——这就是我对本村知青认识的开始。因为当年我尚未下队劳动，各生产队初来乍到的知识青年是如何适应生活的，没有更具体的了解，只知道村里东、中、西三个自然聚居点，各腾出一处房子，作为知青屋，每屋住三五名知识青年。他们夜里住在一起，白天赴各生产队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1965年，因父亲''下放''到村中部的第六生产队，我也随之下队劳动，于是，我与知识青年的接触，正式开始了。
第六生产队有两名知识青年。一名叫陆亨福，一名叫王菊衡。我对知识青年的直观感知，先从这俩人讲起：
陆亨福体型很特殊，简直介于残疾人和非残疾人之间，可能当年对残疾人的认定标准太含糊。我想要是现在，他肯定不宜上山下乡。
他的形象，类同于《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但比卡西莫多稍好些。因为卡西莫多是被塑造出来的，而我笔下的陆亨福必须忠实于其本人，所以，在此替他扳回些丑陋。但尽管如此，陆亨福形象之畸形，相信初见者都会吓一跳。他猩猩脸，塌鼻子，身材轻度佝偻，两脚中趾和无名趾明显长出，类似于猩猩的脚趾。他讲话时鼻音超常的重，象从鼻子中哼出来，有时简直听不清。他唯一正常之处，就是思维正常，心地善良，这一点与卡西莫多很相似。
我第一天见到他，吓了一跳，后来在劳动中接触多了，印象才慢慢好起来。
陆亨福下队，比我早一年，社员们都叫他''阿福''，很亲昵，对他照顾有加。我没下队之前，生产队耘田，陆亨福被安排割田埂草。因为田埂草缠住稻苗，耘田时很麻烦，得先把草割了。现在我来了，因为年龄更小，陆亨福与我比，算是''老农''了，于是，我''抢''了他的活。但陆亨福没有想法，很友好地把镰刀交给了我，自己撸起裤䘾，加入了耘田行列。
''阿福，你耘中间去，这田埂边的草多蚂蝗也多，你吃不消的，让我来吧。''耘田时，队长对他说。
''嗯。''陆亨福从鼻腔含糊地应了一声，把田埂边的位置让给了队长。
陆亨福趴倒在稻田烂泥中，与大家一起耘起田来。蚂蝗常常叮在他的大腿上，吸饱了血，直到自动松口脱落。他耘到了头，站起来，走在田堘上，大腿上的血，和着泥水汩汩往下流，直流到小腿，再到脚踝……
这是他在我记忆中永远留着的印象。
劳动中交往多了，陆亨福与我说起了他为什么也会被下乡的原因：他家成分是城市小资，父母已自顾不暇。本来街道对他的身体条件能不能下乡举棋不定，刚好下乡前，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知青安置村的干部上宁波与对接的街道''沟通''，进行''答疑解惑''，我们村去的是村支部书记老王。陆亨福所在的街道，特意叫来陆亨福，让老王目测，问这样的人能不能到农村。老王一时考虑欠周，说可以，并说农村干活，可以因人而异，好劳力干重活，普通劳力干轻活。街道干部听老王这样一说，于是陆亨福下乡，就被定下来了。
''唉，要是老王当时不这么说，我就不用下来了！''陆亨福说到这里，总会叹息着，摇着头，神情黯然。
陆亨福就这样在我们村苦了十六年，直到1979年知青返城政策下来，他才回到宁波。据村里人说，后来有人看到，他被安排在宁波老江桥（当时叫灵桥）桥坡上推车，因为老江桥是拱形桥，人力车上桥很吃力，需有人推。陆亨福回城后，被安排去推车，足见当年知青返城，城市安排他们就业之困难。
另一名知青叫王菊衡，他是一名文质彬彬的中学毕业生，形象佳，讲话中知识味很浓。因为队里有陆亨福，他被衬出了知识青年的形象高度。但尽管如此，我与他的交往，还不如与陆亨福密切。因为他太文气，话不多，也许缺少与农民的共同语言，只有与我父亲无话不谈，因为我父亲曾是教师，他可能感到说话投机。他在生产队干活时，只默默着，不愿说话，也从不明显地偷懒——其实他努力干活是在表现自己，苦熬着等待返城的机会。
与这两个知青相处了一年多，我家由于生产队的调整，回到了居住点的队，因此与他们的接触就中断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王菊衡在1976年前后，由于在农村已经熬了十年多，长期郁抑，终于守不住正常的理智防线，精神出了问题，处于半疯状态。1980年返城通知送到他手里时，他笑痴痴地扔掉了，说回不回已经无所谓。——直到现在，他在村里走来走去，逢人便微笑着不说话，村里只能按政策养着他。
1966年，我们一家回到居住点生产队后，与另外几名知青的交往开始深了起来。
村东部原来共有四个生产队，共分配到五名宁波知青：王小财、任意康、李宝龙、董胜利（女），还有一名也是女的，姓名不详，因为插队后第一天去田里劳动，她走田堘路象走钢丝，一下子摔在水田里，换衣后回到田间，又被蚂蝗叮住，吓得大哭。这样一段时间下来，终于吃不了苦，家里就给她找了个对象，结婚后回去了。现在推断，家里给她找的男人，条件怎么样可以想象，因为女知识青年一旦下乡，通过嫁人回城，男方肯定条件好不了。
由于生产队的合并。原本分散在4个生产队的知青，相对集中起来了。
李宝龙，三年后得到参军的机会，服役后直接回城了。
女知青董胜利，喜欢唱歌，是生产队女青年中的活跃分子，也培养出了几个积极分子，每次生产队开会，总会响起她们的歌声：
''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与我交往最多的，就是王小财和任意康，还有七十年代初才来的张孝渔了。我与这仨人的情谊，已经与兄弟没有两样。
王小财和任意康，当时生产队给评的大寨分是8分，比妇女高2分，比正劳力男人低2分。王小财两年后个子猛长，人较高大，力气也比任意康大，任意康相对瘦弱，所以后来两个人的工分有差异，王小财上了9分，而任意康是8.5分。
虽然他们的工分，没有达到十级，但平时干活，却一直处于男人行列。在''双抢''季节近四十度酷暑中，中午收工时男人须挑一担两百多斤的湿谷，从田间到晒谷场。王小财、任意康也不例外。当年连十级壮劳力都要用吃奶力气才能从水田中央挑上田埂的''谷箩担''，他们倆也咬着牙，挑起谷担在田里踉跄着，硬是一步一步向田埂移。在迈上田埂的那一瞬，他们脸上的痛苦表情，相信上帝看了也会心疼的……
平时除了耕田，孵秧子谷等技术活，生产队长不会派给他们外，其它的如耘田、耙田、割稻、打稻、插秧、挑谷，他们都没有特殊照顾，尤其是挑担，没有人因为他们是知青，工分没到正十级，而对他们挑的谷箩装得浅一些。他们自己也从不提这个要求，只咬着牙硬撑。
为什么不派他们技术活，是因为在队长和全体社员的认知中，他们是城市人，不会永远待在农村的，有朝一日总会回去。队长的不派技术活和社员们的预期，无形中强化了他们返城欲望，也给了他们精神力量。
在最艰苦的农忙季节，他们从来不会回宁波去避一避，因为他们想给全队社员留个好印象，有返城机会时有个好评价。——可惜的是，一等就是十多年，要不是邓爷爷放话''让娃娃们都回来了吧''，他们何日才是头？
他们住的知青屋，是我们聚会的地方。每天吃过晚饭，生产队的青年，都会汇集到他们处，侃大山，打扑克，喝酒、唱歌。他们每月回宁波老家一次，回来时往往会带些大人为他们准备好的小菜，装在瓶瓶罐罐里，炒黄豆、咸带鱼、油汆花生米……往往这时，他们慷慨地拿出来，大家凑钱置酒，喝着，聊着。
聊的多是他们从城里带回来的小道消息和国家大事：文革时期北京怎样了，宁波造反派在怎样''造反''，宁波的新江桥（浮桥）要造水泥大桥了，命名为''反帝桥''，我们都是从他们口中得知的。而且当年流行的语录歌、毛主席像章之类的，也都首先是他们带到村里。记得有一天，王小财带来了一首《幸福的大雁》，听得我们如痴如醉：
''幸福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
优美轻快的旋律，拨动了我们的心弦。当然，后来才知道，这首歌，音乐旋律虽好听，内容却不行，但当时，吟唱者那能想得到呢？
一日忽传来噩耗：王小财在宁波某厂工作的哥哥，因被火灾烧伤而去世。我们很悲伤，都安慰着他，并希望他能借此机会回城。但经过交涉，有关部门回复：王小财还有一个哥哥在宁波工作，不附合回城条件……
任意康的家在宁波的永宁桥边，家庭成分是小资，因此他政治地位很低，意识到如没有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的文件，自己想通过参军或招工回城，是不可能的，因此，气小力薄的他，一直踏踏实实地待在生产队，且很乐观。
随着我们的情谊越来越深，有一天，他们邀请我们去宁波：
''阿开，黑炭，国辉，今年过年到宁波去玩，我们陪你们看《闪闪的红星》。'' 王小财说。
''来吧，小财家睡不了，也可以睡我家。''任意康说。
于是，在大年初一，我们几个年轻人，真的去了宁波。两户家长热情地款待了我们。当天夜里，他们还给我们搞来了《闪闪的红星》电影票。当时这场电影刚上映，电影院买不到票，各企业内部的会堂，通过电影胶带跑片的方式，见缝插针地也跟着放。记得电影开放前，会堂里有吹奏口琴的，有拉手风琴的，全场响起《红星照我去战斗》的音乐，有人跟着哼，直到电影开始放了才静下来。待电影故事进入高潮，主题歌再次响起时，会堂里有人禁不住又跟着哼起来，哼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响，最终不约而同地汇成了大合唱，与电影故事高度融合在一起……
——这场难忘的电影，是几个宁波知青与我们情谊的历史记录，五十多年来一直未忘。
从此以后，我们每年总会上宁波去王小财家，任意康家，还有后来的张孝渔家。因为小财家就在农贸市场附近，我们上宁波卖生产队的农副产品，小财的母亲早早就准备好了饭，等待我们卖完货去吃。久而久之，我们心目中，他们的家，就跟我们自己的家一样。
1968年12月22日，上级通知生产队，夜里组织全体社员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吃好晚饭，社员们（包括知青）手拿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早早集中在生产队的广播喇叭下，等待着激动人心时刻。东方红乐曲响过，广播传来了浑厚的男高音：
''最高指示，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
一遍又一遍……
我们是农村的，当时听了这条最新指示，内心仍平静如常，但王小财，任意康，包括千千万万正在等待返城的城市儿女，内心又一次打翻了五味瓶，一夜无眠……
自此，城市里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数千万的城市青年，奔向新疆、内蒙、黑龙江……
人，最怕失去对前途的期待，董胜利是女的，坚持到七十年代初，实在捱不到返城机会，最终也找个宁波近郊的农民，结婚后回去了。她回去后的第二年，我们在宁波逛店，偶然瞧见面容憔悴的她，在一个百货店的门口，一边手持钩针打着织物，一边在向进出商店的人们，推销自己的手工织品。——看来嫁人后，她的生活不如意——为了不使她难堪，我们只远远看了她一下，也替她心酸，悄悄地离开了。
而王小财和任意康，从此心如止水，直至1980年，才离开了生产队。
1970年，我生产队又来了一名宁波知青，名叫张孝渔，家住宁波鼓楼旁的尚书街。他到来后，也住进知青屋，——李宝龙参军后空出来的床，正好由他用上。
张孝渔的家，靠近体育场，读书时，常在体育场玩篮球，所以练得一身好球艺。当年我刚好任民兵副连长，组织青年开展体育活动，他的到来，使村里的篮球活动如虎添翼，平时训练，他是教练，比赛时，他又是场上中锋。他带出了一批农民篮球运动员后，生产队成立了篮球队，一时间，附近的部队、企业、农村纷纷来比赛，公社还组织了现场会，我们还得到了县里表彰，宁波日报也专门作了报道……
张孝渔和王小财、任意康一样，也常邀请我们上宁波到他家里去玩。他的妈妈，见到我就''阿开阿开''地叫，象自家人一样很客气。1974年，张孝渔被推荐去读书，离开了农村，仍邀请我到他家作客。我去时，他妈妈很开心，拿出小核桃等珍稀小食品招待我。当时小核桃是奢侈品，一般人家不会拿它招待一般的客人，可见张孝渔虽已离开农村，且再也不会回来，但他们仍待我如贵客，真挚的情谊着实使我感动。
说起张孝渔的篮球球艺为我们村带来了体育文明，就不得不说村里的另外两个知青朋友：张佐治和张仿治兄弟，他们为我们村带来的是另一方面的文明——文艺。他们是来自大碶的知青，张佐治在读高中的拉得一手好京胡，毕业后，是1967年村里为了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去动员他来插队的。他的到来，使我村的京剧演出十里八乡名气大振。1969年，佐治的弟弟仿治，也随哥插队到我村，兄弟俩都喜欢文艺，能拉能唱，从此，村里的文艺氛围更浓了。1969年村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们兄弟俩和另外几个文艺擅长者，撑起了整个宣传队。
记得我们常常在他们住的知青屋排练节目，一招一式，都由兄弟倆设计和指导，一则则对口词之类的节目，在他们住着的知青屋里排演出来。
排节目时往往到饭点，我们各自回家的时候，他们才记起，并说：
''哦，我们也该烧饭了。''……
''我们也该烧饭了，''又引出了当年知识青年的多少辛酸。我们本地青年到了饭点，家里父母早已烧好饭在等了，而他们，远离亲人，到了饭点，却仍是冷灶生米，须自己动手烧起来。由此，又想到了我们的衣破了，母亲能及时补，被子脏了，母亲能及时洗，在田间劳累了一天，到家时母亲早已烧热了水，摆好了饭，而知识青年们，谁给补衣？谁该洗被？谁给烧饭？他们每天从田间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一切只得自己动手，所以当年知识青年生活之苦，比当地青年更深三分，——我理解他们。
知识青年也是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知青在农村往往熬不过五年七年，都会以嫁人的方式离开，而男知识青年就没辙了。我们村另一个生产队有个姓虞的宁波男知青，与同来的几个男知青已插队八年，年龄过了二十五六，看着别人纷纷成家，这几个知青常常聚在一起，感到成家无望，大家心酸但心照不宣。忽一日，有人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大家订立一个''永远拒绝结婚''的协议。动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一致响应，认为这是好主意，于是大家赌咒发誓，这辈子永不结婚。——此事一张扬出来，一时成为众人的笑谈。
但仔细一想，他们何尝不想结婚，但他们的处境，有结婚是条件吗？哪一个农村姑娘会嫁给他们？哪一个城里姑娘会嫁给他们？其实他们是绝望了，订立这么一个可笑的协议，把没有条件成家的概念，偷换成是自己拒绝成家，借以麻醉失望中的痛苦——这反映了当年的知青，对生活的无奈，使人细思泪下，产生深深同情。
我很佩服张佐治张仿治兄弟，他们在上述知识青年不可思议地订立拒绝结婚公约的年代里，特立独行，勇敢地先后成家了。他们的婚礼非常低调简朴。仿治结婚这天，我也在现场表示了祝贺。那天就简单地两张八仙桌合起来，摆上一些菜，暗寓百年好合。请了些好朋友，坐在一起举行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仪式，在祝福声中组织起简陋的家。
当时能识人的人预言，看中兄弟俩的二个姑娘，眼光不错，定是非一般之女人，因为兄弟俩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只是时机未到。女人嫁给他们，今后定有福。果不其然，1977年恢复高考后，佐治仿治兄弟俩在第二年都考上了大学，从此离开了农村。毕业后，哥哥成了农科者，弟弟成了省作协会员，中学高级教师。
1979年后，随着邓爷爷的''让娃娃们都回来了吧''，祖国大地上数千万城市儿女，命运得到了逆转，我村的知识青年，除了王菊衡，其余的也都回城了。
王小财，任意康，还有许多我不熟悉的64年宁波知青，在生产队整整待了十六年。这十六年，正是他们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留给了我们朝夕相处的生产队。
时光荏苒，十年前我退休时，曾在中秋节邀约了当年的王小财、任意康、张孝渔、董胜利，在宁波月湖饭店重聚。大家分别已近四十年，音容笑貌依旧，却都已两鬓染霜，欢聚中不胜唏唏。任意康还拿出几个用塑料小珠穿成的袖珍小狗小猫，说这是他夫妻俩退休后在编织的工艺品，带来送给大家，我们欣然接受。这些在一般人看来不起眼的东西，在我看来是很贵重的东西，因为它凝聚着纪念我们四十年前不平凡情谊的心意。
相聚后分别时，我在月湖饭店大堂，买下四盒月饼送给他们，祝他们岁月静好，晚年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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