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说实话，此文写到动情处，我是流过泪的。我发现，当年恢复高考后凡读师专（或其它专科）的，尽管日后很有建树，但自我简介中，大多对自己当年是大专学历或言辞闪烁语焉不详，或隐匿跳过刻意回避，只简单亮出后来取得的职称、职务、著作或某级作协会员什么的，似乎羞于启齿当年读的是专科。我想，这是否因为目前中国高教事业发展到新状态新水平，高校录取率已上升到考生的90%左右（包括各类民办高校和职业技术学院），从而使大专学历的社会含金量认知大幅贬值有关？
我要斗胆疾呼：四十多年前的大学专科，容易考么？请记住：1977年高考，本科+专科，录取率才4.7%！1978年录取率，也才6%多点！作个简单而机械地推理，四十年前能被大专录取的，要是能穿越到现在，211、985大学录取者，非你其谁？
四十年前的大专生，请挺起您的胸，重拾您的自豪和尊严，因为当年的我们，也是天之骄子！
百废待兴时期我们的大学
我们作为恢复高考后有幸被录取的七七级159位学子，近三年的高校读书生涯，就是在这幢校舍中渡过的。 《论语 学而》：“礼之用……，小大由之。”’’小大由之’’释义之一：指举事状物可大可小。——本文取此义入题，意在小物有时可大用——君莫笑，说这幢楼是锻造我们成才的熔炉，飞出过不少金凤凰，事实毫不夸张。
这幢楼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宁波城乡结合部东胜路小学内两幢教学楼的第二幢，曾用作恢复高考后首届录取的宁波师专159名学子生活、学习的场所。1996年宁波大学三校合并之一的宁波师院，虽然历史可追溯至50年代，但文革前停办，文革后期变成中师，在恢复高考前作为高师已名存实亡，恢复高考后国家重启全国五十所高等院校，宁波师专是其中之一，首届招了200名学生（实际报到199名），有159名在这幢教学楼完成学业（另40名安排在东钱湖陶公山本已废弃的文革前校园，是个很荒凉的地方，但现已修复，成了宁波籍两院院士疗养所）。1978届起，宁波师专开始启用座落于三官堂的正式校区，且于1984年升级为师院，1996年并入宁波大学。如此看来，照片中的东胜路分部，校脉连接着宁波师院。所以，这幢’’小大由之’’的’校舍，是77年恢复高考后宁波师院的发轫之处，与宁波大学有着不解之缘。
从照片上可看出，这幢楼共三层，楼梯在中间。每层四个教室，借用作宁波师专首批招生的校舍后，一楼用于总务后勤和教师宿舍，二楼用于学生住宿，三楼用于四个班的教学。楼的东侧有一个略大于篮球场的操场，与小学共用。楼的背后，有个约200平方的单层简易人字梁平屋，原是东胜路小学的会堂，师专借用后与小学共用。会堂的后半部分用木板隔离出四分之一，用作食堂，供师专师生用餐。会堂与楼之间，临时安装了一排水笼头和盥洗台，供师生洗濯。
每天，校园的前楼，传出的是小学生童声童气的读书声，后一幢楼却震荡着略显苍老而知识深䆳的师专老师授课声。课间，小学生出操，师专的叔叔阿姨甚至大伯大婶（三届生）很识相地避在教室，待小学生做操完毕领回教室，成人广播体操乐曲随后响起，师专师生才在操场上开始每天的广播操。小学生在会堂里集会，师专师生就静悄悄不下楼，小学集会结束，师生才下去用餐。总之，小小的校园内，大学小学一盘棋，配合默契，互相心领神会，协调得天衣无缝，二年多没有冲突。
当年我们的教室，课桌板凳就是小学生用过的旧货，黑板也是小学生用过的水泥墙上涂黑漆那种。教室的后排，还放置两张学生的高低床，有两名同学，因二楼的大寝室实在容纳不下，挖潜挖到教室里，干脆在后排放置两张床铺，白天上课，晚上当寝室。由于六七十年代小学的教室本来就不大，我们全班39个人，位置紧凑，坐在最后排的我，屁股后就是同学的床沿。有时学校领导来听课，就只能坐在床沿上。
每周的几节体育课，如短跑长跑等，体育老师只能领着同学们到距东胜路小学一公里的宁波三中借田径场去上课……
这就是大学办在小学里，或者说小学里头办大学的现状，当年教我们文艺理论和中学教材教法的吕萍老师诙谐地说：这个地方，真是’’小大由之’’！
毕业照， 后排左起第五人是作者
一次纠左的小浪花，使199名幸运中的不幸者重上幸运之舟
1977年参加高考并能上线，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全国很多地方，对初次报名者，先用考试方式（考语、数）进行第一轮筛选，’’上线’’者才能参加正式高考。第一轮筛选中究竟被淘汰了多少人，历史没有记录。全国参加正式考试的570万人，录取27万人，录取率4.7%，所以，用凤毛麟角来比方当年的上线者，也恰如其分。能在77高考中能胜出的我，是幸运的。
但是，我因为在录取前的政审中，’’故意’’不填父亲曾被划定过右派的’’历史问题’’，结果被高考地招生负责人悄悄去我家乡调查时查到，该人回来后装得如若无事，其实我的录取生命在他手里已被判了’’死刑’’。我政审中不填父亲’’摘帽右派’’是有原因的，因为以前在家乡，升学、参军、招工、入团、入党，都因政审表中父亲的’’摘帽右派’’四个字而无缘。我正是因为在家乡找不到出路，而对父亲无辜被划为右派心里不服，才逃逸到外地代课。我知道如果填了父亲的’’政治污点’’，录取是一点没有希望的，倒不如不填，兴许还能侥幸，想不到我还是逃不过当年严密的’’政审’’，从这一点上说，我又成了幸运者中的不幸者。
据我了解，七七年高考后的录取中，各地执行录取政策，仍没有摆脱’’左’’的习惯，对有’’地、富、反、坏、右、资’’家庭印记的考生，’’入另册’’的做法很普遍，更何况我又’’刻意隐瞒’’，不予录取是必然的。说实在，我不填写父亲的历史问题，本来就作好这种心理准备，况且，我对我自己的’’故意隐瞒’’，也心存愧疚，觉得对党对社会不老实不忠诚，只不过当时的政治氛围，已经感觉到父亲的右派问题应该不是问题，为什么仍揪住不放，心里实在苦闷徬惶，但又无处可诉。
1978年初，高校录取工作结束了，接到通知书者欢天喜地，我代课的学校共录取两名，一名是三届生的代课同事，一名是应届生中的佼佼者。学校专门为他们举行了篝火晚会。这个晚上，我一个人静悄悄地憋屈着在办公室关着灯坐了一夜，说痛苦也不过如此，因为长期来父亲的历史问题，对我多次的’’伤害’’，已经久痛而不知痛了。这一夜我决定，明年不再考，因为父亲’’摘帽右派’’这座大山横亘在我和高校之间，考得再好有何用？
当年像我一样遭遇的人不知有多少？
但1976年十月起，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命运，在搏弈中正升邪降，百废正在待兴，恢复高考后的招生过程冰火交融，鱼龙缠斗，有人继续自觉不自觉地作恶，录取中用考生的家庭历史卡人坑人，有人却为了拨乱反开始负重前行，忧国之人才青黄不接，惜上线考生被拋门外。党和国家审时度势，决定出政策，出方向，鼓励高校或地方再补招（或扩招）因各种原因被’’淘汰’’的上线考生。这在国家和地方财政极度困难的当时，是何等的求才若渴！
时任宁波教育局长的徐峰，是当年我们199名幸运者中的不幸者又得以乘上幸运之舟的实际负重前行者。当时宁波各地的中学师资严重短缺，宁波高等师范教育又是一片空白，党和国家既然出了方向和政策，何不垦出一片土地来，为宁波的中学教育，培养出急需的师资。于是，他像一头垦荒牛，荜路蓝蒌，带着团队发起冲刺：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巧妇敢为无米之炊，在校舍、师资甚至可能连办学的校名都尚未落实的情况下，他拍板，在宁波大市首批未被录取的上线考生的范围内，继续录取200名中文、数学、英语考生（设定这三种专业可能与教学条件有关，因为设置理化专业涉及到实验室等条件，从这一点上看，宁波迈出这一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时间很紧，国家出政策方向后，要求一个月内完成补招（或称扩招），当时，全国在1978年录取工作刚结束，新生在三月份入学，同月，全国的补录也开始，要求在四月上旬结束。徐峰团队要是在师资、校舍尚是空白的情况下，稍有畏难，放弃这次补录，也是名正言顺的，因为78届高考马上就开始了。但他偏偏迎难而上，这种担当精神，成就了当年199名近乎绝望的莘莘学子，尤其是因家庭有’’不良历史印记’’而年龄偏大的我们。我敢断言，我是因’’家庭成分’’原因在录取中被刷下来的，因为上线而被刷，倒不如没有上线。因为没有上线第二年肯定会再考，而上线了因父亲有’’政治问题’’而不予录取，第二年肯定就没有信心再考，所以尽管后来补录的是师专，我也知足了！
记得我们是在四月初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通知书上的台头是’’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盖的红色圆印也是浙江师范学院。通知书写得很笼统，一是表示你被高校录取，准予迁移户籍，二是具体的报到时间、地点待通知。这又是一份很有历史特色的高校录取通知书，连到什么地点报到，什么时候报到都’’待通知’’，而且，从录取通知书的台头和红印看，录取我们的明显是浙江师范学院，事后才知道，这是借用的，说明当时的宁波师专，八字还没有一撇，一切都是’’没有米，先’炊’起来再说’’。
难忘垦荒牛般的领导和恩师
自四月上旬接到录取通知书，六月初我才接到了正式入学通知：6月16日正式报到，地点，宁波市郊东胜路小学内。
徐峰团队（包括三官堂师范领导）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硬是垦出了一片宁波高师教育的新天地，重启了宁波师专（院）复校之路。
没有校舍（因为计划中的校舍一部分由浙师院宁波分校暂用着，一部分最后一届工农兵中师推荐生正在使用），就到处找，最后落实在两个地方，一是废弃多年的东钱湖畔陶公山旧师范学院教学楼。此楼已破败不堪，室内常有牧牛人避风烤火，经初步修复后容纳40名英语专业学生生活和教学，二是宁波城郊结合部的东胜路小学内一幢空着的教学楼。中文和数学专业的160名（各两个班）被安排在这里。这里的生活条件远比陶公山好，因为陶公山过于偏僻，交通不便，据说当时研究哪个专业安排到陶公山，讨论的结果是，英语专业更需要记背，环境要求安静，且英语班学员年纪普遍偏轻，家庭牵挂少，而中文、数学班三届生多，读书时须顾家，交通不便会有困难，所以，决定把英语专业安排在陶公山，学生完全住宿在校，教师由市内乘车去授课。我学的是中文专业，运气好，于是近三年的高校学业就在东胜路小学内完成。
没有师资，就千方百计外调内挖，甚至把历年来被流放在荒凉山村待落实政策的原城市高知人员，也求贤若渴地请过来。当时的师资由五部分构成：一是原宁波师（院）专的老教师，二是从外省高校急调愿意来宁波工作的教师，三是宁波市内各中学德高望重学历和业务抜尖的教师，四是历次政治运运中被贬罚到穷乡僻壤等待落实政策的知识分子，五是从各行各业物色文革前重点大学毕业后用非所学正在’’服盐车’’的屈才者。第一种以王永杰书记，全纪贤老师为代表，第二种以汤德祥老师为代表，第三种以钱念文老师为代表，第四种以徐姓（名已记不准）的古文老师为代表，第五种以吴才根老师为代表。
1978年6月16日，他们在我们报到的这一天，群贤毕至，在东胜路小学迎接我们。因为他们深知这批学生之不易，像迎接自己远出家门苦游的孩子终于归家一样，忙前忙后，问寒问暖，师生亲情融融，此境此意至今难忘。
在宁波汽车站，远道乘车来的同学，看到出口处停着一辆中型卡车，上标：’’宁波师专学生报到接送车’’，驾驶员是一个四十左右的清朗男子，白净的脸和言语气质似乎看不出是开车的，但他和善地微笑着接待走过来的新生，一一把行李装上车，安顿同学们上车坐妥，然后自己坐上驾驶室，稳稳地驾驶着卡车驰向同学们早已向往的东胜路小学。到了校门口停妥，他又第一个下了驾驶室，放下汽车围板，招呼新生下车注意安全，并一件件帮报到的学生往车下拿行李。搬完后来不及听句谢谢，又急不及待地驾着车去接下一批学生。——几天后，我们上哲学课，进来的老师似曾相识，数分钟后，终于有人惊喜地轻轻叫了起来：’’是驾驶员！那天的驾驶员！’’
’’同学们好！我叫吴才根，那天开车接你们的。’’他先自我介绍。原来，吴才根老师文革前毕业于名牌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却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某工厂去当卡车驾驶员。这一次他终于也被’’挖出来’’，担任我们的政治老师。
课堂里先是一片既惊奇又惊喜的哗然——原来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受委屈，但受委屈的何止是我们——吴老师讲的哲学课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课，是我在东胜路读书最获益的课之一。如果说一般的文史知识，入学前我总归已经有碎片化的积累，近三年的读书，只不过对此加深拓宽并使之系统化而已，唯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入学前脑子一片空白，吴老师帮我打开了这扇天窗，使我领悟到哲学就是聪明学，政治经济学是观察社会的显微镜。师专毕业后，我又专修了浙师大的政教专业本科，缘由就是对吴老师所教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教我们中国通史的是钱念文老师。第一堂课，他微笑着走进教室，向同学们自我介绍说：’’同学们好！我叫钱念文。’’随即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钱，二十文’’，并提醒说，’’很好记的。’’ 同学们瞬间领会过来，教室里哄起一阵笑，空气中似乎流动着浓郁的敬意。钱老师讲的中国通史，虽然普通话基本是上虞调，但渊博的历史知识，把我们原本碎片化的历史认知，重新编织出一片绚丽多彩的连贯画面。难得的是，钱老师给我们讲课的不久前，刚从’’冲厕所的反动学术权威’’中解救出来，恢复工作后，第一次给我们这批有幸乘上幸运之舟的77级上课。凭着这一点，我们回想东胜岁月时心潮难平。钱老后来担任过宁波师院的副校长，宁波市人大副主任，退休后一直任宁波师院校长顾问，师院并入宁波大学后，一直是大学校长敬重有加的顾问。
教我们汉语语法的是金湘泽老师，他瘦削清瞿，语话缓慢，讲课思维缜密，讲语法结构给人’’你别急，听我缓缓道来’’之感。把字结构、的字结构、介词连词副词功能，象被控制得恰到好处的流速和流量的清泉，在风景中动静结合，使人心旷神怡。金老师讲课不看讲义，很少会重复，没有多余的话，如果录下音，稍作修改，就能成为帮我们开窍的论文。听了他的课，我往往忍不住翻烂语法书，对他的话举一反三，前后紧扣起来，发现语法系统被他的语言表述得是那样的严密和呼应。我后期写文章，语言上的流畅，主要得益于他的传授和教诲。
东胜近三年的读书生涯，数十位老师的师德师魂师范无法一一记全，只能略述：周承珩老师是我们生活辅导兼古代文学老师，他待同学们如父兄，对学生的衣食住行关怀备至，讲课也颇有特点，《郑伯克段于鄢》和《冯谖客孟尝君》中亲情消仇和慷慨大度重仁义能纾危的道理，至今记忆犹新。金纪贤老师教我们现代文学，透过玻璃杯底似的深度眼镜片，能使人觉察到唯恐不能把知识授给学生的殷切。我有一次观察到他在改学生的文学评论，凑近字迹潦草的页面，逐字逐句，几乎是在用鼻子闻，批批划划，数小时不歇。吕萍老师讲授的文艺理论中，创作的秘匙在于’’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情节必须出于意料之外又须在情理之中’’的精句，至今仍指导着我的写作。桂心仪老师教古文及古汉语，目光透过深度的近视镜片，虽双目布满了白内障，但仍射出治学须严谨的鼓励之光，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出的字，既惜字如金，又一笔一划规范工整，凡被他板书的，内都有妙处和知识蕴藏，考证出来的内容令人叹服……
中间是班级生活辅导周承珩老师
当年东胜路师专的党政负责人叫王永杰。五十岁左右，是当时师专三官堂本部派来的。他平易近人，善于洞察，能力很强。其实两个月时间东胜路开学的准备工作都是他抓出来的。他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一楼的楼梯口，十平方左右，一桌数椅，简洁明了。每天他最早上班，始终敞开着门，眼观四方，用心留意师生们的日常情况，有问题主动关心并及时尽力解决。他毫无架子，熟悉我们后，称呼中用’’阿’’字加名中的某一字，亲切随和，例如，叫我时用’’阿开’’，叫陈学毅时用’’阿毅’’。阿字加名字，是宁波地方习惯，显得亲近随和，一下子就拋开了生分和拘谨，使被叫的我们，与他一下子没有了距离感。他虽没有教学任务，但对学员的基础知识，十分关注。因为这一届学生是基础教育荒废十年后的首招，很多学员难免基础不实，以我为例，写作中错别字防不胜防是个自己尚未发现的弱点。王书记发现后，急不可待地亲自下场，痛诉错别字的危害，并亲自发动学员重视纠正错别字。从此以后，我开始正视起自身弱点，凡能给我指出错别字的，我都视为老师，哪怕是我因笔误产生的，我都认为是在帮助我。
王永杰书记在我们毕业后，去宁波市委担任了纪委书记，成为市委常委，退居后又担任了多年的市政协主席。
小小的东胜路小学，有些从外地调来的老师，拖儿带女，只能住着一楼临时隔起来的小小陋室，过着清苦的生活，这何尝不是对我们身传言教？
东胜路师专分部教师合影
当年的恩师，有的已驾祥云离我们而去，有的已入耄耋之年，如果我有群雕的艺术天赋，真想为他们塑成群贤像，定格在宁波大学的校园内，与学弟学妹同谢师恩，共记师诲。
莫道东胜学校小，飞出很多金凤凰
1977届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以我们班为例，入学时最大的32岁，最小的17岁，几乎是两代人。报到第一天，年小的看到年长的，开口就叫老师，结果双方很尴尬。后来，同学间互相先小心翼翼地问一句：
’’请问，您是？’’
对方马上意识到该怎样回答：
’’我也是来读书的，叫……。’’
然后，双方都友善地笑了，——这算是开学同学际的第一次会面的互动。
这一届同学，大多来自宁波大区各县城的乡下，报到日很多人面带菜色或薯色，穿的都是将破未破的褪色旧衣，可以看出生活之艰辛。余姚口音、慈溪口音、象山口音、宁海口音、奉化口音，镇海口音，都交汇在这个小小的校园内，彼此陌生，却似曾相识。后来了解到，光是我们班39个同学中，就有六七个老三届已为人父母，家庭负担很重，有一位林姓老三届，家里的老母还卧病在床，但大家都克服困难，再贫再苦也不舍得放弃这次读书机会。
本批学生在招录前，有过一条规定：自行解决市区住宿。但报到前，师专的领导估计学生自行解决住宿是匪夷所思的事，既招了，索性好事做到底，一并解决乡村学员的住宿问题，所以，把借过来的教学楼的二楼，辟作学生宿舍。每个教室放入二十几人睡的高低床，这样，四个教室能睡一百多人。
谢天谢地！——来报到时，我正为’’自行解决住宿’’而发愁着，现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至于近三十个人睡一个教室，也一百二十个愿意。——再一次谢谢学校领导！宁波有句老话：好事做到底，砻糠变白米！师专领导如此关爱大家，我们暗暗下决心，珍惜机会，好好读书，将来用知识去报效社会！
人的记忆，遭上最痛苦或最幸福的事，总会记得最牢。入学头天，接过总务处发给我以助学金（18元）换算成的饭票菜票，我因内心激动，手颤抖着。因为交到我手里的是皇粮，农民出身的我，终于得到用皇粮供着读书的机会了，这一刻的心情，难以形容。再还有，报到后偶有小恙，到医院看病，在窗口结帐，递进去一张比手掌还小贴有自己照片的公费医疗证，里面人居然眼睛只盯住卡上的号码，抄下后递还给我，一分钱都不用付了。我拿着这一张小小的卡片，又激动了很长时间。大学生？国家户口？公费医疗？录取前看病，窗口内的收银员眼睛盯着我掏钱，录取后，收银员只盯着卡片抄个号码就行了，这就是录取与不被录取的分界线，这样的体验和感慨，只有我们才有。
还有一位姓马的三届生女同学，入学是腆着肚子报到的，已有九个月身孕。报到后一周，临盆了，有人玩笑说：一张入学通知，解决了两人的户口。同学们感到可喜可贺，对生下的小姑娘取名为’’东胜之花’’。
艰苦而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没有全国知名的名师，没有气派的教学楼，没有像样的图书馆……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人肯不肯读书。东胜路两年半的读书生活，只能用热火朝天，你追我赶来总结。头年入学已经是六月中旬，学校决定利用暑期补上耽误的时间。炎热的高温天，同学们摇着蒲扇，教室里灯火通明，人人手里捧着书和讲义，有的默默思考，有的笔耕不息，有的三五成群轻轻地讨论。大汗淋漓闷热难耐，有人端起脸盆，在水笼头旁酣畅地用水灌一通顶，再静悄悄地回来捧起书……都如饥似渴。我们，经历了录取中被刷下的失望与痛苦后，才知道什么是被录取的愉悦，什么叫知恩图报的决心。
我老家离东胜路读书处约四十里，当时我已成家，妻子正在代课，入学第一年我儿子出生，必须边读书边顾家，所以每周六骑着自行车回家，周一清晨再骑车返校。在每周返家的路上，边骑车边背古文。白居易的《琵琶行》等很多古诗词，我是在自行车上背熟的。
平时考试，80分以下的同学，往往觉得自形惭愧。有一次因漏了一道重要的题目，我才得了72分，羞愧得无地自容，好在接着的古汉语考试，得了92分，心理才稍微有点平衡。当年我们东胜路读书，对待考试决不会60分万岁。须知，考60分和考90分，知识的覆盖面，是大不一样的。
师专东胜路分部学生会合影，前排左起第二是王永杰书记
毕业后几年，又去浙师大进修政教专业本科，一个偶然的场合，听到同在进修的三官堂78届章姓同学，在议论某地两年制戴帽大专班时，以不以为然的口吻说：’’这个班与我们学校的东胜路班一样的，不正规。’’我听了，心里很难受，也很反感，心想，你是78届的，也是专科，无非比我们多读了半年，居然心里看不起东胜路的77届，太不自量了。有人说，恢复高考后，77届是金，78届是银，本是同根生，鄙视何太急。说实话，77届东胜路学生，要不是当时录取中残留的左倾，有的还有可能被更好的高校录取呢。尽管读的是三年略不到的师专，但我们的知识基础，绝不会比三年制的本部学弟学妹差，也绝不会比四年制院校中’’60分万岁’’的学生差。不信，请看毕业于东胜路分部的学生目前的现状：
以我所在班39人为例，当年三人以本科生同等学力报考研究生，三人都上线，其中二人现在已成为愽导。当年因为很多同学有家庭牵制，要养家糊口，同时急于报效社会，所以毕业后一头扎进工作中，不知考研为何物。我是在市里参加一个教研会议住招待所时，看到几个年轻人抱着一大摞书在复习，才知道有考研这档子事的。当时工作心切，根本没有兴趣，只关注每一年的中考成绩，关注自己所教的班级多少人考上高中，考上中专。我想当年我班要是多点同学去考研，上线的绝不至于只有三个。再以东胜路139名同学为例，毕业后真的成才率很高，目前只要统计一下，就能看出，留在高校或调入地方文化部门的，大多已经是副教授、教授或研究员了；在中学任教的，大多已是高级教师，且有半数以上担任过学校的教务主任或校长。也有一部分被提抜，担任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干部，职务最高的，已经是副国级了。
这真是，莫嫌东胜学校小，飞出很多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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