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之前，国家为了缓解城市压力，精减城市人口，已经动员了一批城市职工举家回乡，他们中很多是党员干部。我们村的张明达、陆文标（还有几家我已记不清了），带头响应国家号召，拖儿带女，从上海回乡成了农民……
当年城市还有一种’’成分有瑕疵’’的人，也被’’下放’’到农村——我们村的方珅才（化名）一家，就是这种对象。
虽然上述城市人回乡的原因不一，但回过头去看，他们都是为共和国渡过困难时期作出了牺牲。数十年的农民生涯，他们每户人家都积淀起一个凄凉而令人扼腕的故事，作为了解这段历史的我，忍不住动情地向当年为国分忧的这批优秀城市人说：
向你们致敬！林头方村记得你们！共和国更不应忘记你们！
——我思索再三，因为方珅才一家更有典型性，且更熟悉，所以本文从他一家讲起：
方珅才其人
方珅才，土木工程师，1965年，不知什么原因，全家’’下放’’到老家林头方，住在方家四前池自己的祖屋里，从此很有故事。
1970年，村里建小学，挖墙基时发现所选校址是早年由溪水冲积形成的沙卵石区。按乡下泥水匠的经验，必须在墙基部位挖净沙卵石，再填满石头夯实，才能开始砌墙。但深不可测的沙卵石，挖起来根本不见底，边挖，边上不停崩塌下来，挖墙基的人们一筹莫展……
有人推荐了方珅才，说他是土木工程师，会有办法的，建议请他来看一看。
方珅才年近六十，很和气，戴着深度眼镜，一副雅儒相。他来到现场，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稳重地俯下身仔细估摸了沙子和卵石的比例，再抬头目测了这片沙卵石冲积区的地形面积，问清了学校建造的高度，打着算盘计算了一会，果断地说：
’’把挖出来的沙卵石全部填回去，全体挖基人一律回家去挑粪桶、水桶，到河里挑水去。’’
大队干部和负责建屋的泥水匠都面面相觑，不知道他在唱哪出戏，怀疑他是’’书大无’’（地方话，书读多了反而傻的意思）——方珅才自信地微笑着说：
’’如信我，照做就是。’’
于是大家按要求行动起来，农村人家多的是粪桶、水桶。大家从河里挑来水，按他要求在墙基边一字排开。’’一、二、三，倒！’’随着方珅才的指挥，水哗哗地倒在沙卵石墙基上，裹着石缝里的沙子，很快漏了下去。冲净的卵石上，再撒上沙，再倒水，这样反复倒了多次，沙与石之间没有了空隙，越来越结实……
’’好了，可以放墙基了，即使造成二三层，我保证也永不下沉！’’ 方珅才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对泥水匠说。
某个聪明的泥水匠终于看出门道来了，原来沙卵石墙基只要用水灌，沙就随着水在卵石缝里往下钻，沙与石的结合就会由虚向实，承重强度就会增加，既省工又省时——如果按乡村泥水匠的土经验，须挖尽沙卵石填上石头夯实再砌墙，那这个地面连崩带塌，永远挖不完沙卵石，从而房子也无法造了——有悟性的泥水匠脑洞大开，不由得竖着大拇指：
’’不愧是土木工程师！不愧是土木工程师！长知识了！……’’
这也许是五十年前知识和人才最不值钱的时期，有人发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呐喊。
方珅才为村里省下了大量工时和工程款，从此大家很佩服，也出了名，邻村造大会堂之类的，都请他去指导，水泥和沙的配比，人字栋梁承重的参数，只要方珅才一到场，没有解决不了的——可惜那个年代知识和技术不值钱，方珅才得到的，仅仅是口头上的谢谢。
当年他指导用冲水固定沙卵石墙基的村校，五十年多来房子岿然未动，现在，村里已改建成三层楼房，成为超市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宿舍。
据说方珅才有四个儿子，我所接触过的有三个，他们的名字叫方城（化名）、方楼（化名）、方亭（化名），人们叫他们阿城、阿楼和小弟。下面讲讲他们兄弟仨的故事。
阿城轶事
阿城当年二十五岁，很开朗，善良，讲话文绉绉的，平日喜欢唱歌。当年因粮食特别困难，他回乡后每天上村北的庙山南侧开荒种番薯。开荒歇息时，常一个人对着山坡引吭高歌：
’’太阳出来罗儿，喜洋洋欧，郎罗，挑起扁担郎郎扯，光扯，上山岗欧罗罗……’’声音环绕在山坡四周。
乡下人感觉新奇，都不约同地听着，议论纷纷……
久而久之，人们说起阿城，干脆用’’郞郞扯’’代称，说：’’啷啷扯’’的歌唱得真好听——有的是真夸赞，但有的不以为然，说：
’’文不像读书人，武不像救火兵，既做农民了，就不应再这样唱歌……’’
唉，纯朴的农民，谁能理解一个随父亲来乡下挣工分度日的有知识的年轻人，内心的苦闷和无奈？他无非想用唱歌，来排解胸中苦涩而已。
若干年以后，阿城首当其冲的尴尬就是婚姻问题。他性格开朗，相貌也摆得出，能写能说，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在村青年组织中较活跃，大家相处融洽，但随父回乡后，城里的恋人自然是分手了，乡村农家女却看不上他，原因很简单，这种家庭，上，已经不算城里人，不吃商品粮，下，阿城太文质彬彬，不是好劳力，二十五六岁了，才拿八级工分。虽有文化，但文化换不来工分。所以，阿城的婚姻，在农村成了前不着村后不见店的难事，眼看着年龄奔三十，全家人很急，但没有一点办法。
当年的农村姑娘也怪，宁可嫁毫无文化老实巴交相貌平平的农村男，也不要见多识广能说会写的知识人。阿城当时不要说在农村找不到对象，连托个媒人都难。
——阿城后来经亲戚介绍，娶了个黑龙江插队回流的上海姑娘，结婚后适逢公社建立农机厂，凭着以前学过些机械技工，进厂去了，好歹成了社办厂工人……
阿楼轶事
老二阿楼，二十几岁，为了尊重发生过的事实，呼唤农村的法制，以防此种悲剧重演，我作如实追忆。我想当事人有知，会同意的。
阿楼城里读书时可能与不正派的同学混过，学坏了，头几年不肯随父母兄弟回乡下，跟着城里混混们过日子，用当时的话说，学得流里流气。他几年后’’犯事’’了，被城里公安强制返乡，并委托村里治保组织管教——其实阿楼当年的这些事，在现在不算事。
阿楼回村后，在青年中讲话很’’荤’’，劳动时讲些城里男女轶事，以及如何调戏女人的小手段，平时孤陋寡闻的农村小伙们很感兴趣。他又曾经在运动学校受过正规训练，游泳时，把农村只会狗刨式的年轻人，瞬间就甩得远远的，于是村里的年轻人，对他更加佩服，阿楼成了部分青年的领袖式人物，众星捧月起来。
村里一个会理发的年轻人，叫郑丁华，对阿楼看不惯，发生了口角。阿楼学过拳术，找到了’’露一手’’的机会，三下两下就叫郑丁华趴在地上——剃头人哑巴吃黄连，有气无处出。同样，村里平时与阿楼起冲突而吃亏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阿楼的言行，被村里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召集全村青年在林头庙开批斗会，贫协主任贺*良主持大会。
开会那天，方楼在肃穆的气氛中被押上台。吃过阿楼亏的人勇跃上台揭发，阿楼站在台上，对所有人一脸睥睨——因为在他眼里，乡下人都是土鳖。
台下有人被激怒了，大叫，’’举起手来！举起手来！’’，意思是叫他以投降的姿态服软。有人上台强行抬起阿楼的双手。阿娄没有办法，不情愿地举起手，但一只直竖着，另一只却因不情愿而慢慢地垂下，与肩平行着，像交通警察指挥交通，不服气地嘟着嘴，满是对台下人的鄙夷——这简直是在挑衅大家。有人大怒，干脆大叫起来：’’剃阴阳头！剃阴阳头！’’
——剃阴阳头是当年斗走资派或乱搞男女关系者的一种惩罚，人格侮辱性极大，很多人希望用到阿楼身上，以满足被激怒后的某种欲望。
于是，会议的组织者马上派人去叫剃头人郑丁华。
以前刚被阿楼羞辱过的郑丁华，拿着理发推子来了——他想不到复仇的机会来得这么快——走上台，他先在阿楼眼前亮了一下推子，空捏了几下，推子发出’’喀嚓喀嚓’’声，眼睛与阿楼对视着，似乎在讥讽：’’对不起，你也有今日！’’ 然后，手握推子，在阿楼的头上，’’开犁’’了——
阿楼黑色的头发，一簇一簇，飘落在地上，头顶顷刻变得黑白相间杂乱无章起来，但他只能老老实实地站着，任由昔日被他做倒在地上的对手，用推子在自己头上恣意地纵情发挥……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当年农村的法制秩序——群众专政。当年人们经历了太多人整人，群众斗群众，这个过程，有人痛苦，但有人获得的却是莫名其妙的快感——’’文革’’中的人性，就这么怪。
整个过程，是在全村所有青年的目光聚焦中结束的——法制和文明，和阿娄的头发一起，散落了一地——这个桀骜不驯的小伙没有想到，当时农村’’群众专政’’的拳头，比城市警察硬多了。
——阿楼后来’’老实’’了，也浪子回了头，经亲友介绍去外地学开模具。人聪颖得很，师傅点拨，别人不得要领，他却能深悟，还能发挥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当然与阿楼有知识基础分不开——所以深得师父喜爱。后来据说师傅亲自作媒，把女儿许给了他，也算是阿楼成了正果吧——如果此传说是真的，笔者为阿娄高兴。
阿亭轶事
老三方亭，刚来农村时二十岁不到，因排行，家里人称之为小弟，于是外人也这样叫他。
他比两位兄长更器宇轩昂，也很聪明。1968年大队办文艺宣传队，他是台柱。七十年代初，他扮演过《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唱功和演技出众，远近有点名气。后来在全县文艺会演中，他被县文宣队看中，要抽到县城去。
但村里干部不同意，说他的家庭成分有点问题。方亭急了，叫大队干部查看自己家究竟什么成分。干部翻开社员户口登记本，上面写着：户主方珅才，家庭成分，小资产阶级……
方亭不服，说父亲从学校毕业，就从事土木工程，是给人家打工的，解放后参加了国家建设，是领工资的，怎么会是小资产阶级呢？
大队干部说：’’工程师是知识分子，根据政策（其实是自说自话），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
原来几年前造户口册，大队某负责登记的干部把方信祥的家庭成分，想当然地归为小资产阶级了。
方亭又气又无奈，把情况反映到县文宣队。文宣队领导有点政策水平，知道方亭的家庭成分是被人为误搞的，但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建议他别纠缠这件事了，先悄悄来报到了再说。
’’悄悄来报到’’，暗示性极强，方亭于是选择半夜出走，不带户口，先向县文宣队报到了再说。出走的前一夜，拜托邻居们把狗都关进屋里，以防半夜里叫起来……
（后排左一为’’方亭’’）
方亭到县文宣队后，我们去县城，常去看望他，有时还凭这种特殊关系蹭着看过县文宣队演出的《沙家浜》、《杜鹃山》等京剧。方亭在《杜鹃山》中，演的是’’毒蛇胆’’（剧中反派一号人物）。
他们已音讯杳然
往事如烟，改革开放后，方珅才一家落实了政策，重新返城了。再后来，九十年代中美关系冰融，据说方信祥夫妇在美国的亲戚（当初他们之所以被下乡，据说就是这种海外关系所致的），邀他们赴美定居，三个子女也携眷同去。从此以后，这一家人，从村里人们视线中消失了，从此音讯杳然。
——作者遥祝他们一切安好！
当年农村，像方珅才一样下乡的人多得去了，他们中有干部，有知识分子，有工人……1979年党拨乱反正后，他们多数又在农村消失了。他们因何而来，又因何而去，这些历史，农村人至今仍没有弄明白。
张明达、陆文标行状忆略
张明达、陆文标下乡时，各全家六口（夫妇俩+四个子女），子女最大的十岁左右，小的才二三岁。携全家下乡后，由于对农活是’’半路出家’’，体能和劳动技能往往不如正式农民，工分偏低，吃口又多，从而一家的生活得如何，大家可想而知。好在他们既为为国分忧而来，在清苦的生活中不忘工人阶级识大体顾大局本色，咬着牙，倒也一年年挺过来了。
1964年，农村实行封山育林，张明达、陆文标被派去巡山管山——村里看中的是他们对全村人生分，’’执法’’中能免受乡下人之间的情面干扰。两位人却不是这样理解，大概都有工人阶级的基因，对巡山管山认真负责，但对违规的''偷柴盗树''者都和颜悦色地讲理开导，久而久之，只要他们在巡山，谁也不敢到封山育林区偷柴偷树——倒不是不敢，主要是被他们的人格感动，不忍心使他们为难——几年下来，山上的树、柴就越来越丰茂……
那几年，张明达、陆文标在巡山路上踽踽独行的身影，站在山巅上四处瞭望的样子，数十年来一直留在过来人的印象中……
张明达是村党支部的支委，事事处处为村民模范带头。他们在本村没有祖屋，一直租住着别人的房子，但从来不以此为理由，向上级要半点照顾。张明达的高风亮节，还不止于此，在某一年’’双抢’’中，他还痛失次子，事后不曾向生产队提过任何善后赔偿或补偿的要求。
本文本不该重提此伤心事，但当年悲剧的主角，与笔者曾亲密相处，友情甚浓，音容笑貌至今难忘，故不忍心淡淡略过，借此文旧事重提——张国平，张明达次子，1962年随父下乡时七岁，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相貌英俊。上世纪七十年代大碶读高中时加入共青团，毕业后，回方家生产队务农，任电工，并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工作积极，是我的助手，与我相处甚密。1975年’’双抢’’，因用电操作失误，生命永远定格于十九岁。鸣呼，悲剧已过四十七年，再不提及，村人皆忘。本文略述此痛心事，以表对当年朋友之怀念和印证张明达境界格局之不一般……
陆文标下乡后，生活也十分艰难，但他人缘好，热心公众事业，是村剧团的粉丝之一，当年剧团演出《红灯记》，’’李玉和’’手中的道具红灯，是他自告奋勇做出来的——因为这盏灯，是剧情的核心，他用铅皮敲敲打打，反复修改，精益求精，足足化了几天时间，不取报酬……
我记得更清晰的，当年俞家生产队胡志良的家门口有一个’’练武’’场，场上有两对石杠铃，一对70斤，一对90斤，也是陆文标受青年们委托一锤一锤凿出来的——当年以胡志良为首的青年农民，业余时间以举石杠铃为乐，相互呈勇。我当年’’练武’’兴致挺高，甚至那付70斤的，练得单手也能擎起……君莫笑，自古懵懂青少年，哪个曾经不轻狂？——在此谢谢当年的陆文标！
当年村里的城市人，何止以上三家？从全国来看，则是千千万万……
写到这里，我脑海中自然而然跳出两个字：脊梁！对，共和国的脊梁。共和国在困难的时候，正是千千万万这样默默无闻的脊梁顶着，才渡过了难关。
写完了以上这些，我舒了一口气，用文字为当年下农村的城市人留些原汁原味的纪实，我心安矣。
修改于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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