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生问我：《孟子》中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是指“没有后代”，还是指“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他说他一开始也认为是按照传统公认的解释，应该是“没有后代”的意思，但是后来研究了一下，又偏向于是“没有后代”的意思。
我当即回答说：“还是应该以传统的解释'没有后代’为确，因为单单'无后’两个字，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表达'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的意思的。”
保险起见，我翻了清人焦循的《孟子正义》和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发现这两部古今《孟子》的代表性注本，都解释为“没有后代”，并未指出有不同的说法。
我又百度了一下，发现百度百科上列举了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该同学所谓的“自己研究了一下”，估计就是搜索的百度百科。）一种即传统的解释：没有后代。另外一种即是后出的新说，即解释为“没有尽后代的责任”，他的主要证据是《孟子·离娄（下）》中的一段：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进而推出：
如果“不孝无后为大”，那么这里五不孝中肯定有一条是“无后”，但是五不孝没有一条提及“没有后代”。……如果“为”翻译成“为了”表目的的话，原文就成了“为的就是没有后代”，明显不符合语意。
按：百度百科没有注明这种解释的出处，只说是“近现代的观点”，据知乎上网友检索，认为：“最早持这种观点的是一位叫李守力的先生在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１日发的一条博文。”并给出原文链接，不过我点进去的时候，发现该博文已被博主删除。根据当前普遍的学术规范，没有查到原始出处无疑是不严谨的，但考虑到古今两部《孟子》的代表注本都没有提到这种新说，则该说法应该是出自当代的某一位学者（至于具体是谁，在这里并不重要）。那么即使没有查到原始出处，却并不影响最终的判断。也即是说，研究方法虽然有些不严谨，但研究结果却不会丝毫受影响。
这位学者主要的论证方法，是“本书互证”，因为《孟子·离娄（上）》说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孟子·离娄（下）》又列举世俗所谓的无种不孝，其中并没有“无后（即没有后代）”这一条，所以“无后”不能解释为“没有后代”，而应该解释为“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
读书能够结合上下文、前后章，综合推理判断，当然值得赞赏。但是对于先秦古书——比如说先秦诸子的著作《论语》、《孟子》、《庄子》等，却不能轻易地前后结合去推理判断。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先秦诸子的著作，往往并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而很可能是某一个学派的集体著作的结晶。既然不是出于同一人之手，则有些地方前后互相矛盾，就是很正常的事了。把这些有可能前后互相矛盾的内容，先列出一个前提，默认它们必定前后一致，从而结合起来进行推理判断，如上面这位异说的作者所做的这样，往往是危险的。
二：即使像《孟子》这种大体可以认为是出自《孟子》一人之口的著作，因为是语录体，而同一个人说出的话，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听众，往往会互相抵牾。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地前后结合，得出的结论，往往也是危险的，不可靠的。
比如不少学者喜欢以《论语》证《论语》，这当然也是读《论语》的一种重要方法，但仍然要注意综合的推理判断，不可随意贯串解说。比如：
子曰：“君子不器”（2·12）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5·4）
不少学者将这两章贯串起来解说，因为君子不器，而这里说子贡是器，于是推出：子贡非君子。那么本章中孔子的意思并非明里的赞赏，而是暗地的贬损了。
这样解说，恐怕未必符合孔子原意。因为孔门诸多弟子，虽然称不上仁，但称之为君子，却是毫无问题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这两章结合起来，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来解释。
因为在不同的场合，出于不同的目的，同样一个人说的话语，可以有所不同。当孔子说“君子不器”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强调的是君子应该具备多方面的才能，而并非仅有某方面的用途。而当孔子说“女（汝），器也”这话的时候，他显然是想用比喻的方式来赞赏子贡是一个有用之器，栋梁之材，如此而已，并无深意。
可见，读《论语》，既要前后结合，也要注意分析不同语境背景，不应该处处都用严密的逻辑来比附，因为《论语》毕竟是记录孔子平时随性的话语，而非严谨的著述。
读《论语》如此，读《孟子》应该也是如此。当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他根据的可能是某种前人的说法，或者某部典籍上的记载。而当他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的时候，他列举的是与他同时代的世俗之人的说法。两者本来就可以并存，未必一定只能“是此非彼”。
而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不管怎么说，单单“无后”两个字，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表达“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的意思的。而在孟子及孟子以前的典籍中，用“无后”表达“没有后代”的例子，却可以找出很多。（比如《孟子》中孟子引用孔子的那句著名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当前有不少初学者，和一部分老学者，动不动就要颠覆传统相沿已久的成说，然后提出自己千奇百怪的异说，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高明之处。而一些不明就里的普通读者，也以掌握到此种异说而沾沾自喜，作为友朋间相互炫耀的谈资。而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新说”，往往就是类似把“无后”解释为“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这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抓住一点不顾其余的、似是而非的观点。
有鉴于此，我想引用钱穆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收结：
从来解说《论语》者多矣，几于每字、每句、每章必有异说。每有异说，亦多在两三说以上。惟学者治异说，切戒有好异心，切戒有好胜心。贵能平心静气，以实事求是之心读之。每得一异说，于文理文气上孰当孰否？于考据训诂上孰得孰失？于义理阐发上孰精孰粗？贵能细心寻求。（钱穆：《孔子诞辰劝人读〈论语〉并及〈论语〉之读法》，见《孔子与〈论语〉》，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作者简介：
吴伯雄，福建莆田人，复旦大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工作以来，时勤时堕。前年颇知发奋，先后著《论语择善》，编《四库全书总目选》，点校《宋史翼》。教研之余，颇事笔墨。然外表沉潜宁静，内心张狂躁动。近来性情一变，作别青灯，抛却古卷，转玩公众号，专以文艺创作为事。露才扬己，任取笑于通人；掀天揭地，是快意于吾心。管他儒林文苑，过我诗酒生活。近作一诗，颇示己志，录之于下，以飨知者。诗曰：
也曾静默慕沉潜，
少年头角时峥嵘。
板凳难坐十年冷，
初心不使一尘蒙。
可能骏马作喑马？
到底书生是狂生。
文章著成宣天下，
记取莆阳吴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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