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现在传世最早的版本是嘉靖年间出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清代初期毛纶、毛宗岗父子对明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删减和修改，成为如今最通行的版本。
《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先河。演义是小说体裁中的一种。《辞海》解释：演义“谓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明代学者蒋大器说：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义”是《三国演义》的思想精髓和灵魂。《三国演义》全书120回，含有“义”的标题就有：“宴桃园豪杰三结义”（第1回），“勤王室马腾举义”（第10回），“会古城主臣聚义”（第28回），“关云长义释曹操”（第50回），“关云长义释黄汉升”（第53回），“张翼德义释严颜”（第63回），“诸葛诞义讨司马昭”（第111回），“义”起领全篇，又贯穿全篇，成为全书的文眼。
《三国演义》塑造了许多有勇有谋、忠肝义胆的忠义英雄形象，其中最深入人心、影响力最大的便是被中华文化尊为武圣人的关公。
关公是《三国演义》重笔刻画的“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忠义精神的代表和化身。清代文学评论家毛宗岗说，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亮为智绝，曹操为奸绝，关公则为义绝，即三国演义里最符合春秋义理，义薄云天、义重如山的人。
《三国演义》刚开篇，关公在自我介绍时说，在家乡仗义除恶霸，因此逃难江湖，体现了关公心怀怜悯，见义勇为的人物性格。关公与刘备、张飞一见如故、志趣相投，在“桃园结义”誓词中，三人誓约“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表明刘关张三人的桃园结义，不仅有兄弟情义，还有心系百姓、舍身报国的春秋大义，家国之义。
关公被困土山，张辽以三事相劝，关公土山约三事，也是饱含忠义之心：降汉不降曹，是对汉室朝廷的忠义；养赡二位嫂嫂，是对受托之重的忠义；“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是对刘备誓以共死的忠义。
关公身陷曹营，曹操百般拉拢，关公不为所动，“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当得知刘备下落，毅然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追寻刘备而去。曹操慨叹说：“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
关公立下军令状，在华容道拦截曹操，曹操以旧日恩待之情，苦苦哀告，关公义重如山，心中不忍，义释曹操。后人诗赞曰：“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功名”。
还有诸如：夜读春秋，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的礼义、智义；践行承诺，于万军阵中斩颜良、诛文丑的勇义、信义；战长沙时，不斩马失前蹄的黄忠的仁义、侠义；北伐襄樊，志兴汉室，捐躯赴国难的耿耿精忠大义……
关公的“义”是全方位的“义”，是春秋大义思想的完美及忠实实践者，真正做到了“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正其义不谋其利”（《汉书·董仲舒传》），“大丈夫重义如泰山，轻利如鸿毛”（傅玄《傅子》）等传统“义”德思想的精华及神髓。
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义绝”关公的文学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对于教化民众崇德重义、扬善止恶，起到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国学大师钱穆在《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中说：“《演义》中描写关公忠义恳切，乃成为此下六七百年来，中国社会最受崇拜之第一武圣人。中国小说在中国文化中之影响力量，据此可见，以关圣之故事言之，桃园三结义，以朋友之爱化为兄弟之爱，君臣之爱。后天之人伦，更深过先天之天伦。先斩颜良文丑，已可报封侯赠金之恩。而犹有华容道放行一节，其对曹操之仁至义尽，此在处朋友君臣两伦上，更可谓曲尽其谊。只此一颗心，而千古人生大道主要即已在此。此六七百年来，谁不读《三国演义》，又谁不崇拜武圣关公？”
-本文刊载于《香港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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