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信仰能够跨越千年、楷模百代、世代相传、深入人心，与其忠义神勇、绝伦逸群的人格魅力密切相关。
忠义形象是关公信仰最普遍、最广为尊奉的道德品格。《三国志·关羽传》写关羽的忠心耿耿，“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建安五年（200年），关羽为保刘备妻小，折节进入曹营。曹操为笼络关羽，厚加礼遇。关羽不为所动。曹操察关羽心神无久留之意，让张辽探问，关羽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关羽得知刘备下落后，关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奔先主于袁军。
关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毅然回到刘备身边的行为，被后人视作忠义的榜样。《晋书·慕容德载记》中记载，被劝降的赵思引用关羽为例，作为自己不能背叛的理由：“思曰：‘昔关羽见重曹公，犹不忘先主之恩。思虽刑余贱隶，荷国宠灵，犬马有心，而况人乎！乞还就上，以明微节。’”
北宋丞相张商英在《咏辞曹事》诗中称赞关公：“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釯。月缺白易满，剑折尚带霜。势利寻常事，难屈志士肠。男儿有死节，可杀不可量。”
元朝程元卿诗赞道：“将军气作汉长城，此身肯与贼俱生？一时成败风云散，千古精诚日月明。”
关公忠义耿耿的人格力量，让后世人为之动容，顶礼膜拜。也让后人效仿关公，在名利、富贵、劫难面前，保持铁骨铮铮的气节。
《三国演义》成书后，民间对关公的崇拜开始出现狂热的倾向。由于罗贯中集大成的塑造，使得史书《三国志》中关羽忠贯日月、义薄云天、万人之敌、威震华夏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偶像。
关公的忠义精神成为传统社会评判人的忠奸善恶的道德规范。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廛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
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谏官杨涟不畏强权，挺身而出，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诬入狱，历经拷打。监房中，杨涟写下血书。狱中看守将其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面，直到魏忠贤等阉党被诛之后，血书才得以公诸于世。血书云：“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但始终坚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慷慨赴死，舍生取义，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
在历史上，每当中华民族遭受各种危机时，关公的忠义精神就成为英烈们奋勇抗战，抵御外侮的精神动力之一。
宋代碑记多有记载称，宋代时人常用关羽事迹，以鼓舞士气人心。如“事汉昭烈，誓同生死，守荆州九年，贼畏之如虎”，“讨樊之举，鼓忠义之气，破奸雄之胆，可不谓不壮”，以及“于禁出降，庞德就缚，许下议迁，中原响应，嘘死灰于复燃，续坠绪于将绝，汉事将成矣”。并称“神之义勇，充塞宇宙，今至亦有生气，遂使鲸浸之南，龙朔之北，旃卉之俗，咸知敬事云长，天马恍惚见之，此岂区区祸福而能若是耶。”
关公的忠义精神，成为宋元明清以来，历代王朝及民间重点标立的英雄榜样。对激励后人舍身报国、抵抗外侮、保持民族气节和尊严，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抗战时期，关公的忠义精神可谓是一种信念，支撑着无数忠义壮士在战场上顽强抗战、杀身成仁。于右任所题的楹联中说：“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关公已经成为代表国家民族英雄的典型符号，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象征。
关公的忠义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凝聚力的体现，正是这种忠义精神的引领下产生的凝聚力，能够激励全社会成员为国家、为民族的崛起兴盛，而求同存异，团结一心，共创辉煌。
在当今社会的和平时期，忠义精神也有其新的解读：忠义精神，对于军人，忠义的精髓是守卫国土；对于法官，忠义的精髓是公正决断；对于警察，忠义的精髓是维护正义；对于医生，忠义的精神是妙手仁心；对于教师，忠义的精髓是育人成材；对于工人，忠义的精髓是制造优质产品；对于农民，忠义的精髓是提供优质农产品；对于科技工作者，忠义的精髓是创新研发造福社群的科技产品、理论及技术；对于企业家、商人，忠义的精髓是诚信经营、维护良好的市场供求环境；对于文化学者、文艺工作者，忠义的精髓是创作传播正能量的作品，让更多人的人接受和学习传统美德，让清风正气充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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