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民无信则不立，商无信则不兴，国无信则不威”。诚信是处事之本，是立业之基。《韩非子》说：“小信诚，则大信立”。诚信不仅代表着个人的修养和品格，也代表着全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
东汉光武帝时期，游侠郭解有一玄孙名叫郭伋，为官清廉正直，为人诚实守信，深受百姓爱戴，素有贤良美名。郭伋任并州牧时，曾经到下属处巡视，到达西河郡美稷县（故城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之北），有数百名儿童，各自骑竹马，在道旁依次拜迎。
郭伋问：“孩子们为什么远道而来？”孩子们回答说：“听说使君来到，很高兴，所以来欢迎。”郭伋辞让致谢。等到事情办完，孩子们又送到城郭外，问：“使君哪一天能回来？”郭伋叫随从计算日程，告诉了他们。郭伋巡视回来，比原定日期早一天。郭伋怕失信于孩子们，于是在野外亭中歇宿，等到预定时期才进城。
郭伋不失信于儿童，为后人树立了言而有信的道德榜样。光武帝赞其德行“信之至矣”。
古往今来，讲诚信，重承诺，守信用，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准则。诚信不仅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和品质，也是一种外在的形象和声誉。
从字面意义上看，“诚”与“信”是两个不同的名词，具有不同的内涵。“诚”是真实无妄的本然之道，即内心的坦荡真诚、无私无邪。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
“诚”是天道，是人从内心出发，真心实意、清白实在、心口如一。“信”是人道，是人守信用，重然诺的行为表现。《说文解字》说：“人言为信”，程颐说：“以实之谓信。”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诚”看的是内心，“信”看的是行为。内诚于心，外行于信。“诚”与“信”因而具有了同义等值的概念，诚即是信，信即是诚。许慎在《说文解字》解释说：“诚，信也。”“信，诚也。”“诚”与“信”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内外兼修，诚实守信的特定词汇。
《管子·枢言》云：“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讲诚信，是中国人行为处事的枢纽、关键。所以，从古至今，中国人都非常重视诚信的品格，推崇诚信的美德。
东汉名将关公是中华传统文化“诚信”美德的代表和典范。史书《三国志》记载，关公自幽州涿郡与刘备、张飞聚义，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建安五年，关公为保全刘备妻子，进了曹营。曹操想要拉拢关公，厚礼相待，关公不为所动，关公对张辽言道：“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官渡之战，东郡太守刘延被袁绍大将颜良困于白马，曹军危急。关公见状，策马刺颜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袁绍诸将无法阻挡，遂解了白马之围。关公践行了当日对曹操的承诺。当得悉刘备下落后，关公毅然挂印封金，拜书辞曹，投奔刘备而去。
一诺千金、诚实守信，是关公高尚人格中的重要闪光点，也是关公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中华儿女普遍尊崇和爱戴的精神品质之一。
《关圣全书》有则故事：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有位秦商因经营不善，欠正姓商人纹银三百两，一时归还不上。秦商素敬关帝，为表诚意，事先写好欠条，放于关帝庙顶板上。第二天约来债主，在关帝像前立誓说：“誓必还钱，但请宽限些时日”，债主见其语出至诚，便同意了。若干天后，秦商又约债主来关帝庙，在关帝像前，还清了所欠银两及利息。恰在此时，一阵风吹过，一张纸条从顶板飘落下来，债主打开一看，正是秦商昔日所写欠条。债主感动地说：“秦商真信士也。”并主动要求，跟秦商结为了生死之交。
诚信是一个人立身处世、建功立业的信誉基础和品质保证。一个人只有诚实守信、童叟无欺、信守诺言、言行相符、表里如一，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从而为个人的发展积累广泛的人脉和品牌。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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