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我就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都快两岁了，还不会走路。父亲抱我的时候，总是先得小心翼翼扶着小脑袋，不然，身体一起，那个小脑袋就会马上耷拉下去。
听母亲说，从一生下来，我的全身就像是一帧软和的面团刚刚擀出来的软面条儿，大人总要小心翼翼的张开两只手掌托着，就像是用两只手掌托着软面条，转身或是走动的时候，还要加上整个手臂和身体的托档，生怕会断了，掉下一截儿来……
我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也许是我此生与“面条”结缘的开始吧。可想而知幼小的我必然是大夫的常客，每次中医都会说我这是“先天不足”的缘故 。听母亲讲，原来她怀我的时候家里常常没有吃的，有时候甚至三两天都是冷锅冷灶，处于断炊的状态。那时还是战乱频发，新、旧政权交替的岁月，一个小小城镇的小手工业者家庭（爷爷是靠裁缝手艺帮人缝补做衣服养家为生的），在那动荡的岁月里，缝缝补补的活计不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想，在战乱的岁月里，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除了担惊受怕，每日里在饥肠辘辘的生存线上挣扎，更鲜有谁家做什么新衣服了。到时局稍稍稳定下来，父亲却因为历史的原因不得不离开了我们。
那年，我刚四岁多点，临别的时候，父亲依然是那样小心翼翼的抱着我，我也似乎看到了他眼中不舍的泪，只听他喃喃的对母亲说：唉，这孩子不知道能不能长大？在生活的艰难与无奈当中，母亲只好先把弟弟、妹妹寄养到姥姥家，开始独自带着总是病病歪歪的我。还好，在街邻、政府的帮助下，母亲终于有了一个到学校代课的临时工作，我们娘俩的生活才算暂时安定下来。但是困苦依旧持续，虽然母亲三天两头的带我看医生，可这身体却总也不见好转。记忆里，我总是在噩梦缠绕的半夜里用高烧中的胡话把母亲惊醒，然后就是趴在她的背上匆匆地赶往医院，等打了针，渐渐退烧的我又昏昏沉沉的睡过去时，天将黎明，好强的母亲又要提前赶往她代课的学校，把我一个人留在那个只能铺下一张床的简陋的出租屋里。
或许是已经习惯了孤单，每当醒来的时候，我总会自己穿好母亲放在枕边的衣服，慢慢地爬下床，透过门缝看那外边的世界和天空。这个时候，我是不会着急的，因为我知道，母亲下了班就会及时赶回来，还会拿出那块小面板放在床上，很快的揉好面，再赶出薄薄细细的面条儿，很快的，一碗飘散着葱花，麻油香味，软软糯糯的汤面条就从门外的小煤炉上端到我面前的小板凳上，有时，母亲还会再向汤面里滴上几滴醋，说是有利于退烧，然后，倚在床头的被子上，看着我香香甜甜的把面条吃下去……每每这个时刻，我慢慢的吃上一口，就会抬起头来看母亲一眼。有时候，还会先盛上满满一勺面条和葱花，再把汤勺高高的举起，送到母亲的嘴边，要她一定要先尝上一口，看到母亲在这个时刻显露的少许轻松和幸福的样子，我也会傻傻的笑了起来，然后才趴在板凳上把那碗香甜的汤面条儿一扫而光。
也许是发烧的日子太多了，记得直到开始读书的年龄，我还经常约有一半发烧请假的记录。这样周而复始，夜半的高烧，早上的退烧，然后是中午那香香鲜鲜的汤面条儿，这样的过程也就成了习惯。大约到七、八岁吧，那时好像什么吃的都很少，听说是因为自然灾害的缘故。亏的是我发烧的几率已经较前少得多了，却又患上了胃疼和胃痉挛的毛病。
那时，我和母亲已经搬到郑州的姥姥家，在她老人家住的大杂院里租了一间房，和弟弟、妹妹住在了一起。母亲也已由街道办事处介绍给安排了工作，成了教育系统一名小学教师。母亲一如既往的非常敬业，每天如以前一样忙碌着教学，一边带着她钟爱的学生们，一边带着我们兄妹三个一起成长。
有段日子，记得每到放学，我和同学们就会把书包掏空（把书本放在课桌的斗斗里），然后相约一起去古城墙外捋树叶子。我身子弱，爬不上树，同学们总是让我在树下捡拾捋掉的树叶。当每个人都能装满一书包树叶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回家。那时，好像同学家里的晚餐都是水煮树叶子。好一点的，大人会搅进一点面糊糊，不过那汤水也总能照得见人影。吃饭的时候，弟弟妹妹总是不吭不响的端着碗起劲的嚼咽着那能刷痛喉咙的老树叶子，还记得看见弟弟把总也嚼不烂的叶子伸着脖子咽下去。
我呢，因为总是胃疼，常常也只能是多喝点汤水充饥而已。平时坚强、刚毅的母亲明显的消瘦了。每当我深夜胃疼、吐酸以至睡不着的时候，总能听到母亲那压抑着的咳嗽声，看到母亲在那昏暗的煤油灯影下，一边批改着学生的作业，一边一口接一口地喝着开水。
那时还懵懵懂懂的我，只是呆呆的看着母亲映在墙壁上那清癯的身影……我真的是不懂事啊！
在某一天早晨，胃疼了一夜，已经变得迷迷糊糊的我，再也不愿意喝那昨夜晚用槐树叶子熬得剩汤水了，就在早晨那紧张的要上学的时间，不顾一切的紧紧抱住母亲的腿，喊着：“妈妈，我饿！”
刹那间，我们四周的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一切也似乎变得寂静无声，弟弟妹妹也惊呆了一样望着我和母亲……
感觉过了好久…好久…，应该是一滴滴暖乎乎的热泪滴在我的脖颈上，突然之间，我就松开了紧抱着母亲的双手，心头的酸楚再也忍耐不住喉头的哽咽，眼眶中的泪流止不住奔涌而出，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母亲慢慢的蹲下身来，紧紧的抱着我……母亲的热泪不停地流淌到我的脸颊上，和我的眼泪混合在了一起……弟妹也已经紧紧地依偎在母亲身旁，那会儿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们……
那天中午，我们一家真的又吃到久违了的母亲亲手做的又香又鲜的汤面条儿，当香香的葱花油的香味飘散在我们的小屋里时，年龄最小的弟弟说：妈，要是咱家每天都有面条吃那该多好啊……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母亲和我们商议，她向学生的家长借了架子车，能不能和她一起去郊区拉煤土？（平时烧煤炉和煤时用的粘土）毕竟我们都是城里长大的孩子，听说是到野外去，大家当然都愿意了，母亲包上几个菜窝头，让我们兄妹坐在架子车上，就拉着我们高高兴兴的出发了。大概是母亲都打听好了的，到了地方，一点点的挖土，一点点的装车，可总听到母亲不停地咳嗽声，还时时气喘吁吁的样子，我和妹妹大一点，就坚持不让母亲再挖土了，让她坐在旁边看着我们来挖，记得我还唱着当时流行的歌词：“深挖土地三尺三，明年粮食堆上天”表示我们都不累的样子，逗母亲笑上一笑。
等装好车，往回走的时候，我和妹妹都坚持不再坐车，一边一个的帮着母亲用力的推车前进，那看似不是很满的一车土，变得好重好重哦！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家。
我和妹妹擦擦额头上的汗，听弟弟在叫妈妈，赶快抬头看母亲……母亲这时一脸的大汗珠子，我赶紧了拉一张椅子扶着母亲坐下。就听得母亲一阵剧烈的咳嗽，接着就一下咳出一口鲜红的血来…弟弟看到母亲咳出的鲜血，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时母亲被妹妹用毛巾擦过汗的脸色也由潮红转至煞白，而我的心也不由得被突然揪到了嗓子眼，赶紧跑到后院去喊姥姥… …
姥爷和姥姥跟着我跑了过来，一边小声嘟囔的骂着父亲的名字，一边张罗着我们一起拉车送母亲到就近的医院里去。医院里好几个大夫都认得母亲，大家七手八脚的忙碌着检查，打针，并告诉姥姥，母亲患上了痨病（肺结核）并且是严重的营养不良。打完针，母亲感觉好些了，坚持要回家，说不能耽误明天周一的课。
说到母亲的敬业，她不仅是我们这里远近闻名的优秀教师，在她几十年的教学生涯里，直到六十三岁从岗位上退下来，竟然从来没有请过一次病、事假！！！这也是在她退休以后学校领导讲话时提到时我才知道的，真的很惊讶！！！
大夫也好无奈，只再三的百般叮嘱我们，请孙老师回家一定要按时吃药，并每天抽空到医院来打针。那个时刻，我们兄妹三个好像一下子才长大了。在和妹妹、弟弟一同忙着端水喂药的同时，我们最想要做的就是为母亲也做一碗香喷喷的面条儿……
尔后，母亲一边坚持工作一边治疗，几个月以后，母亲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了。在这期间，我们兄妹三个也把家务分了工，尤其是先后都学会了像母亲一样做那好吃的面条儿。从此，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会做上一锅面条儿，每次都先给母亲盛上一碗，不管她是在忙着批改作业或是做什么，都要看着她笑呵呵的先吃了……
岁月荏苒，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生活似乎也慢慢地好了起来。到上了初中，我的体质也渐渐有了好转，由于品学兼优，还被评上了助学金。然后是文革开始，上山下乡，我和妹妹一起被分到了河南信阳的罗山县莽张公社，那里属于盛产稻米的大别山区。
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十多岁的我们第一次离开家，离开了母亲，年底，我和妹妹响应号召留在那遥远的乡村过“革命化的春节”。在我们插队的小村庄（村名刘小湾），有大约二十来户人家。在春节前一次打糍粑的偶然闲谈中，湾里的大爷大妈们知道我们兄妹俩会做面，显得都有些惊喜，纷纷约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帮着做面条和饺子。真是没有想到，这打小跟着母亲学会了的一点家常饭，在这鱼米之乡的淮南大别山乡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就这样，我们兄妹俩个，轮流帮着各家和面包饺子，擀面下面条，竟然一直从年前忙到正月十六。这一切，我都写信告诉了母亲，让她放心，同时也为我们感到自豪和高兴。
后来，随着知青返城，文革结束，父亲也回了家。我因工作的缘故，常常接触到各地更多的美食，小吃和异彩纷呈的各种美味，但回想起来，还是儿时母亲的那碗面条儿，显得格外汤鲜味美，至今，仍然在梦里口有余香…… 这也许就是美丽、 慈爱的母亲留给我的终生最为难忘的味道，就这样永远滋养着我的身心和人生……
二零一四年元月于郑州
作者简介：
姓 名：孙亚平（笔名，金犁，诗意人生）郑州市人，现为郑州市退休干部，历有多篇散文，诗歌作品发表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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