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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作宋为皇室后裔，仕元后“官从一品，荣际五朝”。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社会地位，使他成为一个名满四海的明星式的人物，而他卓著的书画成就和对后人的爱护与提携，更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一代宗师。为此，赵孟頫艺术实践和理论见解就自然而然地为整个文化界所认同，成为元初以及整个元代开启一代画风的领袖人物。
作为一位变革转型时期承前启后的大家，赵孟頫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的成就为前人所不及：一、他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二、他提出以“云山为师”的口号，强调了画家的写实基本功与实践技巧，克服“墨戏”的陋习。三、他提出“书画本来同”的口号，以书法入画，使绘画的文人气质更为浓烈，韵味变化增强。四、他提出“不假丹青笔，何以写远愁”的口号，以画寄意，使绘画的内在功能得到深化，涵盖更为广泛。五、他在人物、山水、花鸟、马兽诸画科皆有成就，画艺全面，并有创新。六、他的绘画兼有诗、书、印之美，相得益彰。七、他在南北一统、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下，吸收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维持并延续了其发展。八、他能团结包括高克恭、康里子山等在内的少数民族美术家，共同繁荣中华文化。
明人王世贞曾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这句话基本上客观地道出了赵孟頫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无论是研究中国绘画史，还是研究中国文人画史，赵孟頫都是一个不可绕开的关键人物。如果说元以前的文人画运动主要表现为舆论上的准备，元以后的文人画运动以其成功的实践逐步取代正规画而演为画坛的主流。那么，引发这种变化的巨擘就是赵孟頫。
赵孟頫虽然身为宋皇族苗裔，但赵宋王朝的灭亡对他的打击并不十分沉重。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年纪尚轻，承蒙的皇恩有限；或是凭他的学识，看到祖宗江山寿限已尽，亡是必然。为此他没有进行任何抗争，相反，在内心深处，似乎还期望能得到新王朝的启用，以实现母亲所叮嘱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事情也果真如丘氏所预见的，至元二十二年，元政府派行台御史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遗逸”，征召道赵孟頫时，他欣然应命，以欢快的心情北上大都，开始了在新朝中的仕宦生涯，时年33岁。赵孟頫是抱着将自己所学“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的愿望出仕元廷的，可他太天真了，事情远远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
赵孟頫仕元后，得到世祖及后来几朝皇帝的厚爱，他也恪尽职守，协助朝廷推行仁政，铲除暴虐，举荐贤良，撰修国史。为元朝政权的巩固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得到了不断的晋升。三十多年间，获得了“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官从一品，推恩三代的隆遇殊荣，堪称风光一世。但就在这令人羡慕的荣耀下，赵孟頫的内心深处却有难以言说的精神苦痛。这苦痛来自两方面，一是作为汉人在从政过程中所受到的猜忌、排挤与压制；而是作为宋宗室王孙出仕元廷后遭到了社会舆论的非议与责难。前者使赵孟頫有志难抒，有才难展，虽然官居一品，但在蒙古贵族官吏的打压下，处处受到掣肘，最终不过是没有实权的“文学侍从之臣”而已。后者则承受着降志辱身、大节有亏的道德压力。
赵孟頫自己也很清楚，他的背宋仕元这一人生举措，是不会得到世人的原谅的，惟有自己在书画上所投入的虔诚，尚可供后人评鉴把玩。
赵孟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士人阶层的优点和弱点、矛盾与局限。从他青少年时尊从母命，发奋读书，出仕后屡遭猜忌排挤而忍气吞声，委屈求全，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秉性柔顺的儒雅文人；从他力推仁政、举荐贤良、广交文友、栽培后学，以及面对非议而能自责自疚来看，又是一个心地善良、仁和宽厚的谦谦君子。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艺术观念和审美追求。为此对他的评说，既不能因为其人生道路的抉择而废其艺，也不能由其艺术成就而对其仕元问题寻找托词而溢加溢美，还是应该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其人其艺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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