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1年叛乱（或者农民起义、大叛乱、泰勒叛乱云云）说到底是一个关于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关系的故事。严重的社会不公催生了一场大规模民众运动；粗鲁的小民勇敢地与领主对峙，且差一点就要取得胜利；离经叛道的神父根据发自内心的想法布道，而不是照本宣科地朗读祈祷书；头戴皇冠的男孩赢得脆弱的胜利；敌对双方都表现出了英雄主义的事迹，都表露出可鄙的傲慢，也都兼有人性和残酷的一面；这场针对根本性社会不公而发起的短暂而精彩的抗议虽然失败了，却给五百年后的诗人提供了灵感；这一切透过许多个世纪的时空至今仍向我们传唱。”
缘起：黑死病、最高工资和纳税
“因为许多人，尤其是工匠和仆人，在近期死于瘟疫，”御旨这样写道，“主人严重缺少仆人，陷入窘境，所以很多仆人所要过高的薪酬。”换句话说，黑死病的幸存者可能一夜致富。黑死病爆发之前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买方市场，英格兰下层阶级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找到工作，而如今他们突然掌握了定价的主动权。
“政府的回应是1351年议会通过的《劳工法》。《劳工法》为各行各业的工人制定了固定的最高日薪标准，人为地将工资压制在较低水平。……每一种劳工和匠人都被禁止所要高于黑死病爆发之前标准的薪金；如果他们'拒绝为要求他们服务的主顾服务’，就触犯了法律，这意味着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必须根据领主的要求进行劳动。”
1363年的议会颁布了二十五年前发布的旨在厉行节约的法律，试图维护阶级壁垒。该法律规定，只有贵族、绅士和商人可以穿皮毛服装和时髦的尖头鞋（法律规定贵族的鞋的尖端长度可达到24英寸，绅士不得超过12英寸，商人不得超过6.5英寸）。法律还规定下层阶级只能食用最基本的食物。
《劳工法》激起了底层和“小民”对上层的强烈不满，而新的纳税又给“小民”们带来了更大负担。而在丧失阶级跃迁的可能性的同时，国王和贵族们却一再把战争的负担转移到底层的肩膀上。国王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对法国的连年征战，要求社会各个阶层不断地纳税供给军需，国王连续召开了两次议会要求纳税，然后，短短几个月，国王再一次要求全国纳税。
平民的怒火终于被点燃了，他们拒绝缴纳税款。贵族“命令贝克及其伙伴代表弗宾村'勤勉地调查（逃税一事）’，给出答案并缴纳税金缺额”，贝克的伙伴们“答道自己不会缴纳分文”。
将军与先知
“约翰·鲍尔是一名布道者、诗人，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和天生的暴民煽动者。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为英格兰东南部的教会、世俗政府和平民所熟知。他原本是约克的神父，因为在该地区的诸多教堂公墓与公共场所宣讲异端思想、抨击社会不平等并谴责正统教会的腐败与强者对弱者的暴政行径而三次被坎特伯雷大主教下令监禁。他的哲学是对中世纪正统思想的公然反抗”
“鲍尔的宣讲主题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韵文谚语：
杀人特许令
一方面由于善战的几位伯爵都在远处与法国的战斗中无法脱身，一方面由于刚刚起兵的平民叛军势头正劲，一时间，叛军竟然长驱直入伦敦城而未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他们真的让高高在上远在天边的国王理查二世不得不与自己面对面谈判。
理查二世对叛军要求之明晰即便内心深感惊讶，也不能在表面上暴露出来，因为他面对叛军的目的不是和谈，而是调虎离山和拖延。“理查二世命令部下向众人宣布，他会保障他们要求的自由，并用盖有玉玺的特许状作为担保。”如果国王就此结束自己的讲话，可能一场暴乱就和平结束了，但理查二世却不知为何，向这场暴乱的火焰中，浇了一桶油：
在这份叛军提供的叛国黑名单上，赫然出现了理查二世的老师大主教萨德伯里的名字。伦敦塔内的驻守者绝望了，他们知道：
“换言之，理查二世几乎授予叛军以全权，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谋杀变成合法处决；暴力袭击变成了合法的处罚；犯上作乱变成了执法行动。暴民们举着血淋淋的人头奔向威斯敏斯特……悬挂在伦敦桥大门上方的首级是叛军对伦敦城和王国政府的羞辱，它们明明白白地宣示如今叛军就是法律。”
（叛军冲入伦敦塔杀死大主教萨德伯里）
“根本不配生存”
“形势正在逆转。理查二世也在改变心意。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军队和司法力量的有力支持，于是他下定决心向叛军复仇。此时的他再也不是在史密斯菲尔德引领平民、允许他们安然回家的那个善良温和的男孩。他性格中的另一面暴露了出来：残酷和强迫症一般的睚眦必报。”
“哦！你们这些可鄙的家伙，无论是在陆上还是海上都值得憎恶，根本不配生存，竟敢要求与贵族平起平坐。……把国王的话传给你们的同伙。你们是农奴，将来永远是农奴；你们将永远被束缚，将来我不会用从前的待遇对待你们，而是会比先前不知严酷多少倍……我将永远奴役你们，让你们做牛做马，以警后世；让现在和将来像你们这样的人永世为你们现在所受的折磨警醒，让他们有理由咒骂你们，让他们不敢像你们一样作奸犯科。”
创伤后遗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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