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和伊斯兰哲学对拉丁西方的影响（下）

就是这么慢，前一篇还是2020年写的。

海德格尔也是热衷研究形而上学的一位哲学家。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我喜欢形而上学，因为它又思辨又安静，像是大脑无聊时吃的的爆米花。

6. 形而上学

中世纪拉丁形而上学的两个最重要的阿拉伯来源是阿维森纳的哲学合集《论治愈》（ash Shifâ'）中的形而上学部分（Ilâhiyyât），这里被称为他的形而上学（Hasse/Bertolacci 2012）和阿维罗伊的《形而上学的长篇评注》（Bertolacci 2009）。阿维森纳的论文将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完全系统的学科，并结合了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的传统。阿维罗伊的评论被证明是理解亚里士多德文本不可或缺的工具，并为阿维森纳在几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提供了另外一种看法。另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文本是《关于纯粹的善的论文》（Kalâm fîmahd al-khayr，Liber de pura bonitate），在拉丁语中也被称为《原因之书》（Liber de causis）。

这篇论文的匿名阿拉伯作者从一神教、神创论和普罗提尼安的角度重新排版普罗克洛斯（Proclus）的《神学要素》中的段落，并将其与普罗提尼安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相结合。1255年，这本书的拉丁文本与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一起成为巴黎文学院必修课程的一部分，这样做的结果是《原因之书》获得了许多评论和非凡的传播，出现了237多份手抄书（Taylor 1983）。长期以来，《原因之书》被认为是一本亚里士多德真正的作品。1268年，当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将普罗克洛斯的《神学要素》翻译成拉丁文时，托马斯·阿奎那依然认为普罗克洛斯是该文本的主要来源。然而，《原因之书》仍然很受欢迎。从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至少有27篇评注证明了它的影响力（d'Ancona Costa 1995，195–258；Fidora/Niederberger 2001，205–247）。

6. 1 形而上学的主题

众所周知，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在形而上学的主题上存在分歧。阿维森纳在《形而上学》的前两章中认为，没有任何科学能够展示其适当研究主题的存在，因此，已经被形而上学证明了存在的上帝，是不可能被形而上学展示而作为它的主题的。形而上学的主题（mawdû'，subectum）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形而上学中追求的（matlûb，quaesitum）主题是无条件伴随存在的东西：比如存在的原因，其中上帝是第一因。阿维罗伊则反驳说，第一原则的存在不能在形而上学中得到证明，因为这样的证明只能从上帝的作用开始，尤其是从运动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物理学才能证明上帝存在。形而上学的主题是各种可分离的存在，其中包括上帝，正如阿维罗伊在《关于物理学的长篇评注》（ch.I.83）中所说，但在其他著作中，他将这一功能赋予了作为存在的存在；见Bertolacci，2007年）。

大多数学者作家倾向于阿维森纳的立场，而不是阿维罗伊的立场，但在这种主流立场中，对上帝与形而上学主题的关系也存在分歧。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 ）为阿维森纳辩护，反对阿维罗伊对于阿维森纳的批判。作为存在的存在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尽管人们也研究存在的分支和偶然性（被动），这其中包括上帝和其他独立的神圣存在（Metaph.I.2，Phys.I.3.18）。托马斯·阿奎那的立场也受到阿维森纳的影响：形而上学的主题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共同存在（ens commune）），而上帝是这门科学的主题，因为他是所有存在的原因（在Metaph.，prooem。）。但是，在阿维森纳的观点之外，托马斯认为上帝也是另一门科学的适当主题，这门科学的原则是由神启所揭示，这就是：神学（Summa theol.Ia q.1）。

在这个问题上，拉丁西方有三个主要的观点（Zimmermann 1998）：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把上帝作为形而上学的主题，只因为它是这个学科存在的原因；第二种观点的持论者，包括罗杰·培根和吉尔斯（Giles of Rome），认为上帝是形而上学的几个主题之一；第三种观点认为上帝是形而上学的主题的一部分。这第三种观点主要是由亨利（Henry of Ghent ）（Pickavé，2007年）提出，并被许多其他作者采用，其中包括斯科特（Duns Scotus）。斯科特反对阿维森纳、埃弗罗斯和亨利的观点，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同意阿维森纳的观点，即作为存在的存在是形而上学的主题，但他将存在的概念解释为包括所有存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因此它是包括上帝。因此，存在的概念具有普遍性，因而它可以让上帝被纳入形而上学的主题（Zimmermann 1998，294–329）。

亚里士多德论知识的分类：理论的知识、创造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

6.2 基本概念

阿维森纳在《形而上学》的第一章第五节中认为，正如有首要的和不言自明的句子一样，也有基本的、先知的、不言自明的概念，这些概念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共通的：“存在的”、“物”、“必要的”。正是由于阿维森纳，作为原始认知（primum cognitum），即知识的首要对象，成为中世纪拉丁形而上学的中心话题。关于原始认知的问题得到各式各样的回答。对于图尔奈的吉伯特、博纳文图拉和根特的亨利来说，上帝就是原始认知（戈里斯，1999年），对于托马斯·阿奎那和斯科特来说，则是存在，对于穆斯堡的贝托尔德（Berthold of Moosburg）来说，则是善（bonum）。受阿维森纳影响的一个例子是托马斯·阿奎那。托马斯认为，无论是在论证的顺序上，还是在定义的顺序上，都不可能存在逻辑的无限倒退。这就是为什么有了第一个概念：“存在”。它是头脑最先获得的东西，且它是不受限制的普遍性。然而，对于托马斯来说，定义和论证的顺序并不在同一水平上。矛盾的原则（基础）建立在概念的基础上，因为它可以被简化为组成它的术语，其中“存在”是第一个术语（在Metaph.IV.6中；Aertsen 1996146-151）。

阿维森纳的第一概念理论是超验概念理论的重要来源，经院哲学家在13世纪发展起来，借鉴了亚里士多德、阿维森纳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传统（Aertsen 2008；Aertsen 2012；皮尼2012）。阿维森纳不仅为超验论的讨论留下了关于“存在”、“一”和“物”概念的具体解释，而且还留下了一个本体论上的普适性观点，即第一概念是最普适的，因为它们对一切事物都是有效的，而在认识论上，它们是首要的认知对象，因为它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不可能再分解为更原初的概念。

6.3 本质与存在、普遍性与个别性

阿拉伯起源的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学说之一是本质（mâhiyya，essentia）和存在（wujûd，ens）之间的区别，这是拉丁西方从阿维森纳的形而上学第一章第五节和第五章第1-2节中了解到的。这种区别在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它在阿拉伯、希伯来语和拉丁文化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中找到了追随者（Hasse/Bertolacci，2012年）。阿维森纳在几个形而上学的语境中使用了本质-存在的区别，即在讨论基本概念、普遍性和第一原因时谈到了本质-存在的区别。下面的讲解集中于讨论普遍性的上下文语境。阿维森纳的核心思想是区分普适的两个组成部分：本质和普遍性。用阿维森纳的例子（形而上学V.1）来说，“马性”（horseness）本身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特别的。只有自身与本质不同的存在，才会有普遍性或特殊性，这取决于“马性”是存在于头脑中，即普遍性，还是存在于外在世界中，即特定性。阿维森纳在他的一些著作中强调，只有在外部世界的几个物体中找到这样的本质的时候，才有普遍性的存在（Marmura 1979，49）。

托马斯·阿奎那在早期的《论存在与本质》（De ente et essentia IV）中就已经采用了阿维森纳的观点。本质可以被认为是存在于它本身，或者被认为与它的灵魂有关，或者在它的具体表现里。普遍性和个别性相比于本质而言只是一种偶然，本质本身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特殊性。托马斯·阿奎那采用了阿威罗伊的“本质的意外”的说法（Comm.magnum Metaph.IV.3）。根据托马斯的说法，普遍性是一种自然的共性（natura communis），它只存在于智力之中。从来源而言，个体只是本质根据数量维度个别化以后的产物；个体产生之后，它的个别性就来自于它的形式。在后来的著作中，托马斯发展了他的本质和存在的概念，他认为存在即是本质的实现。（Summa theol.Ia.q.3a.4）（Wippel 1990；布莱克1999）。

吉尔斯（Giles of Rome）是真正区分本质和存在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捍卫者。由于他在这两个概念中都使用了“物”（res）的术语去指代，所以他被批评将“存在”变成了一个事物，只有在另一个事物“存在”的情况下，它本身才存在，等等。这种批评来自于由西格（Siger of Brabant ）和戈弗雷（Godfrey of Fontaines）（Wippel 1982），但实际上它最初来自阿威罗伊，他在《长篇形而上学评注》（IV.3）中果断拒绝了阿维森纳的作出的这样的区分。

虽然一些作者采取了极端的立场，认为本质和存在之间的区别只存在于大脑之中，但亨利（Henry of Ghent）提出了一个改良版的阿维森纳理论。他区分本质本身和存在，即或者存在于头脑中或或者存在于外部世界。但他将一种特定的存在归因于本质本身（Quodlibet I，9和III，9）：本质的存在（“esse essentiae”），这是上帝作为本质之因而与本质之间的永恒联系。相反，esse essentiae是本质的实际存在。由此，亨利发展了一种理论，即本质是如何先于它们在头脑或世界中的实际存在而存在的，并在阿维森纳的形而上学I.5章节中对本质的“适当存在”（esse proprium）进行了简短而试探性的引用。

斯科特也受到了阿维森纳学派的启发，即斯科特所说的共同本性（natura common）本身既不是真正的普遍性，也不是真正的特殊性，只有当它作为智力的对象的时候它才是普遍的。但斯科特对个性化的描述有所不同：共同的本质之所以特殊，只是因为对象中有第二个“现实”，即个性化或互相约束的原理，后来的作者称之为此在（haeceitas，“thisness”）。两种“现实”，即自然和此在之间的区别不是真实的，而是形式的，因为尽管两者是不同的，但他们永远不会分开存在（序二，d.3，p.1，q.6）。

阿拉伯形而上学的影响，比这知名思想家偶尔对其的简短提及所暗示，要广泛得多。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的学说，特别是在形而上学、本质、存在的主题上，影响到许多作家，跨越了许多世纪，甚至一直延伸到十六世纪的耶稣会作家，如苯尼迪克斯（Benedictus Pereira）、皮德罗（Pedro da Fonseca）和弗兰西斯科（Francisco Suárez）（Leinsle 1985，ch.2）。

6.4 第一因和智力的流溢

阿维森纳认为第一原因是唯一必要存在的概念（wâjib al-wûjûd，necesse esse）和他的流溢理论的影响在12世纪就已经非常明显。翻译家多米尼克斯·冈迪萨尔维（Dominicus Gundisalvi）在翻译阿维森纳的《世界进程》（De processione mundi）中区分了第一个原因，即“必要的存在”（necesse esse）和被创造的存在，后者本身只是“可能的存在”。整个宇宙都源于第一因。然而，在阿维森纳的形而上学中，最初创造出的原则并不是智能，而是关于物的物质和形式的原则（Jolivet 1988，138-140）。

《第一和第二因之书》（Liber de causis primis et secundis）是由一位匿名作者写作，该书可追溯到十三世纪之交，没有对必要的存在和可能的存在进行区分，而是用强烈的阿维森主义术语描述了流溢的过程：从第一因产生了第一个被创造的存在，一个智慧。从这种智慧中，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智慧，其中最底层的是积极智能。流溢的发生三角是：一种智力凭借其智力活动而产生天球的形式、球体的本体和另一种智力（第4章）。这位匿名作者还借鉴了《原因之书》（见上文第6节开头），例如，当将智能根据等级的降低，而不断减弱它的权力和统一性（第6章）。

奥弗涅的威廉（公元1249年）深受阿拉伯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吸引（他经常不加区别地将其归于“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但最终往往以这些观点与基督教信仰相冲突为由拒绝接受这些理论。在《论宇宙》（De universo II.1）中，威廉讨论并否定了阿维森尼的流溢理论：通过第一因的因果关系的必要性；智力从第一智慧向积极智能的流溢；积极智能是有效产生人类灵魂的原因。尽管如此，他还是默认了阿维森纳（Teske 1993）的形而上学原则“一只能产生一”（de uno non-nisi unum），并将第一个原因描述为“自身即是必要”（being necessary through itself）（Tesk 2002）。

托马斯·阿奎那从阿维森纳那里接受了上帝作为必要存在的描述，其本质和存在合二为一（《反异教徒的神法大学》I.22）。阿维森纳的影响在一段著名的段落中也很明显：在《神法大全》中证明上帝存在的“五种方式”（quiquique viae）（Ia q.2 a.3）。【哲普】上帝存在么？来自托马斯·阿圭那的宇宙哲学论（Cosmological）观点第三个证明是通过“可能和必要”来推进的：它确立了某种必要事物本身的存在。这种证明毫无疑问带着阿维森形而上学的色彩，但它的直接来源是是迈蒙尼提斯（Maimonides）的《解惑指引》（Guide for the Perplexed ）（II.1），而只在一些细微的方面偏离了这本指南的观点。迈蒙尼提斯和托马斯证明的一个明显的要点，则是阿维森纳没有明确提出的前提，即在永恒的世界中，每一种可能性最终都会实现，这是所谓“充足原则”（principle of plenitude）的另一个注脚（Davidson 1987，378–388）。然而，托马斯拒绝接受阿维森的流溢理论。世界的创造并不是必然，也不是通过中介，即智能或天使来发生的。他还拒绝接受阿维森纳关于单个的积极智能的理论，即作为世俗世界的形式的赋予者和可理解物的本体论位置，为了发对这一理论托马斯提出了认识论论点（《反异教徒的神法大全》 II.42和II.76）相比之下，大阿尔伯特在他的几部作品中默认了大部分这种形式赋予的理论（dator formarum），尽管他经常是以对此提出批评的方式去阐释这种理论（Hasse 2012）。

世界的永恒性：波那文都与托马斯之争

阿维森纳学说的吸引力在西格尔（Siger of Brabant）的作品中可见一斑。在他的一些著作中，西格尔教导说，上帝作为第一个存在，只会立即创造出一个存在，即第一种非物的质，并从中产生其他智能，即天国，最后是尘世，这样的创世是一个永恒且必然的过程。然而，必然性并不是普适的，尘世中存在的偶然性和自由意志约束了必然性的存在（De necessentia et contingentia causarum；Van Steenberghen 1991346）。然而，斯科特对于阿维森纳这种从第一因而引导出来的连环因果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提出了几个反对它的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是，只有当第一因不根据必要性行为的时候，才会有偶然性出现。（Ordinatio I d. 8 p. 2 q. un）。

1277年，几篇受到阿维森纳启发而写作的关于第一因和智力的论文受到了巴黎主教的谴责，其中包括：上帝是第一智慧和天国的第一因（第58条和第59条），上帝根据必要性行事且立即会有后果（第53条），积极智能是一种可与人类智力分离的质（第123条），理性的灵魂是由智能创造的（第30条）。阿维森纳关于第一因的理论仍然影响着学术界的讨论。例如，上帝存在的证据就曾经被托马斯·阿圭那引用。彼得（Peter of Auvergne）、亨利（Henry of Ghent）和斯科特（Duns Scotus）也借鉴了阿维森纳关于可能存在和必要的存在的论点（Druart 2002; Janssens 2003; Pickavé 2007, ch. 6）。

1270年和1277年的谴责还针对另一种基于阿拉伯来源的理论：星命决定论（第143、161、167、195、206、207条）。这些谴责并不能否定阿拉伯哲学家的影响力：阿维森纳出于认识论的原因对占星术持批评态度，阿维罗伊将占星术学说归入了关于恒星巡回产生的影响的主流理论中。这些谴责表明，阿拉伯占星家，如阿尔布马扎（Albumasar）和阿尔卡比图斯（Alcabitius），在十三世纪就已经在拉丁西方非常有影响力。

古典占星四书——克劳丢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7. 伦理

阿拉伯的伦理和政治著作的影响力很小，部分是因为阿拉伯哲学家在这些领域的作品很少，也有部分原因在于一些重要著作根本没有被翻译（如法拉比的《关于完美国家和公民的原则》），有的则直到16世纪才被翻译（例如阿维罗伊的《长篇柏拉图共和国评注》）。然而，阿拉伯哲学家通过他们关于的智力理论，对伦理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交叉领域产生了影响，也对人类幸福是什么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拉比、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都认为，幸福是通过人类智力与独立的积极智能的结合来实现的。他们也有一种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即对于他们称为哲学家或哲学家先知的特殊天赋的人来说，在这一生中这样的完美的结合（人类智力和积极智能的结合）是可能的（瑞·蒙克丨《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1）：世界毁灭的试验场——维也纳）。大阿尔伯特的幸福理论深受这些阿拉伯理论的影响。就像之前谈及的，他从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那里采纳了“获得性智力/天赋”（intellectus adeptus）的概念，认为这是可能的智力和积极智能之间的最高层次的结合。只有达到这样，一个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是否想起维特根斯坦的问题：一个人如果不是天才的话，其实已经没有必要活下去了。）通过与积极智能的结合，人类的智力思考着外在物，并在其中构成了人的“沉思的幸福”（felicitas interpretiva），这是一种在一生中可能获得的幸福（De anima III.3.12）（Müller 2006；关于阿尔伯特的影响，见De Libera 2005329-361）。托马斯·阿奎那不同意这一立场的认识论前提和伦理结论：由于人类的知识与感官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生中不可能了解非物质的物质，完美的人类幸福也不可能存在（Summa theol.Ia IIae q.3 a.2）。

1277年，几篇关于人类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哲学论文遭到谴责：幸福应该存在于今世而不是另一世（第176条），没有比学习哲学更好的（生活）状态了（第40条）。这些文章显然是针对巴黎大学的艺术大师，其中包括西格尔（Siger of Brabant）和博埃修斯（Boethius of Dacia）。正如我们从西格尔的《论幸福》中所知道的那样，他接受了阿维罗伊的论点，即所有的智力都是通过与积极智能结合而获得幸福的。在西格尔的解释中，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类通过一种智能来思考上帝，而这种智能就是上帝本身。有许多迹象表明，西格尔确信，了解不同的物质，从而获得人类幸福，是可能的（斯蒂尔2001227-231）。博埃修斯也相信，人类的幸福可以在这一生中实现，这是一种和人类能力相匹配的幸福，但最高的幸福依然是死后的幸福（博埃修斯《论至善（De summo bono）》中）。博埃修斯似乎受到了阿拉伯知识提升理论的启发，但不像西格尔那样支持智能结合理论。他坚信哲学家的生活是唯一真实的生活，这与阿拉伯主流哲学家所采取的非常自信和精英主义的立场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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