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大学教育

智效民

【2012年，《新周刊》记者谭山山女士采访了我，下面是涉及辛亥革命与大学教育的内容（有删改）。】

我年轻时当过小学、中学教师。多年以后，我曾经向学生们道歉：当初我当老师的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教育。我也在公开场合表示：那时候真是误人子弟。

直到50多岁，我才出版了《八位大学校长》，算是个人对教育的初步认识。书中写了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罗家伦、竺可桢、任鸿隽和胡先骕八人。选择他们，无非是以史为鉴，提供一点经验和教训。

说到大学教育，应该从大学的历史说起。中国古代只有太学，没有大学。从表面上看，“大”比“太”只是少了一点；但是从本质上看，却有天壤之别。

当年的太学，是为帝王培养奴才的；但是源自欧洲的大学，却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所谓人才，应该是通过独立思考去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人。现在许多人对于人才的理解，只是掌握一种实用技能而已。这种偏差的出现，也与教育有关。

通过查阅史料，我看到辛亥革命以后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其中规定非教育势力是不能介入大学的。但是南京政府成立以后，罗家伦却以党国要员的身份入主清华，并且在学校开始军训。

罗家伦这个人比较复杂，他在“五四”时是北大的学生代表，“五四运动”这一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后来加入国民党，还担任过蒋介石的秘书。北伐胜利以后，他出任清华校长，并且在学生中实行军训。他规定参加军训时不仅要穿制服，还要早晚点名。无故缺席记小过一次，三次小过折合一次大过，三次大过就要开除学籍。

为了以身作则，罗家伦和学生一样身穿军服，脚踏马靴，天天出操。后来成为逻辑学家的沈有鼎，因为不上早操，被记小过八次，眼看就要被开除了，正好冬季来临，在大家的抵制下早操被取消，他才得以幸免。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张岱年，本来已经考入清华，却因为不愿意参加军训，转学去了师大。

我记得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利害与是非”的文章。他说，许多中国人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国家就有救了，其实要想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首先应该培养一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可见他们一直想把中国的大学办成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追求真理、切磋学问的地方。

遗憾的是，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30多年，而且这中间还爆发了无数次内外战争。但是就在这么一个恶劣的条件下，中国的大学还是培养出很多人才，其中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每念及此，总让我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