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与成长
在国民革命拉开序幕的那一年， 梁思成在父亲梁启超的建议下，与林徽因同赴欧美留学，在林徽因的影响下，梁思成选择了建筑学专业，而他也为此奋斗了一生。
留学期间梁思成也一直与父亲交流学业和生活所遇到的问题，有一次梁思成写信给父亲梁启超，抱怨说自己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了三年，觉得自己每天都在画图，担心自己今后只会成为一个画匠，背离了当年的理想。
梁启超回信说 ：“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符合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
晚年梁思成曾回忆说 ：“当年父亲寄给我一部重新出版的古籍，陶本《营造法式》，我从书的序及目录上， 知道这是一本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专书，是我国古籍中少有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但是在一阵惊喜之后，又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原来这部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般无法看懂。”
尽管当时梁思成还几乎看不懂这部“天书”，但他却非常理解父亲寄书的用意：通过对中国历史建筑的探幽发微而阐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由此，他做出了一个几乎改变中国建筑史书写的重大决定：以毕生之力破解这部“天书”，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合影
1928年，梁思成学成回国，到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在东大教书期间，梁思成发现国内大学几乎都没有开设建筑学专业，便在他所执教的东北大学创建了东大建筑课程体系，增设有《中国宫室史》《营造则例》《东洋美术史》等一系类课程，由于代课教师稀缺，梁思成承担了大量教学任务，但他仍积极推动建筑系的基础性建设，以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为重点，模仿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教育模式，来培养中国自己的建筑师……
梁思成不仅在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还对后来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战胜利之际，梁思成于1945年上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战后在清华设立建筑系。
初入清华时期的梁思成
他在信中写到：“月函我师，母校工学院成立以来，已十余载，而建筑学始终未列于教程。国内大学之有建筑系者，现仅中大、重大两校而已。抗战军兴以还，各地城市摧毁已甚。将来盟军登陆，国军反攻之时，且将有更猛烈之破坏，战区城市将尽成废墟。英苏等国，战争初发，战争破坏方始，即已着手战后复兴计划。反观我国，不惟计划全无，且人才尤为缺少。”
此时梁思成已经考虑到战后城市重建问题了，他考虑到为将来城市规划培养人才，这也是梁思成城市规划思想在这一阶段的发展。
荣耀与辉煌
梁思成在东北大学教书期间，东北时局愈发动荡，再加上妻子林徽因肺病加重， 他们一家便从东北搬到北平，梁思成也接受朱启钤的邀请加入了营造学社。
营造学社成立于1930 年，创办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系大员朱启钤先生。“营造”二字，即出自李诫的《营造法式》。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研究中国建筑为宗旨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开创性地引入现代学术方法开展关于营造文献及建筑遗构的考察研究，这是中国建筑史学与历史建筑保护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1932年梁思成考察蓟县独乐寺
在营造学社期间，梁思成认识到要想真正了解中国建筑史，必须先得了解建筑的“语言”，他指出：“每一个派别的建筑，如同每一种的语言文字一样，必有它的特殊文法、辞汇，要研究中国建筑之先只有先学习中国建筑的'文法’，然后求明了其规矩则例之配合与演变。”
梁思成选择了离他最近的明清的紫禁城作为研究实例，加之以文献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当时国内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书籍，只有宋代的《营造则例》和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且建筑古为“匠人”之法，靠的都是师徒间的口口相传，旁人要想具体了解，难度很大。梁思成便向当时的参与故宫修缮的老工匠请教。加入营造学社是梁思成踏上研究中国建筑史的第一步，但他觉得只做文献研究是不够的，还需大量的实地考察来深入研究，补缺空白。
从20 世纪30 年代开始，营造学社开始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工作。
最初的田野调查工作始于1932 年4 月，调查地点是蓟县的独乐寺。根据调查结果，梁思成撰写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篇文章全面详细地记录了独乐寺各个建筑部件的尺寸，并且将其与《营造法式》记录的宋代建筑的建造尺寸逐一比较分析，独乐寺的存在就像一本通俗易懂的教科书，将《营造法式》中一些内容晦涩难懂的文字记载作了清晰、准确的解读，不仅回答了之前一些颇令梁思成费解的难题，而且较为直观地展示了宋代建筑的基本设计规律，为他后来为《营造法式》作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梁思成 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手稿
华北地区广为流传一个民谣：“沧州狮子定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梁思成听说这首民谣之后兴奋不已，同夫人林徽因于1933 年11 月来到赵县，见到了传说中的赵州桥。
在后来的考察报告《赵州大石桥即安济桥》中，梁思成记录下了当时的感受：“这一次考察赵州，不单是得见伟丽惊人的隋朝建筑原物，并且得认识研究这千数百年前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极其经济聪明的控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实在赞叹景仰不能自已。”
他将这份考察报告写成论文寄给了国外的建筑学家，当时的麻省理工建筑系主任特别赞赏这篇论文，马上推荐发表，赵州桥第一次出现在世界眼前。
梁思成河北赵县安济桥手稿
随即，营造学社成员又分别在梁思成、刘敦真的带领下多次前往山西进行实地调查，包括佛光寺、云岗石窟、华严寺、善化寺、上下广胜寺、天龙山、北齐石窟等地，其中佛光寺成果最为丰富。
佛光寺的发现并不是偶然，而是梁思成在梳理敦煌莫高窟资料的过程中注意到61号窟宋代绘制的壁画——五台山图中的“大佛光之寺”，他判断此寺能够成为宋人绘制敦煌壁画的对象，必为唐宋时期名刹，应该是现实存在的，故而决定前去五台山考察调查。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佛光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所以主体建筑保存相当完好，营造学社成员们还在房梁处发现了隐约记载时间的墨迹，且建筑形制具有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证实佛光寺确属于唐代建筑，后经考证，其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
佛光寺的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中国境内已无唐代木构建筑，想要看唐代建筑就要去日本奈良”的说法。在《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中，梁思成这样写道：“这是我们多年来实地踏查所得的惟一唐代木构殿宇，不仅是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也是我国封建文化遗产中最可珍贵的一件东西。佛殿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座唐构，乃更在殿内蕴藏着唐代原有的塑像、绘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聚在一处，在实物遗迹中诚然是件奇珍。”
五台山佛光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学术界发现的唯一一座唐代木结构建筑实例，也是建造年代最久远的木结构建筑。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上的轰动，梁思成也因为在1930 年前后的重大学术成果在抗战胜利后接到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受邀赴美讲学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梁思成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祖师塔手稿
1934 年，梁思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他第一次将繁杂的古建筑构造、形制作了科学的整理与分析，对清式建筑各部分作法、制度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第一次用近代投影图绘出清式建筑构件、装饰彩画详图，使人们对多彩的古建筑不再停留在一般的感叹上而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建筑之于世界建筑，是完整而独立的建筑体系，绝非依附西方建筑主干上的旁支末节，它甚至可以开花结果，转化为“中国现代建筑”。
困苦与风骨
1938 年8 月，北平沦陷，梁林夫妇的平静温馨的日子结束了，连同四散的难民一同踏上了流亡之路，他们一路躲避战乱来到了昆明，在几千里的逃亡路上虽然随身物品丢失殆尽，但是凝结着营造学社成员心血的图纸、测绘稿、照片、研究记录一张都没丢。
在昆明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梁思成继续整理、研究还未完成的佛光寺资料，在这期间发表了《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正式将佛光寺的发现过程和相关研究成果公布。整篇研究报告的测绘数据及图画资料非常丰富，准确地反映了佛光寺及附属建筑物的建造特点，同时，文中还收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佛光寺的历史及准确建造年代进行了考证，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厚实的学术功底。
并且，梁思成和营造学社成员也陆陆续续外出考察，在1938 年10 至11月期间，考察小组对昆明城内外进行实地测绘，先后考察了圆通寺、土主庙、建水会馆、东寺塔、西寺塔、真庆观、筇竹寺等50 多处古建筑，并发现昆明的许多明清建筑清晰地保存着唐宋时代的建筑风格。年底，调查小组又分别前往大理、丽江一带，对140 余处的古建筑进行精细的测绘，这也为梁思成数年后撰写《中国建筑史》积累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1936年，作为维修顾问的梁思成夫妇在祈年殿合影
1940 年冬，炮火笼罩了昆明，营造学社被迫迁至四川南溪。在南溪的数年间，梁思成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较为系统的综合性研究。1942 年，梁思成开始写著《中国建筑史》。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调查与文献资料第一次按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文献到实物，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都作了叙述，对各时期建筑特征作了分析比较。梁思成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几大特征，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分析了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这些论述和分析都大大超过了过去外国学者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未达到的高度，不失为我国建筑史上的一大里程碑。
保护与探索
对梁思成来说，没有哪座城市比北京更具有吸引力，它既是出发的起点，也是返程的归宿。
1913 年，十二岁的梁思成第一次来到北京。他的父亲梁启超在紫禁城边的南长街买下了一座宽敞的四合院。
1915 年，梁思成进入清华学校求学。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梁思成已成为清华学生的领袖之一。
直到1924 年赴美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梁思成曾在这里度过了十一年的青年时光……
当战场上漫天硝烟散去后，古老的神州大地迎来了新生。北京被选为中国的首都，如何建设首都是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央专门成立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梁思成担任中央直属修建处副主任委员以及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负责起建设北京城的重任。
1950 年初，梁思成和好友陈占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在方案中，梁思成提出了“保存现状”的文物建筑保护原则，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在古城之外建设行政中心，将旧城保护起来，并按照功能划分区域。但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方案未能通过。那些阻挡着生产发展的牌楼、北海团，影响着马路拓宽的塔寺，象征着封建帝王的宫殿、城墙都被一一拆除。
梁思成为了保护古城墙不惜以死力谏，然而却于事无补，他痛心地说道：“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的那样粗暴无情，使得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就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据资料记载，梁思成跑过去找到了副市长吴晗，两人多次发生争执，为了建筑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梁思成不是“拆墙派”评价的老古董，他倾注毕生所学，心中早已建了一座理想城池——“大北京”：拥有三个各具功能、相辅相成的中心城区。然而，首都城市规划“一边倒”地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拆旧城原地建新城，并按照领导人的设想，将北京从一个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
梁思成的态度其实很明确，他并非是想阻止北京城的建设，他只想保留更多的老祖宗的东西，让后人可以看到这些历史文化的痕迹。他所说的“50 年以后见真假”，应该就是后人对于老北京的怀念，以及对于历史文化遗物的可惜。
上世纪60 年代，文物建筑的保护整修工作日益开展，梁思成在考察了赵州桥和正定一些古建修理工作之后写了《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在文中，他明确地提出“整旧如旧”的主张：“我认为在重修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建筑中，一般应以'整旧如旧’为我们的原则。这在重修木结构时可能有很多技术的困难，但在重修砖石结构时，就比较少些。”
综观梁思成的言论与行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对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的一系列主张与理论，这就是：不仅要保护单栋的文物建筑，而且也要保护它们的环境。对那些有重大价值的建筑群体甚至一座古城，也要做整体性的保护。在整修古建筑时，一般应该“整旧如旧”。在整修工作中应该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但必须保持古建筑的原来外貌。对古建的复原应该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必须由懂业务的专家负责，在充分研究并了解该建筑原貌的基础上，做出多种方案比较，方可进行。
保护文物都是为了古为今用，但用之之道，多有不同。
时至今日，“保存现状”已经被中国文物保护界所接受，成为文物古建筑保护的基本原则。所谓“保存现状”，指的是保存文物建筑从诞生之日起，到采取保护措施之时为止，它在存在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获得的全部特点。这个观点也是1964 年世界文物保护规范权威《威尼斯宪章》中的思想，现已被世界公认。
北京市规划局前总建筑师刘小石说道：“以今天北京市的规划实践情况来看，如果当时采纳了这一方案，今天北京旧城的保护会容易得多，北京市规划建设中所遇到的困难也不会这样多。在今天北京旧城保护和改建规划以及城市建筑物高度控制的规划工作中，梁思成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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