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去了趟河南，感触颇多。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提起河南，不得不提它的悠久且辉煌的历史，历史上曾有20多个朝代200多位皇帝在此建都。而最辉煌的莫过于九朝古都洛阳和八朝古都开封，这两座城市无疑是河南历史乃至中华历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提到洛阳和开封，就不禁会想起在这里定都的历代君王的是是非非，而杨广，则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位。
提起杨广，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暴君、昏君，著名的成语“罄竹难书”就是形容他的。那个“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陈后主被杨广亲手所灭，死后被杨广定谥号为“炀”。可叹造化弄人，杨广万万想不到，自己在被宇文化及逼缢之后，也得了个“炀”字作为谥号。人世间最悲催的事莫过于和自己最瞧不起的人是同一个下场了吧。杨广背负暴君、昏君的骂名背了一千多年，无论杨广做了什么，后人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他的用意，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私欲而已，完全不顾老百姓死活，终落得个国破家亡的结局。
人们常常认为隋文帝杨坚和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而夹在他们中间的隋炀帝杨广只不过是一个败家子罢了，真的如此吗？在我看来，隋文帝不过是继承了北周的大部分政治遗产而已，作为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接管了整个天下，天下是属于他隋文帝的，更是属于强大的关陇贵族集团的，只是杨坚实力最为强大，代他们进行管理而已。隋文帝在政治改革上的魄力，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击力度远远不及他的儿子，即杨广。而唐太宗所沿袭的政治制度也是大多始于杨广所创制度。但他们所得到的截然不同的评价，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历史的残酷。
以杨广营建东都洛阳为例，过往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告知我们，这是杨广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营建的，他要在洛阳吃喝玩乐，骄奢淫逸。这种历史教科书观点未免太过幼稚。换个角度来说，一个要有所作为的君主要想真的大展拳脚进行改革，就必须要同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斗争。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大本营，他们经营了数百年，他们将长安重重包围，如果杨广的改革措施严重伤及了他们群体的利益，在长安的杨广岂不是成了“瓮中之鳖”，任人宰割？而营建东都洛阳，就能够跳出关陇贵族集团的包围圈，从而让改革能够减少阻力。历史上曾经不也有个著名君王做过吗？那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为了更好地进行改革，从老贵族集团把持的平城迁都到洛阳，其实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做的同样的行为，一个成了千古明君的改革魄力体现，至今仍被称颂，一个就成了千古昏君的暴政之一，至今仍被唾骂，真是不得不呵呵哒！
营建东都洛阳还能更好的经略帝国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也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利益和粮食安全保证，正是因为这些诸多优点，关陇贵族集团对此反对意见也不算大，至少比拓跋宏面对的反对意见要小多了。历史上这样遭到贵族集团强烈反对而导致迁都未果的例子也数不胜数，举一个例子，宋太祖赵匡胤考虑到定都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曾拟先迁都洛阳，后迁都长安，认为定都开封会出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的结局。对此，皇弟赵光义为首的老臣群体自然强烈反对，赵光义经略开封多年，势力强大，如果迁都洛阳甚至长安，那自己多年的经营成果岂非付之东流？到时候自己的皇位就得不到保证了。对此，提出那句历史名言“在德不在险”，认为治理国家靠的是国君的道德而不是山川险要，这么一句政治正确的话，自然让人无法反驳。但恶果也要自己吞，北宋末期，金兵铁骑一路南下打到开封，搞出了“靖康之耻”的历史悲剧。
营建洛阳只是杨广诸多改革措施之一，他可能只是走得太快了，却跑输了国运，即使比火箭跑得还要快，但也总有跑不过的东西。他如果安心当个平庸的守成之君，隋朝的国运或许能够延续许久，但我们必须对他勇于改革的精神点赞。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如果没有把握好度，没有好的顶层设计统筹全局，就会比那些所谓的平庸之君更加声名狼藉，前有王莽，后有崇祯，都被后人泼上“志大才疏”的脏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世界是残酷的，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我没有想为杨广翻案，批评他可以，但肆意的污蔑还是没必要的。用“罪或在当代，功泽被千秋”来形容或许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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