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为何兴起？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2010.12.5
“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建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什么”，很明显，这两个问题分别是从“Why”和“What”来入手，来进行发问的。那么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从“Why”入手，常常逼迫人们不得不打破砂锅问到底，但是稍懂哲学的人都知道原因之链不可能无限探索下去，此时人们就会诉诸于第一原理或者终极原因，例如牛顿认为万有引力来自于上帝的推动，显然这是一些貌似一劳永逸但是其实根本没有建设性的答案。反之，从“What”入手，那就简单了，我们只需要给它下一个定义就好了，我们可以利索地把形而上的问题降到形而下，而不用去思考背后那些复杂的因子。然而我始终觉得对于人文社科而言，探究“Why”的命题可比“What”的命题有趣多了，“Why”的背后有着众多庞大的因子等待着我去组合排列，去得出属于我自己的结论，而不用人云亦云，我思故我在，进行思考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如果还能得出一个不错的结论，那么这将是多么令人身心愉悦的一件事呀，马克思韦伯就那么做了，而且做的还不错。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寓意深远，观点新奇，不囿于其他人的观点，这是他最可贵的一点。韦伯的立论基础，来自于他对整个西方文化走向的深刻体会，如果一个人对于自己所处社会一点都不了解，那么指望他能写出具有划时代价值意义的作品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其所呈现的特征反而与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的伦理态度相互呼应，也共同构成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以“职业”为生活的重心，讲求理性的计算，注重个人的成就表现等，这些生活方式在当今社会司空见惯，然后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反对传统势力的重要思潮存在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潮的存在，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韦伯是这么认为的。
谈起资本主义，就不能不提马克思，马克思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强调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矛盾的重要性。韦伯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原因，他认为人们在思想行动上不只会有物质利益的计算，也往往有“理念”上的利害考量，而在西方，尤其是中世纪的欧洲，这种理念上的因素以“宗教”最有代表性，并且能够产生实际的导引力量。因此，韦伯在此书就试图从欧洲人在宗教态度的转变上，为资本主义后来在西方能够萌芽乃至茁壮成长的现象找出一套合理的解释。
而且韦伯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解决一个历史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这个命题实在太大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就注定无法有一个人一种学派能够将它完全的解释清楚并没有遗漏，韦伯只是在此书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一种崭新的视角，因此在方法论上与一般历史著作也不同，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不太计较个别历史事实的考证，只是从浩瀚的史料中寻找特定问题的解答。他强调“理解”，也就是要对行动者的行动意义进行考量。而个人都是生活在团体和组织中的，他们的行动都不是恣意和可预期的。重要的是能够建立起有效地因果关联，来推论怎么的行为手段会造成何种结果。照这个逻辑，韦伯将新教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群人当时是推动种种改革的核心分子，从他们身上着手，显示了他在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上的另辟天地，这与我以前看的那些历史学家写的著作关注制度，地理环境等宏观大背景的视角有所不同，从书的标题上看，很容易觉得韦伯是一个唯心论者，其实不然，韦伯一再强调他并非只重精神因素而刻意贬低物质的力量，他剖析基督教的教义，主要着眼点还是在这些理念对行动实践上的“启动力”，这种“启动力”才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我认为韦伯主要分三个层次来讨论。
第一个层次是探讨理念和理念之间的关系，这触及到整个基督教思想史的演变。由于之前读过西方哲学史，对欧洲经院哲学这一块还不是太陌生，正如中世纪的欧洲宗教与哲学密不可分的一样，哲学上的日趋理性也导致了宗教理念的转变。韦伯特别注重16世纪宗教改革前后的宗教理念变迁，以传统天主教，路德教派到加尔文教派之间的教义异同，来点出加尔文教派为了彻底地“首尾一贯”，彻底与路德宗具有妥协性的教义分开，发展出“预选说”的教义，使信徒脱离了被动服从传统权威的羁绊，激发了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义务以上帝之名来改造世界的动力，这种行为韦伯在书中论述为“增耀上帝的荣光”。然而，光有这样一种理念，如果缺乏理念与现实利益之间的联系，那么理念顶多只是空壳。而第二个层次主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二个层次主要就是韦伯对加尔文教教派信徒的观察，即如何以“入世制欲主义”来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书中的一句话非常精辟的概括了这种状况，即：“他让僧侣变成了俗人，俗人变成了僧侣。”教义要求他们在世俗的职业生活中要表现出自己具有上帝选民的身份，而这种行为是非常光荣的。这种“精神上的利益”导致他们兢兢业业，几乎是“只准成功，不许失败”。追求成功是因为他们要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作为是要给上帝增添荣光，因此必须不断追求成功，追求成功的动力使得他们必须精打细算，不浪费任何时间和精力，并讲求目的和手段间的理性结合，这种行为也间接推动了西方“全方位”的理性化，当然信徒们很快就发现，有效地成功手段不只可以满足宗教上的伦理要求，而且还会为自己的经济收入方面带来物质上的利益，于是“入世制欲主义”结合了理念和利益，成为信仰基督教新教地区人民特殊的处事态度并得以长期保存下去。
第三个层次主要就是韦伯对理念或利益和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亲近性的考察，其实就是考察为什么前两个层次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长足发展。所谓的“资本主义”，韦伯理解为是横贯现代经济，政治，法律，科学等各领域的总体性制度安排，在这种现代制度形成过程中，前面的两层关系受到了权衡和考量，理念的制度化和利益的制度化相互配合，让西方的现代国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组织力量。最重要的如民主，法治的理念配合议会政治制度，自由竞争的理念配合着市场经济，因此获得了更普遍的文化意义，这种理念不仅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也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传播开来。韦伯追溯资本主义由成长到茁壮的这段历史，便是交互运用这三种层次的分析架构，将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复杂现象梳理得有条不紊，这充分体现了他“执简驭繁”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实际是一种融合了特定的精神和物质条件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并且已经跃居为现代世界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主义命脉所在是市场的价格机能，具体来说就是经济生产要素都具有“可计算性”，即能够以数目（会计和簿记制度）来进行管理，在这里，联系到自己以前读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认为明朝时候的中国就是一个“不能在数目上进行管理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自然很难让资本主义有充分成长的土壤。而且中国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根本无法产生冲破传统阻力的新的动力。换句话说，西方因为基督新教倡导依上帝的旨意来改造和支配现世，导致旧有的传统主义不断遭受新的挑战，理性化的动力源源不绝，终于创造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崭新局面，这点在北美特别明显，托克维尔在其《美国的民主》一书就论及北美的新教徒所秉承的宗教观念与他们的自由观念，追求财富的观念是并行不悖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致的。相对地，封建时代中国统治者一直始终认为其处在最文明的阶段，自诩为“天朝上国”，拒斥创新的尝试，导致整个国家在知识上不仅没有朝科学进展，甚至还容忍妥协于种种迷信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截断了理性化的可能性，也让中国由领先而致落后于西方。韦伯提出了一个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优越感的论点，那就是他认为除了基督新教的教义之外，世界各大文明都找不到类似的内在紧张和创新动力，这也是西方之所以能在近代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论述的确观点独到，令人拍案，然而作为一个大家，他对未来社会可能会出现的危机也有论及，体现了他的时代洞察力，对此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
正如孔子所提的“过犹不及”，韦伯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在早期注入的宗教精神逐渐枯萎后，无异于会变成一部庞大的机器，人们日渐麻木不仁，只知逐利。这个论述的确反映了现代社会道德危机，包括过度功利倾向，人际关系疏离等等。呜呼哀哉！试想如果掌握着高度物质文明的现代人（无论姓资还是姓社）都变得冷漠，没有信仰，那么与禽兽又有何异？进化了几万年就换来这样一个结果？这样的文明最终会走向何处？恐怕结局不容乐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亟待解决！
米兰.昆德拉在《慢》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无比熟悉的场景：当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如果此时他突然要回想什么事情，就会机械地放慢脚步，反之，如果他想要忘记刚刚碰到的倒霉事，就会不知不觉地加快走路的步伐。他把这个总结为存在主义的两个数学方程式：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数学方程中推出这样的一个原理，我们的文明迷上了速度魔鬼，文明发展的速度越快，它就越容易被忘怀，当然也可以颠倒过来说，那就是我们的文明被遗忘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魔鬼吞噬了我们人性的光辉，让我们变得冷漠，但是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现代文明吗？？？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好，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好，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永恒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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