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无力”的事后诸葛亮们

  先消停下

一个好的决策，即使考虑得再周全，一旦不小心产生了坏的结果，就会遭到千夫所指的悲惨；而一个冒险家即使作出的冒险决定是不负责任的，只要结果很幸运，人们就会相信他们极富远见、刚毅果断，会受到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质疑他的人则会被视为平庸短视、庸才一个。但这真的公平吗？

假如现在一个决策者A说要建立一个小行星撞击地球防御系统，要把国库里仅有的钱投入到这个防御系统建设，而另一个决策者B说要把钱投入到国计民生、发展经济中。一般的公众认知情况下，大家会觉得B更务实，A不仅荒谬、而且可笑。但是小行星撞击地球这样的事可能百年一遇、千年一遇，也可能明天就大祸临头，万一真的小行星袭击地球了，大家就会转而攻击B，赞扬A，怒吼着：“为什么不早点把地球给封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就被你们这群短视的无能决策者给浪费了，你们无能，必须严肃追究你们的责任”。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的，搞封球，说决策者劳民伤财、瞎搞乱作为的那波人，和不搞封球，说决策者不顾及民生、懒政不作为的那波人，往往是一波人。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那就是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为什么要强调“每临大事有静气”，也就是所谓的战略定力，因为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每当大事来临时，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必须平静地分析考虑各种抉择所引发的后果，权衡利弊，才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换言之，区分哪些是干扰信息，哪些是关键信息的能力才是最关键的。曹操不知道在赤壁之战中摆连环阵会面临被火攻的危险吗？但当时他认为主要矛盾是克服北方将士不习水战的弱点，而且认为秋冬季刮东风的概率几乎没有，所以才会摆下连环阵。那些事后诸葛亮们认为事件中很清晰的关键因素，可能在当时并非关键。一些因素干扰了决策，就成为了关键因素，事后分析时却把它们剔除了，就显得当时决策者愚蠢无比。事后诸葛亮各个都有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的经天纬地之才，但仅仅只能是在“事后”。

对于未来，能预测到的就是一切无法预测。一件事，参与的人越多，牵涉的各方利益越大，走向越复杂，就越不可预测。当政者就必须考量各方面因素，综合研判，提出他们当时认为最稳妥的方案。每一次灾难的预测，都是一个介于0%到100%之间的概率，假设现在有一份小行星有2%的概率撞击地球、导致人类灭绝的报告放在决策者面前，是迁居其他星球，还是封球，是以2%的概率拯救全球人民，当全球英雄，还是以98%的概率制造全球大混乱，当历史罪人呢？不知道事后诸葛亮们放到决策者的位置，他们会如何选择？在至暗时刻真正到来之前，没人知道该怎么选。

当然，事后诸葛亮们的批评也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督促人反思，以至于下一步做得更好。但是一味的指责、甚至渲染极其无力的悲伤论调有何意义？赞扬这种论调人们可以说这是真实的声音，是为民发声，是国士无双，然而这样的国士现在在哪？一番悲切之后逃之夭夭了，把锅全推给政府就完事了。而真正的国士，正在灾难发生地忘我奉献、浴血拼杀。不知道当年的汪精卫是不是也是看到中国国力的孱弱、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大，感叹一句“极其无力”，被所谓的汪系报纸大力鼓吹下成了“抗战速亡论”的悲切论调，从而立马投降了呢？中国的历史不是这样的人书写的，而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实干家们书写的，自古如今，皆是如此。

我现在就想用一句某地方言作为结尾：“无力个鬼，个斑马，不服周，就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