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喜欢搞一些道德两难选择题，让人左右为难，无论怎么选都是错，陷人于不义。
譬如母亲老婆同时落水先救谁的问题，譬如失控的电车撞哪边人的问题。
要解决此类问题，必须跳出原有的逻辑，进行降维打击。而这个降维打击的思想武器就是东方哲学。
这种选择题，如果让王阳明来做，他是拒绝做的，或者说，他认为是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问题，只是一个纯粹的思想试验，没有现实意义，反而可能扰乱人的头脑。
在王王阳明看来，到底先救谁，到底先撞谁，事先是不能讨论的，事先是不能决定的，事先的谋划本身就是不符合道德的，是违背良知的。
王阳明主张，不要事先有善恶之分好恶判断，如不要事先就认为花好草恶或草好花恶，只有等到问题切实摆在你面前了，需要你立即做出决策判断时，你才能根据当时的现实情状依据良知行动，这时候依然不能有个人好恶，只能依据良知，依据良知行动就是替天行道，人只不过是良知行动的工具。
所以先救谁先撞谁，要到身临其境时才能知道，要到千钧一发没有思考空间完全凭本能也就是良知行事时才知道，而这时候，无论救谁无论撞谁都是对的，因为这时候不是你在选择，而是天在选择。在大自然选择面前，无话可说。
在《论语》里面，宰我也曾给孔子设计了一个道德陷阱。他说：仁者，告诉他井里有“仁”，他会跳进去吗？孔子说：为什么要跳呢？你这是在骗人和害人。孔子的意思是不要去讨论一个不存在的事情。
西方哲学之所以喜欢设计这些道德困境，是因为西方哲学喜欢从理性上来探讨道德的问题，希望从理性上寻找有利于社会的最佳方案。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理性本身就是对的吗？理性本身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吗？东方哲学对此是否定的。
所以如果用理性探讨道德问题，很多时候是无解的，就会陷入两难，怎么选都是错的。
道德源自于内心，虽然很多时候有一个预先的规范，但是这些规范并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特别是在两难困境需要做选择题的时候，规范本身就有了冲突，更不可能事先有确定的答案，这时候唯一的法则就是听从内心的呼唤，听从良知的呼唤，听从直觉的选择。
所以，东方哲学教人灵活，西方哲学教人原则。各有利弊。
灵活对人的要求高，很多时候非圣人君子不能灵活。孔子也说，如果做不到中庸之道，那就做一个狂狷之士，因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因为他也知道教凡夫俗子中庸之道，他们是做不到的，反而大概率变成乡愿，还不如不教。所以，孔子也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
西方哲学喜欢给人预先提供一套确凿可依的规范，人们据此行事即可。这样的话可以不用动脑筋就可以把一切安排得明明白白。但这个世界的冲突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规范。非要依据一套明确的规范行事，难免一根筋，难免做出许多极端的事情来。
相对而言，上层需要权变，下层需要原则。所以孔子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投资者需要有哲学家的气质，投资者时刻需要决策思考判断，权变恐怕很重要，不能认死理。这也是芒格为什么主张要有多学科思维框架，手中不能只有一把锤子。
譬如在对企业这个组织的思考上面，我们知道赚钱对一个企业很重要，企业如果不赚钱那这个企业是活不下去了，但不能因此把利润列为企业的至高无上的目标。正如人不吃饭就活不下去，但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企业的目标也是多元的，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价值，对客户负责、对员工负责，都是必须考虑的。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需要进行权衡，在一定时期内牺牲一下股东利益也不是不可以的。
这就是中庸之道的观点，任何单一目标至上的行为都是极端主义，都是不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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