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看到有人为科举制度招魂。他们说我们不要受蒲松龄、吴敬梓的影响，这两个人都是科举仕途不如意，所以才在小说中讽刺科举制度。我想说，这纯属胡说八道。
我们不能不承认，科举制度的产生在历史上有其进步作用。我们今天也在搞考试，这就是在借鉴古代的做法。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弊端已经显现。蒲松龄、吴敬梓的时代，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他们能够看出科举制度的落后，这表明他们有预见性。可惜的是，有这样远见卓识的人太少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候还不思改革，依然闭关锁国，沿用旧的制度。像这样下去，中国怎么可能不被列强欺负呢？如果我们今天还要说科举制度好，那就是太无知了。
《儒林外史》中说范进中了举人，竟然不知道苏轼是哪朝的人。这也算是对科举制度辛辣的讽刺，读书读到这个程度竟然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了。我们今天常常拿《儒林外史》做例子，来批判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其实，我认为我们没有资格批判古人，因为我们今天也在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今天评价学生，只要分数高就是好学生。同样，只要教学成绩靠前，就是好老师。我们身边这样的情况还少吗？我曾经遇到一个老师，他爱好颜体书法，竟然不知道《多宝塔碑》是什么东西，竟然问《多宝塔碑》是不是魏碑体。这样的人居然教中学历史成绩靠前，按说中国历史讲唐代的文化时肯定会提到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啊！其实，这也很好解释。历史这样的文科课程比数理化好教得多。中学理科，一个题目做不出来，上课还真的教不了。尤其有的老师年纪大一点，头脑不灵活了，遇到难题可能一时半会儿还真不会做。历史就不一样了，明眼人把书大体一翻，就会知道哪些地方是重点，让学生做上记号死记硬背即可。反正是学生背，又不是自己背，记不住也没什么大不了。退一万步说，就算讲错了也不要紧。一本书那么厚，一张试卷考的东西还不及全书知识点的十分之一，讲错的地方所占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对学生的分数影响根本不大。中考、高考考整个学段的，一张试卷的东西和几本书一比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讲错的地方不一定会碰到，碰到一般也不会对成绩有太大影响。所以我们经常发现一些怪现象，有的老师经常犯知识性的错误，结果教学成绩反而非常好。原来，中国的教育不在乎老师的知识水平有多高，就看他能不能管住学生。只要学生遵规守纪，就能出成绩，没人去在乎老师真的有多少知识储备。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自欺欺人走过来的，这样还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学者型人才吗？老师只管搞出教学成绩，不管自己是否真的把知识弄通了；学生只管死记硬背，不去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直被人们看作高洁的形象，人们总是说她如何如何好，甚至上升到反封建的思想高度。然而我想说，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千万不能学习林黛玉。《演讲与口才》杂志也有人说过和我一样的话。她心胸狭窄，和这种人相处很累，一言一行不注意就会犯她的忌讳。如果我们都做这样的人，人际关系还会和谐吗？生活不能等同于艺术，我们时刻要明白这一点。林黛玉就是没落的贵族家庭的小姐，我们不要把她刻意拔高。她本身就是上层社会的一份子，骨子里就是清高的，怎么可能有反封建的思想觉悟呢？她只不过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奉劝贾宝玉读圣贤书、考取功名而已。她的不满是因为她原来优越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现在寄人篱下，对谁都不信任，并不是对封建社会本身的反叛，这一点她和贾宝玉还是有所不同的。
还有人拿《红楼梦》和《金瓶梅》作比较，说《红楼梦》格调高一些，《金瓶梅》是淫书。我想请问，《红楼梦》里面，薛蟠说：“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这样的话不下流吗？
《红楼梦》的地位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不能无限夸大。曹雪芹固然有反叛意识，但他不可能触动时代的根基，把今天的一些革命性的话语用到他的《红楼梦》上终究是不合适的。
《济公全传》中的济公和《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做和尚时不守寺规，喝酒吃肉，行为怪异。然而，不管别人怎么告状，里面的长老都采取了包容的态度。普通人不明白，长老怎么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呢？济公和鲁智深明明触犯了戒律，为什么不受到责罚呢？原来，这两个长老并不糊涂，他们慧眼识英雄。在他们眼里，像济公、鲁智深这样的人，他们的表现虽然表面上和佛门清规戒律格格不入，但他们内心深处是通向佛性的，那就是匡扶济世的本领和志向。
我们今天不也需要这样的明白人吗？真正能识人的人，不会因为人才表面的一些瑕疵就轻易否定一个人。真正看人不是看表象，而是看本质。济公和鲁智深那样“修心不修口”的和尚才是真正有慈悲情怀的人，比那些“修口不修心”的道貌岸然之徒高尚得多。
游本昌先生在做客《中国文艺》时讲了这样一件事。小说《济公全传》原文里面写了济公吃馒头不给钱，游本昌在演这一幕时，给导演建议，应该扔两枚铜钱给店家。游本昌说：“向经典致敬不是无条件地崇拜，应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济公身上有行侠仗义、惩恶扬善的优良品质，但他身上也有一些市侩的东西，例如吃白食、敲竹杠，这就要不得。电视剧拍出来要起到教化作用，尤其要注意对青少年的正面引导。”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老艺术家的责任和担当，这也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地方。游本昌不是机械地按照原著的叙述和导演的要求，而是加进了自己的思考。一个高尚的艺术家不仅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更注重思想性。如今，能达到这样思想境界的艺术家太少了，这也正是我们怀念经典的原因。我们看看当下很多题材的影视剧，甚至少儿类作品，里面充满了太多肮脏的东西。因为，现在的这些人缺乏老一辈人的那种担当，眼里只有钱。
《三侠五义》中，展昭被封为“御猫”，结果白玉堂不高兴了：“你是猫，我们五鼠是鼠，猫就是捕鼠的，那你是存心和我们过不去。”展昭刚开始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结果公孙策点破了。展昭本来并没有向白玉堂施压的意思，可是白玉堂依旧不依不饶。五鼠中，白玉堂的下场没有其他几个好，这当然和他的性格有关。
这个情节告诉我们，人不能较真，要懂得与人为善。有时候不是别人要和我们为敌，而是我们自己想多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力提倡白话文，胡适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坦白地说，这本书写得确实不怎么样，很令读者失望。
胡适的本意是要写上、中、下三卷，可惜只写了上卷就搁笔了。有人说他后来太忙，所以没有写中、下两卷，我觉得这不是主要原因。胡适首先连概念都没弄清楚。他想当然地认为口语都是白话文，这就不对了。文言文也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白话文是在唐以后的口语基础上产生的。文言文也有口语，白话文也有书面语。例如，《聊斋志异》中的《促织》说那只促织“形似土狗”，“土狗”就是方言，指蝼蛄，今天有的方言也这么说。但你能说《聊斋志异》是白话文吗？他的上卷只写到了元稹和白居易就截稿了。他认为白居易这一派诗人写诗连老太婆都懂，所以就应该写进《白话文学史》，这就太荒唐了。白居易的诗确实通俗易懂，但那基本上还是文言文，不能看作白话文。
胡适这部书最大的问题在于选材、取舍不当。我们今天公认的白话文产生于唐代的变文。唐代部分诗句也有白话的倾向，例如张打油、寒山等人也可以看作古代的白话诗人。即使是杜甫的诗，偶尔也有白话的倾向，这些我在《诗歌笔记》中讲过。到了词、曲，里面白话的句子就更多。戏曲、古白话小说里面的白话就很接近今天的语言了，这些才需要大书特书。尤其是宋元以来的话本、拟话本，大众都很喜欢这样的小说，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好好剖析一下呢？我们耳熟能详的《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这些小说就是用白话文写的，我们来分析里面的句子和文言句式相比有哪些好处，这样的思路不是更好吗？我认为，如果写《白话文学史》，明清的这些白话小说才是重头戏。至于唐以前，基本上是文言文的天下，即使某些地方蕴含着白话的萌芽，也大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没必要还写成一本书。不管什么历史，都应该是近代的写得详细，古代的写得简略。胡适居然连这一点都没弄清楚，你一本《白话文学史》光白话文没正式产生的时代都写了一本，一本书完了读者还没闻到白话的气味，这样的书还有实际意义吗？
我们拿胡适和鲁迅作对比就知道，他做学术比鲁迅差得远，思路不清，完全是一团乱草。我们把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比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他的《白话文学史》说到底没有取得他想要的效果，也辜负了读者的心理预期。
说起现代文学史上对小说的发展有贡献的人，不能不提到鲁迅先生。
就小说的创作而言，鲁迅创作了现代意义上的白话短篇小说，给后人指明了方向。之前，基本上是文言小说一统天下。即使有古白话小说，也多是章回体长篇，像“三言”“二拍”这样的短篇小说也是千篇一律的说书的形式。鲁迅的小说则是新形式，几乎每一篇都有自己的特色，这就很不简单。
就小说的研究而言，鲁迅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的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小说。讲中国文学史的人，提到小说的部分也非常简略。这本书本来是他的大学讲义，因为讲得好，学生争相传抄。当时提倡白话文，如果用白话文做笔记，用字太多，抄起来费时间。鲁迅只好“冒天下之大不韪”，缩写成文言文，有的部分还做了删减。这本书虽然是纲要性的，可是线索分明、例证丰富，读者一读就能对中国小说的历史有个系统的了解。此外，鲁迅还搜集整理了《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等古代小说集子，翻译了外国的小说，这对读者也大有裨益。
正是由于鲁迅的身体力行，小说才由文学的末流变成了文学的主流。我们今天讲文学，通常都是指小说。
当然，鲁迅只活了五十多岁，这也是文坛的一大损失。鲁迅虽然对小说的创作有巨大的贡献，但他一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他曾经打算以红军长征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但由于没有亲身经历过，根本写不出来，只好作罢。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只写到了清末，如果他活得长一点，我们倒是非常希望能看到民国时期乃至以后的部分，而且各章节能够剖析得更深刻一些。
鲁迅先生在《呐喊》的自序中说，中医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他在《狂人日记》中说，李时珍的“本草什么”上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在《药》里面写到无知的群众拿人血馒头治痨病。曹聚仁先生在《鲁迅评传》中说，鲁迅对中医的认识是不高明的。
我们说，旧社会庸医骗钱害人，的确可恶。中医中确实有很多迷信的东西，需要批判。然而，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经验中，肯定总结了一些有用的常识，全盘否定中医也是不对的。鲁迅全盘否定中医，这样的观点明显是偏激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
读初中的时候，语文课上有一次考文学常识，有个判断题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大家都觉得这是对的，我却说这句话有问题。其实，我至今都认为这句话是经不起推敲的。
说起白话小说，我们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古代就有古白话小说，例如《水浒传》《红楼梦》等等。你能说古白话就不是白话吗？有人说，古白话里面也有文言文的影子，不是纯熟的白话。可是，你能说鲁迅那个时代提倡的白话文就是真正流畅的白话文吗？也不能这么说，我们读鲁迅的作品依然觉得佶屈聱牙，里面就没有文言文的痕迹吗？而且，鲁迅的作品还受了欧化的影响，有的地方比古白话更拗口。其实，鲁迅当时对于白话文兴趣并不大，主要看重的是思想革命。我们今天说《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白话小说，那是加了限定词“现代文学史上”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说法。《狂人日记》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白话文写的，明代的“三言”也是白话短篇小说啊！《狂人日记》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这才是它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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