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的大才子，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著作等身，在海内外极负盛名，可以说是一代文化巨匠。他和伟人毛泽东的交往充满了传奇色彩，二人诗词唱和，相知相交的六十年，郭沫若对毛泽东在交往的过程中，从开始的相知发展到后来对毛泽东崇敬。
1926年的时候，当时的郭沫若已经创作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诗集《女神》、诗歌戏典散文集《星空》、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等，可以说是才华横溢，蜚声海内外。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在林伯渠的帮助下，他应邀到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就在林伯渠的家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青年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刚刚参加了国民党的“二大”，他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人之一。
郭沫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明显地感到面前的这位年青人气质不凡，两眼炯炯有神，仪表堂堂却又表现得深沉谦和，在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郭沫若在他的日记描述了这次经历：“在祖涵房内，遇见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 ：'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郭沫若作为大文豪，可谓是阅人无数，但是毛泽东的清秀的长相，不凡的气质一下子就震摄了郭沫若的心灵，被毛泽东内在的魅力所折服。
他们二人一见如故，畅谈了很久，成为相知很深的好朋友。他们一起到东山青年会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郭沫若还被毛泽东聘请为第六届全国农民讲习所教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上课。他们这一段时间的交往一直持续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内一片白色恐怖，郭沫若离开了祖国，走上了异国漂流之路。而毛泽东则毅然投身到红色武装革命斗争之中，组织了秋收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到了抗日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而这时的郭沫若也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海外漂泊生活，回到了国内，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组织和团结进步人士，促进和宣传抗日工作，成为了进步人士的一面旗帜。这一期间，他创作了话剧《屈原》、《虎符》，隐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的创作和工作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
1944年，临近抗日胜利，郭沫若发表了一篇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论文中，他揭示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胜利面前骄傲自满，内部开始腐化，陷入了宗派斗争，丧失了战斗力，走向失败的过程和教训。他的论文迅速引起了在延安的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材料，并印刷的单行本供干部战士学习。同时还派人专程将该单行本送给了郭沫若，并写信告诉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信中表达了希望郭沫若多写史论、史剧，以及想和郭沫若见面的愿望。毛泽东的亲笔信让郭沫若内心非常激动，从字里行间他感受到了毛泽东谦逊的品德和浓浓的情意。
1945年抗战胜利，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飞赴重庆，与蒋介石就如何组建国民政府、建设中国举行谈判。当毛泽东的飞机降临重庆机场时，郭沫若携妻子和一众民主人士在机场迎候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下飞机后，一眼就认出了郭沫若，很高兴地上前和郭沫若握手，互致问候。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和郭沫若有过多次晤谈，有一次，周谷诚与毛泽东聊起了写诗，毛泽东笑着对坐在一旁的郭沫若说道：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先生。毛泽东很推崇郭沫若的诗。郭沫若在和毛泽东晤谈时，看见毛泽东用的是一只很旧的怀表，于是就把自己用的手表摘下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地接受了郭沫若送给自己的这一礼物，这只手表伴随了毛泽东一生，除了表带因为磨损换过，毛泽东一直戴着这只手表。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将自己写的诗《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毛泽东离开重庆以后，柳亚子作了一首和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这首诗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激起了很大的反响。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道诗作气势豪迈，通过描写乍暖还寒的北国雪景，展现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睥睨古今英雄人物，赞美了今朝的革命英雄，抒发毛泽东伟大的抱负及胸怀。以雄伟的气势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
毛泽东这首诗就像一声惊雷，对国民党反动派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引起了他们的内心的恐慌。为了消除毛泽东这首诗对他们造成的不利影响，蒋介石亲自布置陈布雷，找了一帮反动文人，写诗围攻毛泽东。哪知道这帮文人由于眼界、水平的问题，所写的诗尽显寒酸之气，根本不能和毛泽东这首《沁园春·雪》同日而语。
郭沫若为毛泽东这首《沁园春·雪》击节赞叹，更不齿于这帮反动文人的行径，也步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韵写了一首词，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唱和，以当代文豪的身份表达了他对毛泽东这首词的赞美，对国民党反动帮进行了抨击，同时嘲讽了那帮反动文人。词为：
其一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念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天滔。遍野哀鸿，排空鸣月鹃，海样仇深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解苛挠。
西方比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灵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茅赋，四暮三朝。
其二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名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不可雕。何足道，纵漫天弥雾，无损晴朝。
第一首词写国运维艰，抗战胜利后，人们企盼和平。而所谓友邦美帝国主义并不是真心帮中国，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第二首诗赞美毛泽东的诗作“气度雍容格调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恭宽信敏”，对反动文人污蔑毛泽东有帝王思想的言行予以痛斥，直指其“皮相轻飘”。
这一阶段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友谊日益深厚，郭沫若平视相知毛泽东的。随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郭沫若从平视相知毛泽东，逐渐地从内心对毛泽东从内心里产生了崇敬之情，从平视变成了开始仰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1948年底，郭沫若在香港演讲时，热情地对毛泽东赞颂道：
中共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的人民领袖了。他凭着他的卓越的思想，高远而稳健的政见，正确而坚强的领导，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我们中国的救星，我们中国人民有了他，事实上是值得庆幸，值得夸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和郭沫若常有诗词唱和。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观看了浙江省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有感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从这出地方戏中，生发出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义愤，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典故，隐喻苏联修正主义的可恶、可恨。
他写下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并在1961年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到后，激起了毛泽东浓浓的诗兴，于11月1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郭沫若看到毛泽东的和诗，心情十分激动，立马又写了一首和诗，请人转呈毛泽东：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和诗后很高兴，于1962年1月2日回信给郭沫若，说道：“和诗好，不要千刀万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好了。认为对敌人要无情打击，对中间派要采取团结政策。同时将其近作咏梅词送给郭沫若一阅，说明是反对修正主义的。这首词就是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首词也表达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巨人在时代的风浪面前静观其变，蓄势待发的心境。
1962底和1963年初，郭沫若再次和领袖毛泽东诗词唱和。1962年毛泽东七十岁生日之际，郭沫若再次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写的词作《满江红·领袖颂》：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毛泽东看到这首诗以后，被意境所感染，再次诗兴大发，连续几天彻夜难眠，也写了一首和诗《满江红·和郭沫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所写的这首诗气魄远胜郭沫若，展现了毛泽东的博大心胸和崇高的情怀，显示了毛泽东自强不息、战无不胜的意志和中国人民必将走向富强，中华民族必将复兴的内在信念。
由于毛泽东所处的领袖地位和郭沫若党内身份和具有的文学家的盛名，他们二人的诗词唱和已经不是一般的诗词唱和，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诗词中隐隐透露出毛泽东的内在想法，指引着当时的政治走向。所以他们诗词唱和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毛泽东对郭沫若非常信任，也十分欣赏郭沫若的文学造诣。他经常将自己所写的诗让郭沫若提意见，并作解释。1959年他就曾将自己写的七律《到韶山》、《登庐山》送给郭沫若欣赏并提意见，郭沫若也从自己的角度认真提出一些个人的观点和意见。对郭沫若所提的这些观点和意见，毛泽东都很重视，斟酌后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
对郭沫若的解诗的文字内容，毛泽东有时会亲笔修改，再三润色。郭沫若的解诗不是一般的解诗，他能够根据当前的政治，通过自己的思考，用很浅显明白的白话直观地将重大政治动向阐述出来。因此他对毛泽东的诗词的解释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密切关注。
毛泽东和郭沫若有很深的相知友谊。郭沫若从内心崇拜毛泽东，爱戴毛泽东。毛泽东对郭沫若也关爱有加。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毛泽东特地关照要对郭沫若加以保护，加之郭沫若在文革中也十分小心谨慎，从而避免了文革对他的冲击。
1976年，郭沫若挚爱一生无限崇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八十多岁的郭沫若悲痛欲绝，抱病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并颤巍巍地为毛泽东守灵。郭沫若与毛泽东相处的一生，走过了从相知毛泽东到崇敬毛泽东的过程。
他们的诗词一唱一和，激发他们二人写诗的浓浓的兴趣，既是文坛的佳话，也是领袖和高级知识分子交往的良好的范例，体现出毛泽东浓浓的人文情怀，至今思来，仍然让人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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