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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九)

文/沉吟先生

北魏统一五胡十六国后,北周进一步扩大了北朝地域,成为南北对峙中北方最后一个政权。北周宣帝死后,杨坚总揽大权,杀北周宗室诸王。北周元老重臣尉迟迥统兵数十万,北联突厥,南结陈朝,在相州举兵反杨。杨坚以韦孝宽为帅发兵讨伐,尉迟迥兵败自杀。杨坚之父杨忠曾跟随北周文帝宇文泰起义关西,因功赐姓普六茹氏,受封十二大将军之一,官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杨坚袭父职,其妻独孤伽罗为北周八柱国之一独孤信之女,其女杨丽华嫁北周宣帝宇文贇为后。公元580年,因随字不吉,改称隋王。
 
公元581年,杨坚逼迫自己的外孙、九岁的周静帝宇文阐退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隋初,北有突厥,南有陈朝。后突厥分裂为东西两汗国,杨坚乘势而击,大败突厥,东突厥归附隋朝。继而南下攻陈。开皇八年(588年),杨坚以其子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率水军出永安,共五十一万八千大军,三路大军伐陈,次年陈亡。至此,从公元316年西晋灭亡起,历经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结束,重归一统。
 
隋,包括之后的大唐帝国,均起源于一个利益集团——关陇贵族军事集团。
 

关陇位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周围。这个地方,是个得天下的风水宝地,成就了好多人,例如秦国,例如刘邦。但我们前面说了山西是表里山河,光得陕西,远远不够成就霸业,争霸者需要坐镇陕西,前有山西门户,后有四川大本营,才是争天下的最佳配置。
 
何以知之?我们看中国的地理位置,西高东低,西边是高原,东边是平原,从西往东,即为居高临下。再看水系,陕西四川是中国两大水系长江黄河的上游,拥有了这一块地方,上可控制黄河流域,下可控制长江流域。
 
拿秦国来讲,秦原本是在陕西,但只拥有陕西的秦国只能称霸西部,跑到中原争雄,就被晋揍得抱头鼠窜,因为当时陕西的函谷关属晋。光得四川更不行,因为四川是个盆地,外面崇山峻岭,里面坐拥宝地,天府之国,是最佳大本营,可提供源源不绝的后勤供应。不过缺点也是太好了,完全进去就不想出来,相当诱惑,进去就消磨意志,秒变麻友,所谓少不入川。但一出事,四川就是最佳避难场所,例如我们后面要谈到的唐玄宗幸蜀。
 
所以有太多的的例子,均为据陕西,前取山西,后坐四川,进而得天下。例如我们还没有谈到的唐朝李家,就是原本在山西太原,有事后南下入陕西。山西陕西在手,大事可成。
 
晋八王之乱后,五胡乱华,一部分汉氏大家族随司马家族衣冠南渡建立东晋,如世禄不替“琅邪王氏”。另外一部分中小地主,西逃至关中和陇山一带。
 
南下的汉人把精力都放在玄学之上,而西逃的汉人却与北方游牧民族互相通婚,胡汉杂糅,文武合一,就像两块泥土加水揉成一团,越揉越劲道。把汉民族的儒学与少数民族的骑射相结合,培养出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混融一统的能力。前面我们说过,前有赵武灵王,后有魏孝文帝。
 
陈寅恪先生这样评价这个军事贵族集团:“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一语道破隋唐盛世之源。
 

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产生,最早即源于魏孝文帝的北方士族制度。后宇文泰改革府兵制,在中央设置八柱国(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十二大将军。这些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混血柱国、将军,融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编织了一张涵盖整个国家全部统治者的密不透风的关系网,形成牢不可破的门阀军事势力——北周皇族为宇文泰子孙,唐朝皇族为李虎子孙,隋朝皇族为大将军杨忠子孙,北周历代皇后多出于此类家族,隋文帝的皇后与唐高祖李渊之母都出自八柱国之独孤信。西魏、北周、隋、唐四代帝王全部产生于这些门阀军事势力。这种局势直至唐朝贞观中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关东豪族与寒族的崛起、胡族藩将的出现,才逐渐没落,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天阶分斗极,地理接楼烦。溪月明关陇,戎云聚塞垣。山川殊物候,风壤异凉暄。戍古秋尘合,沙寒宿雾繁。昔余迷学步,投迹忝词源。兰渚浮延阁,蓬山款禁园。彯缨陪绂冕,载笔偶玙璠。汲冢宁详蠹,秦牢讵辨冤。一朝从篚服,千里骛轻轩。乡梦随魂断,边声入听喧。南图终铩翮,北上遽催辕。(骆宾王《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
 
溪月明关陇,戎云聚塞垣。正是其最佳写照。
 
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杨坚次子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在位期间开凿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余杭,西至长安。连接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功在当时,利在千秋。运河中“商旅往返,船乘不绝”。皮日休《汴河铭》曰:“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即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隋唐之后,运河两岸如杭州、镇江、扬州、淮安、淮阴、开封等地,逐渐兴起成为新兴商业都会,历经宋元明清而不衰。
 

杨广在位期间三征高句丽,三游扬州,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
 
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送别》)
 
这首无名氏所作《送别》,见于崔琼《东虚记》,作于隋炀帝大业末年,题为送别,实指炀帝巡游江都不归。炀帝于大业十二年(616)再度巡游江都,遂无北归之意,两年后禁卫军兵变,被宇文化及所杀。末二句以杨柳凋零喻隋亡已在旦夕之间。
 

如果说《送别》还只是隐喻,唐人李商隐的《隋宫》就是赤裸裸实写民不堪命之状。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起义,拉开了隋末民变的序幕。刘霸道、孙祖安、张金称、窦建德、翟让、杜伏威、林仕弘等纷纷揭竿而起,尤以江淮杜伏威、河北窦建德、瓦岗李密翟让势大。反隋各势力中,有流民,也有贵族。在反隋的割据势力中,李渊父子集团最终扫灭群雄,统一中国。
 
义宁二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所杀,隋亡。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唐,年号武德。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资治通鉴》)。
 
又一个“阴”字。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阴”字一以贯之,一部中国历史,一部“阴”字史。
 
唐初群雄割据,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起,李世民先后败薛举、薛仁杲,杀刘武周、宋金刚,灭王世充、窦建德,削平刘黑闼、徐圆朗、高开道,灭辅公祏、梁师都,至公元624年,天下定。是年,秦王李世民二十四岁。
 
武德四年(公元621)虎牢之战,李世民大破王世充、窦建德后,李渊深感前代官职均不足以称之,特设天策上将一职封之,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食邑增至三万户。李渊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李世民因此开设文学馆,收揽四方文士(如杜如晦、房玄龄)、武将(如尉迟敬德、秦琼、程知节),俨然一个小朝廷。后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为怀念一众开国功臣,命阎立本绘二十四位功臣图像,皆真人大小,褚遂良题字,立于凌烟阁内,天策名士多有入之者。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南园十三首》)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李世民在长安太极宫北宫门——玄武门发动政变,一举除掉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又遣尉迟敬德劝李渊退位,李世民“坚决”推辞,李渊非让不可(司马光《资治通鉴》:癸亥,诏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李世民只好笑纳,是为唐太宗。
 
事后李世民将建成、元吉的诸子诛杀殆尽,并从宗籍中除名。将建成、元吉的女眷全部没入宫中,后来成为李世民的后宫组成部分,比较为世人所熟知的是李元吉的妻子杨氏,元吉死后被李世民所纳,但没有正式封号,宫中呼为“巢剌王妃”。
 
后世传说李世民恐惧兄弟鬼魂前来索命,遂派尉迟恭与秦琼立其门前,担任守卫。后因二人年老,绘制二人画像挂于门前,成为后世门神的由来。
 

对自己老爹和兄弟这么狠的人,对自己当然也狠,对自己狠的人,一般都会做成点事,而如果这个人身居高位,往往都会做成大事。
 
玄武门事变次年,改元贞观,从此李世民走上了一代雄主的道路。
 
他树立了一面镜子,镜子中装的是隋炀帝杨广:杨广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并且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对内克制私欲,鼓励进谏,励精图治,整饬吏治,沿袭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对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由是大唐声威远播,四夷宾服,史称“贞观之治”。
 
我们前面说过,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所以我们看看历史上对李世民的评价。
 
《旧唐书》:“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新唐书》:“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资治通鉴》:“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杜甫《北征》:“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白居易《七德舞》:“圣人有作垂无极!”;朱元璋:“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功绩当然是不能抹杀的,但这里面有没有不实或者虚夸的成分呢?难说。如果不太保守一点说,很可能有。
 
因为李世民干过一件挺没品的事:干涉史官。
 
诸遂良负责记录起居注,就是皇帝日常的工作生活记录。有一天李世民想看看怎么记的,诸遂良就说你不能看,自古帝王都不看起居注。太宗就说,那要是我干点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也记啊?诸遂良说当然了,我就是干这个的嘛!后来“太宗想看自己的起居注”这件事,也被他记在起居注里了。后来太宗还是想看,又找房玄龄,房玄龄也不想给他看,说“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太宗说没事,朕的胸怀不同,我看是为了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好改正嘛,不知道哪里错了怎么改(朕之为心,异於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房玄龄没办法,就给他看了。看到宣武门事变那一段,看见语焉不详,太宗说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大胆写就是了,至于怎么写,当然是我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所以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就曾表示过怀疑,他认为建成、元吉虽然是顽愚之人,既然被世民所杀,关于他们的记载,也很可能被史官渲染、污蔑。
 
太宗很在意世人对他的看法,那就难免患得患失,其实有点着相了。他没有明白的一个道理是,历史除了写在纸上的,更多的是写在人心上的。
 
正如金庸所言:但求我自丹心一片,管他日后史书如何书写!
 
张三丰长声吟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的两句诗,文天祥慷慨就义之时,张三丰年纪尚轻,对这位英雄丞相极是钦仰,后来常叹其时武功未成,否则必当舍命去救他出难,此刻面临生死关头,自然而然的吟了出来。他顿了一顿,又道:“说来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执,但求我自丹心一片,管他日后史书如何书写!”望了俞岱岩一眼,心道:“我却盼这套太极拳得能留传后世,又何尝不是和文丞相一般,顾全身后之名?其实但教行事无愧天地,何必管他太极拳剑能不能传,武当派能不能存!”(《倚天屠龙记》第二十四章《太极初传柔克刚》)
 
这方面,他就远不如他的媳妇兼儿媳妇武则天做得潇洒自如,人家死后竖了一座无字碑,任由后人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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