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事业和家庭究竟该如何平衡？对于不少妈妈们来说，这似乎是个两难的命题。为此，经济学家戈尔丁首次全面梳理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并试图寻找这些变化的原因。她的努力不仅为她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同时也让女性群体，尤其是妈妈们感到被理解和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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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Jennifer 编丨Lulu
这几年，高知分子和精英女性，转型成为全职妈妈的现象，好像肉眼可见多了起来。
这些妈妈们因为有高学历的加持，在教育上掀起了一股“科学鸡娃”的热潮。网上曾有一个热门博主表示，毕业20年同学聚会，当初的学霸女同学们人到中年，大多都放弃了令人艳羡500强、高管工作，全身心鸡娃。
这一现象背后，完全是出自对教育的投资吗？还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最近，荣获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对美国女性群体的研究，给了我们新的角度。她本人也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
来源图片：CFP
据诺贝尔官网消息，戈尔丁是第一个提供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的人，她的研究揭示了这些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并指出了性别差异持续至今的主要原因。其中，育儿的压力，成为重中之重。
“为什么性别收入差异在当今依然存在？”
她追溯了1878年至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抉择家庭和工作问题上的变化史，将研究结果写进《事业还是家庭》一书。她的研究，使得女性群体，尤其是妈妈们感到被理解和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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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也让我们发现，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平衡问题，其实让每一代女性都在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
哪怕是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工作性质的变化、教育压力的提升、以及经济环境的衰退，都需要女性群体重新做出选择。
事业，还是家庭？
历时百年的代际传承接力棒
事业和家庭平衡的旅程，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
一个世纪前，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必须在事业和家庭间做出选择，且往往只能二者择其一；如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数量大幅增加，她们看上去拥有更多的选择，也更有机会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
可现实是怎样的呢？
基于数十年的开创性研究，戈尔丁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图：一个世纪的五组女性大学毕业生
戈尔丁发现，女性群体在优先事项和成就上的转变，也映射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同组别的差异背后，有个体无法控制的时代发展和社会力量。
与此同时，每个群体都向下一组群体传递了接力棒。上一代女性的经验和遭遇，正在影响下一代女性的选择。
第一组：成家或者立业
第一组女性出生于1878-1897年，并在1900-1920年之间毕业。这一组女性的终身成就在所有群体中最参差不齐。
其中，一半人从未生育过孩子；一半人生育了孩子。在没有孩子的女性中，绝大多数人都在某个阶段工作过。而另一半有孩子的女性却很少有人就业。
宽泛地说，这个群体要么组建了家庭，要么成就了事业。正如这个时代有许多女性大学生，事业有成但终身未婚、或未养育子女。
比如，被收入《美国知名女性录》上的女性，不到30%的人有子女，只有略超过一半的人结过婚。
第二组：先工作再成家
第二组是1898—1923年出生、1920—1945年大学毕业的女性群体。
因为结婚年龄相对较晚，她们可大致归为“先有工作，后有家庭”。大部分人结婚前都会工作一段时间，但婚后她们不再外出工作。
她们当中很多人有过远大的志向，只是被外部力量压制了，包括大萧条的爆发。经济大规模衰退后，出现了一系列针对女性就业的限制性政策，比如禁止已婚女性从事文书工作、教学等公共部门岗位也扩大了类似的限制。
图源：pixabay
第三组：先成家再工作
第三组女性出生于1924-1943年，这一组女性一般先有家庭，然后才谈工作。
受人口浪潮的影响，这一组大学毕业生中90%以上都结了婚，且大多数结婚都很早，生育了更多的孩子。
有了孩子后，她们纷纷离开了劳动力大军。她们希望在孩子长大后重返职场，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技能，多数人其实很难重返劳动力市场。这一代人中，婚姻岌岌可危的比例，也大幅上升。
第四组：先立业再成家
第四组出生于1944年-1957年，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学毕业。
这些女性在婚姻、子女、职业和就业方面，从前辈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比如投资丈夫的事业，而不是自己的事业，有其危险性。
她们从小就意识到，拥有一技之长，不仅对职业发展有利，对自己和孩子的生计也很重要。“最糟糕的莫过于，人到中年，丧偶或者离婚，还没有自己的身份和兴趣爱好。”
因此，这一代女性开始追求更高的学历水平，并渴望从事律师、医生、高管等报酬最高、最有威望的职业。
图源：Pexels
第五组：事业与家庭兼顾
第五组是1958年以后出生的女性，1980年左右大学毕业。她们延续了晚婚晚育的模式，相比上一代人，生育率却大幅提高。
这一群体更渴望事业与家庭的共赢，整体的事业成功率也有所提高。
可是，即便如此，教育程度最高的精英女性，比如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她们在实现事业和家庭目标上依然面临着挑战——为了照料年幼孩子，她们放弃全职工作，从事兼职。大学毕业15年后，只有一半有孩子的女性从事全职工作。
当然，如果从纵向来看，在劳动参与率上，不同年龄段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在上升。
从第一组到第五组，事业与家庭平衡上发生的巨大转变，在戈尔丁看来，本身就是代际传承的一部分。
“每个小组都接过接力棒，闯关通卡，跑出一段路程。每一代人都着眼于用更佳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目标，拓展自身的价值。”
事业需要时间，
照顾孩子也需要时间
通过受教育女性的百年接力，到今天，事业和家庭似乎不再是一个无法兼顾的问题。可是，真的如此吗？
研究显示，近60年过去，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虽然大都走上了职业道路，但是相对于男性，她们的收入和晋升始终有差距，且随着结婚和生育，差距在扩大。
戈尔丁特别强调，刚走出校门的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其实极其接近。在大学毕业约10年后，当年轻人开始组建家庭、迎接下一代，收入差异才变得明显。
更准确地说，当女性怀上第一个宝宝，休完产假之后，回到工作中，男女差距的拐点就开始出现了。
阻碍女性追求事业和平衡家庭生活的真正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很多耳熟能详的词汇：性别歧视、性别偏见、职业天花板……
书里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描述——“妈妈轨道”。
何为妈妈轨道？当女性成为妈妈以后，她们的生命中就多了一条需要付出极大心力的育儿轨道。
在这条轨道上，她们需要思考孩子的养育问题、教育问题、亲子陪伴，并被这些责任推着走：
“我需要花时间陪伴家人。”
“我的小孩好像一直受保姆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留在家里。”
“谁来准备午餐，谁来接送参加游泳培训的孩子，接听学校医务室打来的电话？”
有读者妈妈表示，“太有共鸣了，仅仅看到这里，就止不住泪目了......终于有了被看见和被理解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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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母职工作，特别是当孩子处于年幼阶段，已经成为职场女性的一大牵绊。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曾花费整整5年时间，走访了瑞典、德国、意大利以及美国的135位职场妈妈，发现有一点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里，都是共通的——职场妈妈们，活得太不容易了！
美国妈妈萨曼莎是一位律师。生孩子的时候，她所在的律所只让她休息了九周，就要求她在家办公。由于实施的是剖宫产，她的伤口还未愈合，就不得不趁着婴儿睡觉的时间，接听会议电话和工作了。
萨曼莎说：“在我所处的行业，年轻能干的女性合伙人，大多数最多只敢要一个孩子。那些真的有了第二个孩子的妈妈，通常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六个月之后就从律所消失了。”
韩剧《未生》的截图
职场妈妈的困境，导致很多像萨曼莎这样的高知女性，只能暂时回归家庭，或者选择可以兼顾家庭的灵活工作。
在这基础上，戈尔丁认为，导致妈妈们放弃职场的，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找不到负担得起的高质量托儿服务。
对于收入不高的妈妈来说，年幼孩子的托儿费用、保姆费用，往往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很多女性会算一笔账，与其将每月工资，用来支付托育、保姆费用，不如自己亲自带娃，还更放心。
除此以外，克劳迪娅·戈尔丁还进一步反思了工作本身存在的问题——工作的 “贪婪”，使得事业和家庭难以平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贪婪工作的价值大幅飙升。收入分配最顶端的人的收入日益膨胀，跻身高层的人能得到更大的奖励。
贪婪的职位与灵活的职位，在收入回报上的差别
想要胜任贪婪的工作，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工作时长，加班成为常态，甚至随时待命，也就是所谓的996福报。当然，这样的工作薪酬也很高。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金融业。过去是十年里，金融行业的收入增幅最大，同时，它也是需要付诸时间和精力最多、工作弹性最低的行业之一。
据一位金融圈已婚已育的女性表示，自己从怀孕期间一直战斗在工作一线，频繁地出差，生孩子的前一天还在为项目忙碌、刚出月子便继续投入到工作中……这可能是很多金融圈妈妈的常态。
这也是为什么，在金融、咨询等高强度行业里，女性不结婚、不生孩子的比例也很高。
问题来了。为了兼顾家庭，且最大限度提高家庭的潜在收入，夫妻双方不得不进行妥协和平衡。
戈尔丁指出，最后牺牲事业回归家庭的，大多数是女性。“即便是胸怀抱负、才华横溢的女性，也觉得自己有必要为了家庭而放缓自己的事业发展步伐。”
且夫妻分工的结果，其实是双方都有所失：女人放弃了部分事业；男人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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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警醒的是，眼下正处后疫情时代，经济下行，失业率飙升，会不会加剧女性主动或被迫放弃追求事业，退守家庭？毕竟，历史上的经济大萧条，曾使已婚女性的就业情况持续恶化。
这几年，在我们身边也经常看到，越来越多高学历的精英女性，开始倾向于谋求一个稳定的体制内岗位，或者干脆回归家庭，相夫教子。这里面既有基于个人主动选择，也有迫于现实压力的权衡。
当女性生产力，转入家庭教育投资
在戈尔丁教授的研究之外，今天，束缚妈妈们在职场大展拳脚的，其实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因素：教育压力。
精细化育儿和教育内卷，不仅是“吞金兽”，需要消耗大量家庭财富，同时它也需要父母一方付出比过去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弃潜在的提升收入的机会。
这也被很多家庭视为“隐性教育投资”。
当然，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母亲会将更多精力用于规划和陪护子女。因此，绝大多数家庭的隐性教育投资行为，来自于母亲。
国内权威经济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教育陪护等对母亲的收入有着显著影响，子女升学压力越大，母亲收入下降越多。
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月收入显著下降近两成，而父亲收入没有显著变化；
高学历、非国有行业、育有男孩或独生子女的母亲收入，更容易受到子女升学压力的影响；
此外，重点高校录取升学压力越大的地区，母亲收入下降幅度越大。
有意思的是，这项研究还调查了不同升学阶段对母亲收入的影响。
其中初升高阶段的子女升学压力会对母亲收入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使母亲收入平均下降 37% 左右。这是因为教育分层主要发生在中考阶段，因此家庭往往会更加重视子女的中考结果。
为了孩子的成长成才，转型“全职鸡娃”的妈妈们，也不在少数。
全球范围里，母亲的职责已经突破了照料和养育的范畴，越来越呈现出 “教育经纪人”的特征。
甚至有人说，无论是藤校、牛剑毕业海归，清北、985毕业学霸，还是500强总监、央企体面又有前景的工作、年薪百万千万……这些光鲜的背景，在孩子的成绩面前，通通都靠边站。
虽是调侃，却也透露着几分真实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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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妈妈们的生活重心，倾向于精细化养娃之后，究竟是否值得？答案或许见仁见智。
从正面来看，一项收集了全球106个国家与地区的179万人的调研数据显示，母亲对于孩子教育成就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拥有高学历背景的母亲，她们对孩子的高强度投入与付出，促进了孩子升学和教育成就。
研究人员表示，如果母亲教育程度比较高，她可能更容易帮孩子辅导功课、报各种辅导班、把孩子送去国外参加夏令营。高学历母亲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确实有很多知识和经验。
然而，“精细化育儿”的效果，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美国劳工部联合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曾开展了一项名为“全国青少年纵向调查”的研究。他们从全美范围内召集了12000多名14至22岁的青少年，并对他们进行追踪访问。
研究人员综合大量数据，最后发现：母亲不工作，对孩子考试成绩确实有积极影响，但影响非常微弱。
另一方面，女性追求职业成就，对子女“适当放养”，也并非没有益处。
有研究发现，身为职业女性的母亲，对女儿的影响会更深。因为女孩更倾向于将母亲作为榜样，如果母亲在职场上有更好的表现，女儿也会更敢于打破刻板印象，追求更高的职业成就。
外滩君也曾经采访过很多成绩、品格各方面都很卓越的学生，他们的内驱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很强。提起父母和家庭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表示，父母在工作上的努力、对事业的追求，以及自由宽松的家庭环境，对他们影响很深。
无论全职妈妈，还是职场女性，其实是非常个人化的取舍，毕竟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
当兼顾家庭和事业变得困难，妈妈们能做的，或许就是放下患得患失的心态，全力以赴于当下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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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纽约时报Claudia Goldin Wins Nobel in Economics for Studying Women in the Work Force；
2.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3.《性别、教育扩张和代际：全球教育流动性》，钱岳、胡扬，发表于《自然》杂志子刊《Nature Human Behavior》；
4.《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子女升学压力与母亲收入损失》，王伟同等作者，发表于《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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