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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田青打工文学奖"参赛作品
第三届"田青打工文学奖"参评作品
“打工文学”的更名与危机
周思明
图为2015年作者在田青打工文学研讨会上作主题演讲。（李智杰摄）
近期，有一个现象颇值得玩味：“打工文学”这个为我们所熟悉的命名被人从文学版图上莫名其妙地抹去，代之以冠冕堂皇的“劳动者文学”；而且，有学者还有益将后者的范畴扩大至城市白领、机关干部、知识分子…… 在为打工文学更名者乃至有的打工文学作者本人看来，“打工文学”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很不雅观的名字，就像过去穷人家的孩子叫个阿猫阿狗一样；而“劳动者文学”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官名”。其实，在我看来，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对于急于想给“打工文学”更名的人，我倒很想问一嘴：打工卑贱吗？打工文学下作吗？既然打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诸多新生事物的一种，那为什么就不能允许“打工文学”这一名称继续叫下去？退一万步说，命名光鲜了，文学就高雅了吗？
其实，叫“打工文学”比叫“劳动者文学”更有本真的意义和真实的价值。这是因为，“打工文学”是诞生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城市中的独特文化景观：数以亿计的进城打工者白天在流水线上从事简单机械的劳作，晚上下班后常怀“机器人与木头人”的感叹。现实残酷与文化饥渴激发了打工者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欲望与激情，早期被学者命名的“打工文学”即由此而生。“打工文学”乃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名”的新生事物。打工文学亦已然形成一个绕不开的文学现象，在新世纪文学画廊里，已经有了“打工者”的艺术形象，中国现代文学馆里，也已经有了专为“打工文学”设立的展示专柜，成为我们这个变迁时代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而且，当代生活中的打工者形象特殊历史内涵和鲜明时代特色也有目共睹。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打工文学，经过4０年的发展，的的确确已积聚了一定的人气。打工文学的活跃与打工群体的痛苦体验，让打工作家们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省、转型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与复杂现实的博弈与对撞中，激发了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与文学灵感。打工文学真实地反映了成千上万打工一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独特心路历程和酸甜苦辣。
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高举打工文学旗帜并大力支持打工作者的《杨美文化》报每年都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打工文学研讨，还连续主办了三届“田青打工文学桨”，深受社会各界关注和好评。（李智杰摄）
应该承认，相较于其它题材的文学板块，“打工文学”在文化积淀上先天不足，气场也比前者孱弱。加之纯文学作家群体发声分贝和媒体宣传力度相对强大，打工文学作家群很难获得自己的话语权，甚至在打工文学队伍中也不乏急于甩掉“打工文学作家”帽子的写作者，认为这顶帽子很不光彩，乃至丢人现眼。但中外文学发展史证明，小发展为大，弱者变成强者，不是不可能的，只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气候，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是也。打工文学作家群体有一个共性，即他们有着“不得不说”的共同情感、苦难的底层生活遭遇，沉痛的务工生活体验，这些元素一经与新的思想相遇，就将催生新的文学创造。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新世纪以来，打工文学继承现实主义传统，融合其它创作方法、思潮，在拓展自己的审美视野，突出作品的文学性和现实性上，有了比较突出的特色。
无论承认与否，打工文学乃是一种野生的、野性的、江湖的、体制外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物种，是现代社会转型期中特有的新生事物。其基本元素是城乡、上中层与底层、知识分子与农民工这三对矛盾的二元冲突。打工文学集中地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人权、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情绪基调是农村人、小地方人在努力适应大城市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心理的紧张感、异化感和断裂感。打工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独特且重要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人文矛盾色彩。即使在“文化媚雅”潮流的冲击下，严肃的打工文学仍然会倔强存在并曲折成长。当然，也要看到，由于“打工文学”整体上仍属于一种平民化、粗粝化的文学，还有较大的提升的空间，因此从发展的角度讲，打工文学与其他题材的纯文学相比较，还要在美学的、历史的、艺术的、人民的范畴内做更加艰苦的努力和提升。
打工文学作家们笔下的人物痛苦与其说来自物质的贫困，毋宁说是来自精神的、文化的、体制的压抑，诸如自我身份的被歧视、城市霸权的胁迫、文化权利的缺失等等。他们从现实中提炼出的文学写作题材，颇具象征意味，隐喻着底层的精神诉求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基层打工者在城市用血汗浇铸的对自我未来希望，承受着生命之轻与劳作任务之重，生存环境的恶劣与逐步改善，生存空间的狭窄与不断拓宽，心理生理受损与不断修复，是这个底层群体的挥之不去的梦魇与梦想。笔者欣喜地看到，打工作家群里已有王十月、郑小琼、柳冬妩、周崇贤、陈再见等作家进入主流文学庙堂。一批打工文学作家通过写作改变了自我人生命运。目前中国各大城市聚积着多达1亿多的农民工，具体说是1.3亿，且会有更多农民工进入城市，农村城市化的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打工文学的生存与发展绝无问题：它有着创作主体即学历越来越高、越来越有文化的“打工文学作家”们自我实现欲望和素质能力基础，也有着外部因素的支持即政府、文学界、社会和广大读者的热诚扶助。打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应百尺竿头更上台阶，于现有基准上再接再厉，总结经验，向着更高水准发起新的冲刺。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唤，更是打工文学的前途所在。
应该指出的是，现在评论界对“打工文学”虽然有了认同，但怀疑者、不信任者仍大有人在。不能说此类文学没有好的作品，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已然上升到较高审美层次，跻身国家主流文学行列。这是打工文学成功的一面。与此同时，打工文学颓败的一面也依然存在。读此类文本，感觉仍停留在诉说底层故事的层面，就像条条苦兮兮的鱼儿挣扎浮游在泥浆水塘而非碧蓝海洋之中，它们张开自己的嘴巴倾吐一肚子的苦水。无论是写城市农民工还是写家乡人事，还习惯于从概念出发，去演绎一个个可以引来廉价悲悯泪水或叹息的泪血故事；以“苦难”作为某种“论据”，图解一种底层经验；还有的作者往往依从理论界的某种说教与诱导，将笔下的人物拔高、雅化或者矮化、污名化。至于如何从打工故事里抽取、升华，使之具有审美性、思想性、可读性的艺术作品，还是一个让我们很难看到有何突破的旧格局。
目前，就全国而言，打工文学写作者已然以数万计。他们中的一些有志者，因坚持阅读与写作而从工厂流水线上脱颖而出，成为有了名气的打工作家。务工的苦涩经历逼迫着他们成长，在收获文学创作果实的同时，也让他们的人生轨迹得以改写。这也正是打工文学能在大城市里扎根生长的客观条件和内在理由。与“打工”同步的“文学”，正在悄悄改写打工文学作者们的生活乃至命运。然而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悖论也浮出水面：那些锅盖上的小米一一熬出来的打工文学作家，告别了忙碌辛苦的流水线生活，告别了务工的苦闷压力及由此而生的写作冲动，其文学写作的“后劲”也就荡然无存一一这正是打工文学的危机所在。诚如有的打工文学作家指出，有些打工文学作者有了名气进入作家行列之后，内心就会排斥打工文学，觉得这种下里巴人式的文学写作类似识字班作文——层次太低。有的打工文学作者随着地位的改变和名气的提升，也不再愿意写打工题材的作品了。打工文学曾有的粗砺、蛮野、不羁、呼喊、抗争等等，就像森林中的珍稀物种一样神秘消失，这才是打工文学真正的悲哀与危机所在，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作者简介：周思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戏剧家协会理论评论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福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学传记学会会员，广东省曲艺家协会会员，深圳市影视家协会会员。文学硕士。出版文艺理论批评专著《解构与重构》《全球化视野与新都市语境——深圳文学30年论稿》《意义的重建》等三部，长篇纪实文学《马福元人生纪实》一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国艺术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以及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艺评论、南方文坛、名作欣赏、长江文艺评论、粤海风、文艺评论、长江文艺、山花、厦门文学、小说选刊等；中国文艺评论网、光明网、央视电影频道等刊发文学、影视、曲艺评论900余篇。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多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文摘、中国当代文艺文论选等全文选载。荣获中国文艺评论年度达人称号、全国思想文化理论成果一等奖、第五届“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征文一等奖，第三届全国曲艺理论学术研讨会优秀文章奖，第五届中国曲艺理论评论文章奖、首届法治中国文化艺术论坛三等奖、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一等奖(提名)、广东省文艺评论文章优秀奖、深圳社科理论征文一等奖、深港两地书评大赛三等奖、香港紫荆文学金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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