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朗月 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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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约专栏作者
白 杨
白杨，本名黄陆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诗集三部，诗合集一部，散文集二部。发表中短篇小说十余篇。
现居安阳。
太史公的沉痛与深心
几个朋友闲聊，东方兄建议读《史记》。“读了《史记》，很多事就不会发生。”他说。我写《废墟上的乐章》，查阅《史记》中《殷本纪》《龟策列传》等篇章，联想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灾！乃尧舜之德也。”打算把《史记》通读一遍。
我一直以为《史记》只是一部历史书，尽管它记载了自黄帝至武帝3000年的史实，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巨著；尽管太史公因为李陵辩护罹祸，受到宫刑的奇耻大辱；尽管鲁迅先生誉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还是认为它不过是一部历史书。在我通读了史记之后，方才汗颜自己的浅薄与无知。
【史记】
现下的一些社会现象，有好事者以列传体写出，读来饶有风味。这是因为太史公高度的概括力、深刻的洞察力、卓越的认识力，通过对历史人物具体化、质感化的描述，让我们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后人模仿，正见其魅力所在。课本里《陈涉世家》就给我这样深刻印象。后来读得多了，如同明代茅坤所说：“读游侠列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内心感佩而击节膺服。
太史公的语言太美了。在他那个年代，人们争相于汉赋那种铺排扬厉，竞斗辞采，太史公的语言典雅而不古奥、精炼而不晦涩、晓畅而不浮薄、自然而不浅俗，既有强烈感情色彩，又不刻意粉饰，实在令人心向往之。他是如何把自己的语言锤炼出如此鲜明的个性特色的？
中国古代学术史评价《史记》是正史鼻祖，散文大宗。读了《史记》之后，我才发觉《史记》的价值，不止于此。
【孔子】
中国古代学术演变的大势是由王官学到百家言，而首开百家言的即是孔子。孔子第一个把官学引向民间，平民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还创造了“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循循善诱”等经典教学理念。他生当春秋末期，周衰世微，礼崩乐坏。他周游列国，希望遭遇明主，行道济世。然而所遇不合，不得不回到家乡。眼看垂垂老矣，一生抱负不得施展，乃退而述史，以《鲁春秋》为主，参考《百国春秋》，目的不在史，而是假事示法，藉以明志，立法传道。老夫子综合史实，寓褒贬于取舍，涵倾向于文笔，微言大义，以“春秋笔法”写成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孟子说，《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夫子认定，礼和义，是治乱的根本。我由此想，利和欲，是致乱的根本。对太史公影响最深的古人，就是孔子。对孔子的论断，他深信笃行。
拿到一本新书，我通常先读序，对全书有个大致了解。太史公那时还不兴作序。太史公写《太史公自序》，也是放在全书末尾。这篇自序让我们了解到太史公的家世，写作史记的因缘。他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临终嘱托他：“自周公卒500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500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老太史令是以孔子与《春秋》自期并期望儿子的。面对父亲的遗命，内心自然深受巨大震动，俯首流涕：“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最后说：“小子何敢让焉？小子何敢让焉？”每读到此，眼睛都会湿润，而肩上是深重的使命感，不敢卸让。
【报任安书】
真要了解太史公内心的沉痛悲怆，还要读一读《报任安书》，这差不多是太史公除《史记》外唯一流传于世的作品，它是一封书信，见于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这里面就有我们耳熟能详，催人奋起的那段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道出了太史公隐忍含垢，苟且偷生的不得已。他形容自己受刑后的感觉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又说“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是太史公的沉痛。
在《报任安书》中，他用三句话总括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所说的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就是承自孔子的义和礼。《史记》分为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在这区区130篇统共52万字中，含括3000年的历史，其取舍裁删，编次先后，有太史公深深的寄托在。
“本纪”首列五帝，且“见其治未见其乱，见其盛未见其衰”。太史公为什么这样写呢？他的意思是：治乱盛衰与统治者本身的好坏有密切的关系。五帝个个都是好帝王，所以《五帝本纪》“全讲帝德”；“表”首列三代。《三代世表》记载的第一件事是征伐。这时候，帝德已失，争心已起；“书”首列礼。“让者，礼之始也。”太史公特重“让”，无让不成礼。他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书”一共才8篇，第一篇《礼》，第二篇《乐》，太史公如此安排，绝非无义。“书”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典章制度史；“世家”首列吴太伯，颂扬其让国的做法。这里又见太史公对“让”之重视；“列传”首列伯夷，次管晏。前者赞颂君臣父子兄弟之伦，后者揄扬朋友之道。二者共同“维持人纪之义备矣”。总合来看，《史记》五体之首都寓有贵让崇礼，礼让为国之意。
【司马迁】
由此可见，《史记》的编次、归体、去取、写作，隐含了太史公论治的思想，对人类数千年生活经验有个总结，有个通盘见解，探寻其成败兴坏之理，也就是“通古今之变”。读懂了《史记》，“致行其道，岂徒除祸灾！”我们身边的许多事，就不会发生了。太史公若非有此深心，何以隐忍偷生！“此书不成，我不能死。”太史公的生命已经超然化外，不属个人了。
也因此，太史公涵泳于先贤散文，沉潜于其遭际心胸，蕴藉成独独属于自己的文字风格。这是太史公的磨砺，亦是上苍垂顾。
《史记》实在是一部有特殊性质的书。他上承中国古代学术中论治的传统，重启《春秋》“立一王之法”的思想和精神，为后代立楷模，垂典范。《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历史书，更是一部百王大法。今人读《史记》，利莫大焉！
读完《史记》，意犹未尽。由此我始更加相信，读史可以明智，始知东方兄之言简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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