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标榜“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主张以心传心。但是，禅宗在的实际传播过程中又不得不倚仗于文字，正如六祖慧能所说的一样，“即此不立二字，亦是文字”，完全舍弃文字是不可能的。
禅宗发展到后来，随着各种灯录、禅师语录的大量出现，由“不立文字”变成了“不离文字”。起初，禅师们还只是将历代祖师大德的悟道因缘形诸笔端，用作供学人参究的“公案”，后来又由此演化出所谓的“颂古”、“评唱”等形式，“文字禅”之风也愈演愈烈。唐代禅师多居山林，禅与农结合，形成了“农禅”风尚；宋代禅师多与士大夫交往，“士禅”成为潮流。士大夫的文化程度高，他们习禅，形式更高雅，比如说用诗、文来说禅。这是文字禅兴起的重要条件。
宋代以降，文字禅大行其道。一般认为，系统的文字禅即始于惠洪。所谓“文字禅”，其实就是用文字来说禅、教禅、传禅，甚至用文字来勘验学人悟道与修行的深浅。文字是形式，禅是内容。文字禅还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叫“葛藤禅”，因为禅本来是当下的见性顿悟，是不可言说的，而文字禅则属于“绕路说禅”，言不可言，犹如葛藤绕树。
惠洪作为第一个系统提倡文字禅的禅师，他提出文字禅，从理论上回答了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文字禅的可能性在哪里，也就是文字能不能用来表述“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禅。二是文字禅有无必要性，“绕路说禅”与“直指人心”何以兼容。
1、文字禅的可能性
惠洪认为，文字与禅虽然并不能等同，但是文字禅却是可能的。一方面，禅可以通过文字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利用文字也可以检验一个人证悟与否，深浅如何。
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侯。
这里的“语言”就是文字，“心之妙”就是禅。佛教讲“因缘”，因是主要的，但缘同样也不可或缺。文字虽然只是禅的一种助缘，但却是必要的。惠洪之说，大致上遵循禅宗“藉教悟宗”的祖训，将文字视作禅的一种助缘。有学者指出：
惠洪并不认为语言文字是障道之本，而是把它们视作实现目的的手段，直达禅境的道路。所以，他一再强调，“大法非拘于语言，而借言以显发者也”，“广演之语，大剔禅者法执”。前者说的是显真，后者突出的是去妄，显真去妄四字，足以说明语言在禅学中既非“障道”，也绝无非轻重。
惠洪确实认为文字禅是十分必要的，但相比显真来说，他更重视的是文字禅的去妄作用。在惠洪生活的北宋后期，“不立文字”的禅宗越发走向极端，种种弊病由是而生。惠洪对此表达了深沉的担忧。
周裕锴归纳了其中两个最明显的弊端，分别是：
一是标榜“平常无事，饥食困眠”的自然人性,拒绝经律论藏的学习和研讨,这种观点推向极端，便成为饱食终日的“纳饭师”、“粥饭僧”的借口。
二是依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祖训，反对语言文字的记述和写作,这种观点推向极端，便成为蒙然无知的“哑羊僧”的借口。
惠洪对“纳饭师”、“粥饭僧”、“哑羊僧”多有批评，认为他们根本没有把握禅的精髓，只知道个“不立文字”，实际上却在文字上住相最深，他们对义理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愧为禅师。
更重要的是，由于禅师们大都不事翰墨，因此唐宋以来的僧史几乎全被讲师垄断了，而讲师既不晓文，又不通禅，实在难以写出像样的僧史来。这也是惠洪提倡文字禅的一个重要现实原因。
禅者精于道，身世两忘，未尝从事于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于讲师之笔。道宣精于律，而文词非其所长，作《禅者传》，如户婚按检。赞宁博于学，然其识暗，以永明为兴福，岩头为施身，又聚众碣之文为传，故其书非一体，予甚悼惜之。
有感于此，惠洪慨然有志于论述，他所写的《禅林僧宝传》不仅文采可观，而且对禅也有深刻洞察，无疑是一部禅史佳作。但是，由于惠洪太过于注重文字之雕琢，又难免以文害质、华而不实。祖琇《僧宝正续专》卷七末附《代古塔主与洪觉范书》，对此就有过批评：
尝闻足下有撰次僧传之志，某喜为之折屐。……及足下成书，获阅之，方一过目，烂然华丽，若云翔电发，遇之骇然。及再三伸卷，考核事实，则知足下树志浅矣。夫文所以纪实也，苟忽事实，而高下其心，唯骋歆艳之文。此杨子所谓从而绣其盘悦（当为鞶帨），君子所以不取也。
在祖琇以看来，《禅林僧宝传》置史实于不顾，“烂然华丽”、“唯骋歆艳”，读来让人“骇然”。这个批评确非空穴来风。不过，惠洪的初衷断不至如此，他的本意想借史传禅，为了方便流传，才在文字上痛下功夫。实际上，惠洪对于文字与禅的关系还是十分清醒的。他说：“非离文字语言，非即文字语言，可以求道也。”惠洪认为，禅不能离开文字，禅也不是文字游戏，只有对文字保持非离非即的态度，才是正道。
2、绕路说禅
惠洪还认为，禅重体悟，但并不排斥文字，只不过用来说禅的文字不能太过于直白，必须要“绕路说禅”。
护持佛乘，指示心体，但遮其非，不言其是。婴儿索物，意正语偏，哆啝之中，语意俱捐。
所谓“绕路说禅”，就是间接说禅、拐着弯说禅，有时候“声东击西”，有时候“指桑骂槐”，就是不能把话说穿、说破，必须把握分寸，点到即止，启发学人自己去体悟其中道理。
比如“但遮其非，不言其是”，不说禅是什么，只说什么不是禅。对禅既不能一言不发，也不能明确地说出来，靠的是学人有足够的悟性，有了足够的悟性，他就会在说与不说之间体悟到禅的真相。
有时禅师会故意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但其中却暗含禅机。如“吃茶去”，就是“意正语偏”，意思明确，但语言却含混不清。好比婴儿索物，他虽还未习得语言，口上说不得，但心中晓得。
惠洪认为，文字禅始终都是手段，其最高境界还是“语意俱捐”，即回归到“无字禅”的轨道上来。以此而言，惠洪所主张的文字禅最终仍是以“不立文字”为旨趣，这与后来流于形式化的文字禅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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