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文景之治与“三十税一”。
关于二者的关系，常见表述是：
“汉文帝和汉景帝注重农业生产，提倡以农为本，要求各级官吏关心农桑，
并进一步减轻赋税和徭役，把田赋降到了三十税一
这类表述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三十税一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百姓们在文景时代可以过上较为轻松的生活。
这是一种误解。
之所以说“三十税一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是个误解，是因为在文景时代，
真正构成百姓负担主体的，不是田亩税，而是人头税
。
学者高树林以粮价折算的方式，测算过汉代百姓每户每年的田亩税和人头税，其结论是：
人头税占到了汉代百姓负担的九成以上，田亩税只占了不到一成
。具体数据见下表：
人头税方面，针对未成年人的口钱是每丁23钱，针对成年的算赋是每丁120钱（实际当然不止，因为朝廷常常重复征收口钱与算赋）。徭役、兵役的折算，也按朝廷规定的时间和折钱标准来算，如兵役的“践更”标准是每月二千钱（实际上也不止，因为朝廷常常临时征发劳役和兵役）。
如此，再按汉代的粮食价格，将田亩税与人头税全部折算为钱，便能得出汉代百姓的田亩税负担与人头税负担的比例。表中使用了多个价格，是因为汉代历史漫长，不同时代的粮食价格有差别。最后一项人头税减半，则是针对可能出现的“人头税测算过高”的质疑，而采取的一种“退而言之”。诚然，上述测算不可能百分百精准，但已足以直观地说明：
仅仅将田赋从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对减轻汉帝国百姓的负担而言，是几乎没有什么作用的。
“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
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
；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
四时之间亡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五口之家中，至少有两名成年劳动力需要经常去服劳役，因“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而一年四季不得休息，指的都是人头税负担。晁错说，这些沉重的常规人头税，再加上非常规的水旱灾害、急暴之政与额外赋敛，共同造就了百姓们卖掉田宅、卖掉子孙来活命的现象。
同时代的贾谊也留下了相似的论述。他告诉汉文帝，淮南之地的郡县百姓之所以纷纷抛弃家园，逃亡到诸侯王的地盘，不是因为田赋太重，而是徭役太重：“其吏民
繇役
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饯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往来长安的徭役将这些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他们不想做郡县百姓了，都想去做王国的百姓。
既然文帝与景帝的“三十税一”，解决不了人头税负担沉重的问题，汉帝国的百姓们便只好自寻出路。
这个出路，就是抛弃土地逃跑，不做编户齐民。晁错在给文帝的奏疏里对比了做农民和做商人的不同命运：农民要承担沉重的人头税，许多人落到“卖田宅鬻子孙”的地步；商人所要承担的“算赋”（人头税之一）虽然是农民的两倍，但他们通过贸易赚到的钱足以负担这些税赋，还可以过上“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的好日子。所以，现实是“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最后的结果就是农民纷纷把土地贱卖，然后成为流亡者。
针对这种现象，晁错给文帝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
提高粮食的市场价格
。具体操作方式是将粮食作为赏罚的工具，百姓只要向官府奉献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或免除罪罚。如此，富人们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会拿钱到市场上去买粮食；买的人多了，粮价就会上涨；粮价上涨，农户种地的收入就会增多。种地收入增多了，农夫们就会更愿意留在土地上做编户齐民，而不是逃走。（附带一提：文帝实施三十税一，其实只是为了配合晁错这套办法）
晁错此策可以给农民带来一些利益，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毕竟，人头税负担并未减轻，农民固然可以在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粮食，获得更多的金钱收入，但仍要面对“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等劳役征发——这些征发要占据时间，要占据劳动力，与鼓励农夫努力耕作其实是冲突的。更何况，朝廷也不可能一直卖爵位卖赎罪名额，人为抬升的粮价，最终还是会按市场规律回落。
好处是可以逃避徭役、兵役等种种人头税，坏处是要向豪民缴纳远高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的田租。
用王莽的话来总结就是：
“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
意即，在人头税负担无法减轻的前提下，田赋降为三十税一远不足以将百姓留在编户齐民之中，他们纷纷拔腿逃亡，连人带田地荫庇到豪民门下。拥有这些田地的豪民，给朝廷缴纳的田赋是三十分之一；耕种这些田地的百姓，给豪民缴纳的田租，则是十分之五。
简言之，只有理解了
西汉的人头税负担远大于田亩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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